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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南京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顾奕俊
Answer：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
Q：非常感谢邱老师接受《青春》杂志的专访。据说您在少年时代就是《青春》的读者？
A：在十二三岁之前，我所受到的文学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古典传统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1984年前后，我读到了几份在全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其中就有《青春》。当时我在《青春》上读到一个部队作家写军人爱情的小说，看了以后很有感触：原来文学不仅仅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可以用来书写当下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文学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又从《青春》的读者转变为《青春》的作者，这是挺奇妙的事情。
Q：今年恰逢《青春》创刊四十周年。您如何评价《青春》这本老牌文学刊物？
A：假如让我给《青春》杂志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觉得，《青春》是改革开放40年当中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要阵地。《青春》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四小名旦”，因此我也希望《青春》杂志今后能继续发挥“四小名旦”的影响力，积极扶持青年作家。这本刊物既然名为《青春》，还是要多聚焦青年作家。况且江苏是文学大省，优秀的青年作家非常多。
Q：您从15岁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到今年已经35年了。能和我们谈谈文学与您的青春吗？
A：我最初的创作对象主要还是身边的同学朋友。那时候刚好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就会特别强烈。同时，我也有自己的困惑与苦闷。这时候，写作就成为一种对自我、对世界进行重新发现的方式。因为我出生在新疆，到了暑假，我也会去周边的牧区走一走，观察其他民族的生活状况。这期间，我写了不少练笔之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
Q：在您的长篇小说《时间的囚徒》里，您写过这样一段题记：“时间就像牢笼，/将我们固定在琥珀一样的东西里。/我们无法选择，/唯有承受，/然后，努力地活出自己。”您似乎一直以来就对“时间”有一种极其敏锐的感受力。
A：用一句话来讲：时间是一种有刻度的容器。而我们都是时间的动物，在“容器”里无法逃脱。比如今年是2019年，我们没办法选择跳过或忽略，只能身处其中去试图创造新的事物。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因此我在“中国屏风”系列（《单筒望远镜》《贾奈达之城》《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里，会去写1840年以后西方人在中国的经历体验。现在我还在写一些汉唐时期的历史小说。
Q：“1840”现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那么，您又是如何理解“1840”这个年份在“中国屏风”系列小说里的意义？
A：1840年是中国真正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和欧洲文明真正形成了正面碰撞。在趋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也摸索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当然，我勘探的还是相应历史时期中普通个体的命运，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么去考据历史的细节真伪。因为作家关心的永远是“人”。
Q：您晚近以来的小说常常会聚焦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您觉得您笔下的中产阶级，和厄普代克等人所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有什么区别？
A：中产阶级有一个比较通用的经济标准，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家庭观念、文化环境等方面都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太一样。但我相信，这两种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是一样的，人性中美好的部分与不美好的部分是一样的。
Q：假如说“中国屏风”系列指向的是历史，“北京时间”系列则是书写当下。您如何在这两类系列小说中确立“自我”的位置？
A：在小说中确立“自我”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刘心武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我的小说里有一个“我”，以及“我”的成长轨迹。他说了一句话：你的这些小说都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后来我就把我的写作分成两类：一类是“与生命共时空”。就是我作为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我所处的时代作出文学层面的反映与表达。另一種则是对历史展开想象，如“中国屏风”系列。
Q：去年您发表了《唯有大海不悲伤》《剑笈》等多篇小说。从题材来看，小说的跨度非常大，这在当下作家群体当中很少见。
A：2018年我写了几个小说系列，因为工作太忙，还没有全部完成。其一是想写10个侠客的故事。因为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6年武术，原来还是武术运动员，参加过很多全国比赛。有一次毕飞宇跟我说：华栋，你写武侠肯定能写好。我就开始动笔写古代侠客的故事。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清代，我选了10个朝代，每个朝代1篇。写侠客与所处社会、所处时代的关系。这是从传统的中国经验里找到的写作素材。加上我自身的经验（因为我练过武术），一般人可能写不出那种感觉。
