《心之侦探》也找到了现代华人谋杀时间的九宗罪。
　　自从2007年带《包法利夫人们》开始内地巡回，今年已是第九个年头。当年，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戲剧演出，说是话剧不像话剧──章回式体裁代替起承转合；说是综艺不是综艺──原著小说中的人物仍贯穿整台戏。于是，观众发现，剧场也不那么像剧场，倒是更似三温暖浴室，阵阵喧嚣，身边发生的事情还原在舞台上，看上去无比亲近，但又无比疏离。忽然一阵狂风，台上剩下未被卷走的一片落叶，那是演员轮番演绎角色的独白，听到自遥远年代传来的心迹，却又使人觉得“人人都是包法利夫人”。
　　名著被搬上舞台，最费功夫有两点。一是，编导如何做到不是搬字过纸，而是找到个人观点和合法诠释。如同画家要把风景变成一幅画，他所看见的，就不能是别人所看见的。莫奈的睡莲，有人会说“画家是不是该配眼镜了”。戏剧也一样，如果由翻书到看戏，不过是由纸上的文字变成演员口中的台词，顶多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愈是家传户晓的名著，愈多读者把个人感受视为理所当然的唯一解读。一和二加起来，最容易忽略了第三个可能性的意义所在：它的时代性、社会性，是否能够通过戏剧这媒体的特性被突显，例如，一个戏剧导演怎样理解文本和戏剧手法的关系？
　　《包法利夫人们》曾被冠上“后设”“解构”等等的戏剧标签。之后，我与张艾嘉一个导一个编，合作了《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和《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当时的反应，既有喜出望外的──到底有故事可听，又有演员的表演可看；也有大表失望的──为什么不一直把“戏谑”般的风格演下去呢？两部以职场与房奴为主题的作品，在戏剧风格上给人的印象是太保守了──纵然，多年后，当观众在银幕上重看它们的“舞台映画”时，会发现它的实验色彩依然浓厚，只是，时间的距离并不发生在初识的时候，尤其，当“明星主演”被放大成商业的光环，创作上的许多尝试，不可避免被隐了形。
　　《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和《贾宝玉》其实都不是一板一眼的“搬上舞台”。《西厢记》的后花园来到今天，是“微博”，而《贾宝玉》的主人公，是以回归大观园来反射现代人的“没有记忆”。两位主演都是万千宠爱、大家念念不忘的，每每是他们在戏中的角色和情感。这也无可厚非，只是当“明星主演”的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三国》《红楼梦》《梁祝的继承者们》，就要由导演来承担票房的成王败寇。是以，由2013到2016的这三年间，如何诠释名著，再度掀开新一章。
　　而与2007年的《包法利夫人们》不同，今日的名著亦已身价大涨，因为随着潮流趋势，它们也受惠于网络文化、分众时代、粉丝经济的影响，跻身于IP的行列。
　　所以，今年年初创作的《心之侦探》，虽被一些观众看作是《包法利夫人们》后的“重续前缘”，在我看来，却是大相径庭。以福尔摩斯查案为题旨，形式上，它和《包法利夫人们》一样也是以每个人物的独白把有关彼此的事件串连起来。只是，九年前人们对于手机的需求还不似今天的依赖，或更直接地说，在今天，九年前的《包法利夫人们》剧中对于时间的处理──随心所欲地进出于现实和幻想，早已随着科技发展成为生活的常态。《心之侦探》应是一次预言之后另一个启示的出现，它诠释的，表面上是柯南道尔笔下脍炙人口的IP，可是，我作为导演心知肚明，创作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往前看。在这前提下，福尔摩斯、华生、莫瑞亚提、维金斯、哈德森太太、玛莉、艾琳艾德勒、雷斯垂德、麦考夫等九个人物和“时间”可以结下什么不解之缘，或不解之冤？唯有找到这一点，他们的故事才能真正打动活在130年后的观众：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BBC电视剧成功找到他们的“时间之钥”。《心之侦探》也找到了现代华人谋杀时间的九宗罪：手机、搜寻器、K歌、综艺、宠物、偶像剧、婚姻（礼）、美（甜）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