我的另一个小说系列则和旅游有关。现如今，我们经常出去旅游。我就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中国人。有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是怎样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呢？同时我也听了很多故事，所以就打算写一系列中国人生活在国外的生活。但你又不能写得很“套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痛苦的事情。比如《唯有大海不悲伤》这篇小说，我写一个男人失去爱子，然后去太平洋潜水的故事。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就有一种潜水组织叫做“自由潜水”，他们经常相互约好去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潜水。这些人的生活尽管精彩，但同时生活中也都会有一定的缺失。我因此想写一系列“治愈系”小说。通过小说治愈心灵的创伤。《唯有大海不悲伤》一方面提供了很多潜水知识，比如你看过这个小说就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潜水了。另一方面，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人，失去了儿子，这其实也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他在自己孩子不幸身亡后，一直难以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的夫人当时正怀着二胎，听到噩耗后也流产了。这都是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苦痛。那么，不幸的人又该怎么去纾解这种苦痛？在小说里，我就写了一个男人通过潜水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这也是一个系列。现在我写了3篇，除了《唯有大海不悲伤》，还有《鳄鱼猎人》与《鹰的阴影》。《鳄鱼猎人》讲述华人在澳大利亚抓鳄鱼的故事。还有1篇《鹰的阴影》，写一对师兄弟跑到阿富汗附近去登山。师兄弟两人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在登山过程中，师兄向师弟传授了好多人生体悟。后来他俩被恐怖分子包围了。这其实都有真实事件作为参考依据。因为我国的登山家真的有人在阿富汗登山时被恐怖分子打死。这些都是信息，但我就把信息转化为一种审美的想象。 Q：也许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信息过于“拥挤”，我时常会听到作家抱怨难以获取有效的信息。您是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A：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信息化的想象》，显然，我们已经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包围。但绝大部分的信息其实是媒体强行“塞”给你的。比如你打开网络，就会跳出来一大堆热点新闻，但这些新闻可能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另一方面，新闻一直是作家写作的重要素材来源。文学恰恰是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次出发。美国有一个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她看一则两百来字的新闻就可以写出30万字的长篇。这需要足够深厚的写作功力。以我个人为例，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事记者工作，白天外出采访，晚上回到家就会将白天的采访素材，通过意象变形写出小说。上世纪90年代我所创作的很多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我在报社的经历。
作为作家，如果无法向读者提供有意思的东西，别人凭什么要读你的作品呢？我有一次在鲁院讲课也提到，一个作家要建立起自我的风格或特色，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处理信息。因此我觉得作家要想拿出“绝活”，就应该向读者提供一种有意思的信息。但这种信息是被审美处理过的、带有美感的。至于审美处理，我觉得想象力很重要，想象力有助于删选、整理信息。
Q：您于去年年底推出了《作家中的作家》一书，这本书其实也是您多年反复阅读国外文学经典后的思想积淀。在您看来，“作家中的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A：“作家中的作家”肯定是靠作品说话。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挑战了人类文学史的一些难度，突破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固有认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如此。再比如卡夫卡，他能把人类的境遇状况通过《变形记》这种方式写出来，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能够这样。而卡尔维诺的小说则具有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讲，如果你想要学习写作的经验与技巧，你就要多读这些“作家中的作家”。
Q：很多读者、评论家惊叹于您能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关于写作，关于阅读，您平常会有什么规划吗？
A：我每年都会制定一个读书、写作的计划。比如2018年12月31日，我就拟定了2019年的全年计划。一月份我要完成《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写作，大概是3万字。二月份的春节，我打算把武侠系列的剩余几篇写完。三月份，我要写一本《北京传》。此外，《唯有大海不悲伤》这一系列还差几篇小说，因为原本构思的是9篇小说。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基本是利用零碎时间将这些计划拼接起来。我也发明了一个办法，叫做“碎片连缀法”。利用碎片时间去阅读、写作，最终能完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全年计划。这也是我早年在报社工作时逐渐形成的。当记者的经历还是对我的日常阅读、写作颇有帮助。
Q：您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您年轻时非常“迷”长发飘飘的摇滚歌手，但有一天发现这些不羁的摇滚歌手也开始泡枸杞、走起“养生路线”，突然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我可以将这种感觉理解为“幻灭”吗？
A：倒不能说幻灭，就是有点荒诞感吧。一个人十岁二十岁的时候最为反叛，对于成人世界极度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志得意满的中年人。但有一天，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然后在镜子里看到本人的形象，突然就明白了：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不过一个人的内心与形貌也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尽管形貌可能变成了一个庸俗的中年人，但内在还是拥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Q：现在有一些呈现出“中年化”的青年作者，在他们作品里更多的是保守、世故，甚至是投机。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A：因为很多青年作家的人生经验非常有限，他必须得通过成长去慢慢展开自己的人生格局。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慢慢变得见多识广。当然，青年作家与青年作家的个体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能笼统而论。我想，每一个青年作家当务之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写作究竟是你的爱好，还是你的职业？
Q：说到文学的保守性，似乎也体现在当下读者的阅读接受层面。
A：我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时候，杂志有一期刊发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过了没多久，我的一个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打电话来质问：你们《人民文学》为什么要发郭敬明的小说？我说：郭敬明的小说怎么就不能发呢？你怎么能有这种心理定式呢？我觉得郭敬明的小说也是一种当代文学的样态，而且郭敬明也是年轻作家。《小时代2.0》是郭敬明对他所处时代的个人感受。小说中可能有拜物的成分，但必然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Q：平常是否会有青年写作者向您讨教如何提高自我的创作能力？您一般会给出哪些建议？
A：这样的青年写作者挺多的。我的建议还是多读多写吧。因为不多读书，你就没法激发出自身的创造能量。假如没有读过卡尔维诺，你就无法想象世界还有如此精彩的一面；假如没有读过博尔赫斯，你就难以想象小说的想象与知识能嫁接得这么棒；假如没有读过萨尔曼·拉什迪，你就不知道印度文学还有如此喧闹的一面，他能将“一千零一夜”的传统和印度人的喧哗，以及英国文学结合得这么出色。所以要多读书，起码你能见识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Q：您之前提出的“小说的大陆漂移假说”，引发了文化界的关注与讨论，能请您再简单介绍下吗？
A：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趋于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文学就在世界文学中。有个作家曾经问我：邱老师，为什么你对外国文学这么感兴趣？我说因为外国文学同样也是人的文学，你不能用地域来区分。“小说的大陆文学漂移假说”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百多年来，文学的主潮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地理转移。比如欧洲在二战前，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成熟，涌现出一大批伟大作家。而二战后，美国文学的繁荣也与美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关。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学又深刻影响到拉美文学，像马尔克斯等作家就冒了出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迅速发展。经历了40年，中国的变化很大，中国内部的活力影响着整个世界。无疑，中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也必然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Q：说到文学对于时代的反映，在您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您大力倡导“非虚构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专门开辟了相应栏目。之后梁鸿、李娟等作家也正是借助这一栏目获得广泛认可。应该说，“非虚构写作”也成为了当下文坛的热点现象。不过也有部分阅读者对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感到困惑。
A：我们发现现在的一些作家：有的人是缺乏行动能力，他除了待在屋子里写东西，根本不出去；有的人是缺乏写作能力。因此我们提倡作家要走向大地，写出一种新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与“虚构”最大的界线在于：“非虚构”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而“虚构”则更加强调故事的编织与艺术的创新。此外，我觉得“非虚构写作”要将情感降到零度，不要在写作过程中渲染太多的自我情感。当然，“非虚构”其实也是有情感的，但情感要埋得很深。
Q：网络文学与网络作家，似乎是我们讨论文学未来方向时无法避绕的另一种热点现象。您认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对于今后文学生态的演变会起到哪些影响？
A：尽管我们依据不同的媒介平台，区分出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但现在也出现了两者相互借鉴的新趋势。比如我认识一些传统作家，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通过想象力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更有意思。而网络作家也开始意识到“乱写”是根本不行的。我们现在非常期待，能不能在未来出现一种“新媒体新文学”。比如《魔戒》，比如《哈利·波特》。既能有新想象，可以建立在新媒体之上进行传播，同时又能结合传统文学的优点。
主持人 何平
责任编辑 李樯
附：邱华栋在《青春》发表作品目录
《热风》（小说），《青春》1990年第5期。
《急诊室》，《青春》1999年第4期。
《酒吧里的作家》（自我写真），《青春》1999年第4期。
邱华栋、马季：《邱华栋：城市感觉中的历史回望》，《青春》2007年第3期。
《庫特·冯尼古特：没有国家的人》，《青春》2009年第11期。
Answer：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
Q：非常感谢邱老师接受《青春》杂志的专访。据说您在少年时代就是《青春》的读者？
A：在十二三岁之前，我所受到的文学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古典传统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1984年前后，我读到了几份在全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其中就有《青春》。当时我在《青春》上读到一个部队作家写军人爱情的小说，看了以后很有感触：原来文学不仅仅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可以用来书写当下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文学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又从《青春》的读者转变为《青春》的作者，这是挺奇妙的事情。
Q：今年恰逢《青春》创刊四十周年。您如何评价《青春》这本老牌文学刊物？
A：假如让我给《青春》杂志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觉得，《青春》是改革开放40年当中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要阵地。《青春》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四小名旦”，因此我也希望《青春》杂志今后能继续发挥“四小名旦”的影响力，积极扶持青年作家。这本刊物既然名为《青春》，还是要多聚焦青年作家。况且江苏是文学大省，优秀的青年作家非常多。
Q：您从15岁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到今年已经35年了。能和我们谈谈文学与您的青春吗？
A：我最初的创作对象主要还是身边的同学朋友。那时候刚好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就会特别强烈。同时，我也有自己的困惑与苦闷。这时候，写作就成为一种对自我、对世界进行重新发现的方式。因为我出生在新疆，到了暑假，我也会去周边的牧区走一走，观察其他民族的生活状况。这期间，我写了不少练笔之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
Q：在您的长篇小说《时间的囚徒》里，您写过这样一段题记：“时间就像牢笼，/将我们固定在琥珀一样的东西里。/我们无法选择，/唯有承受，/然后，努力地活出自己。”您似乎一直以来就对“时间”有一种极其敏锐的感受力。
A：用一句话来讲：时间是一种有刻度的容器。而我们都是时间的动物，在“容器”里无法逃脱。比如今年是2019年，我们没办法选择跳过或忽略，只能身处其中去试图创造新的事物。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因此我在“中国屏风”系列（《单筒望远镜》《贾奈达之城》《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里，会去写1840年以后西方人在中国的经历体验。现在我还在写一些汉唐时期的历史小说。
Q：“1840”现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那么，您又是如何理解“1840”这个年份在“中国屏风”系列小说里的意义？
A：1840年是中国真正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和欧洲文明真正形成了正面碰撞。在趋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也摸索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当然，我勘探的还是相应历史时期中普通个体的命运，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么去考据历史的细节真伪。因为作家关心的永远是“人”。
Q：您晚近以来的小说常常会聚焦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您觉得您笔下的中产阶级，和厄普代克等人所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有什么区别？
A：中产阶级有一个比较通用的经济标准，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家庭观念、文化环境等方面都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太一样。但我相信，这两种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是一样的，人性中美好的部分与不美好的部分是一样的。
Q：假如说“中国屏风”系列指向的是历史，“北京时间”系列则是书写当下。您如何在这两类系列小说中确立“自我”的位置？
A：在小说中确立“自我”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刘心武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我的小说里有一个“我”，以及“我”的成长轨迹。他说了一句话：你的这些小说都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后来我就把我的写作分成两类：一类是“与生命共时空”。就是我作为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我所处的时代作出文学层面的反映与表达。另一種则是对历史展开想象，如“中国屏风”系列。
Q：去年您发表了《唯有大海不悲伤》《剑笈》等多篇小说。从题材来看，小说的跨度非常大，这在当下作家群体当中很少见。
A：2018年我写了几个小说系列，因为工作太忙，还没有全部完成。其一是想写10个侠客的故事。因为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6年武术，原来还是武术运动员，参加过很多全国比赛。有一次毕飞宇跟我说：华栋，你写武侠肯定能写好。我就开始动笔写古代侠客的故事。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清代，我选了10个朝代，每个朝代1篇。写侠客与所处社会、所处时代的关系。这是从传统的中国经验里找到的写作素材。加上我自身的经验（因为我练过武术），一般人可能写不出那种感觉。
我的另一个小说系列则和旅游有关。现如今，我们经常出去旅游。我就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中国人。有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是怎样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呢？同时我也听了很多故事，所以就打算写一系列中国人生活在国外的生活。但你又不能写得很“套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痛苦的事情。比如《唯有大海不悲伤》这篇小说，我写一个男人失去爱子，然后去太平洋潜水的故事。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就有一种潜水组织叫做“自由潜水”，他们经常相互约好去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潜水。这些人的生活尽管精彩，但同时生活中也都会有一定的缺失。我因此想写一系列“治愈系”小说。通过小说治愈心灵的创伤。《唯有大海不悲伤》一方面提供了很多潜水知识，比如你看过这个小说就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潜水了。另一方面，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人，失去了儿子，这其实也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他在自己孩子不幸身亡后，一直难以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的夫人当时正怀着二胎，听到噩耗后也流产了。这都是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苦痛。那么，不幸的人又该怎么去纾解这种苦痛？在小说里，我就写了一个男人通过潜水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这也是一个系列。现在我写了3篇，除了《唯有大海不悲伤》，还有《鳄鱼猎人》与《鹰的阴影》。《鳄鱼猎人》讲述华人在澳大利亚抓鳄鱼的故事。还有1篇《鹰的阴影》，写一对师兄弟跑到阿富汗附近去登山。师兄弟两人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在登山过程中，师兄向师弟传授了好多人生体悟。后来他俩被恐怖分子包围了。这其实都有真实事件作为参考依据。因为我国的登山家真的有人在阿富汗登山时被恐怖分子打死。这些都是信息，但我就把信息转化为一种审美的想象。 Q：也许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信息过于“拥挤”，我时常会听到作家抱怨难以获取有效的信息。您是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A：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信息化的想象》，显然，我们已经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包围。但绝大部分的信息其实是媒体强行“塞”给你的。比如你打开网络，就会跳出来一大堆热点新闻，但这些新闻可能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另一方面，新闻一直是作家写作的重要素材来源。文学恰恰是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次出发。美国有一个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她看一则两百来字的新闻就可以写出30万字的长篇。这需要足够深厚的写作功力。以我个人为例，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事记者工作，白天外出采访，晚上回到家就会将白天的采访素材，通过意象变形写出小说。上世纪90年代我所创作的很多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我在报社的经历。
作为作家，如果无法向读者提供有意思的东西，别人凭什么要读你的作品呢？我有一次在鲁院讲课也提到，一个作家要建立起自我的风格或特色，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处理信息。因此我觉得作家要想拿出“绝活”，就应该向读者提供一种有意思的信息。但这种信息是被审美处理过的、带有美感的。至于审美处理，我觉得想象力很重要，想象力有助于删选、整理信息。
Q：您于去年年底推出了《作家中的作家》一书，这本书其实也是您多年反复阅读国外文学经典后的思想积淀。在您看来，“作家中的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A：“作家中的作家”肯定是靠作品说话。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挑战了人类文学史的一些难度，突破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固有认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如此。再比如卡夫卡，他能把人类的境遇状况通过《变形记》这种方式写出来，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能够这样。而卡尔维诺的小说则具有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讲，如果你想要学习写作的经验与技巧，你就要多读这些“作家中的作家”。
Q：很多读者、评论家惊叹于您能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关于写作，关于阅读，您平常会有什么规划吗？
A：我每年都会制定一个读书、写作的计划。比如2018年12月31日，我就拟定了2019年的全年计划。一月份我要完成《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写作，大概是3万字。二月份的春节，我打算把武侠系列的剩余几篇写完。三月份，我要写一本《北京传》。此外，《唯有大海不悲伤》这一系列还差几篇小说，因为原本构思的是9篇小说。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基本是利用零碎时间将这些计划拼接起来。我也发明了一个办法，叫做“碎片连缀法”。利用碎片时间去阅读、写作，最终能完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全年计划。这也是我早年在报社工作时逐渐形成的。当记者的经历还是对我的日常阅读、写作颇有帮助。
Q：您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您年轻时非常“迷”长发飘飘的摇滚歌手，但有一天发现这些不羁的摇滚歌手也开始泡枸杞、走起“养生路线”，突然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我可以将这种感觉理解为“幻灭”吗？
A：倒不能说幻灭，就是有点荒诞感吧。一个人十岁二十岁的时候最为反叛，对于成人世界极度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志得意满的中年人。但有一天，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然后在镜子里看到本人的形象，突然就明白了：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不过一个人的内心与形貌也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尽管形貌可能变成了一个庸俗的中年人，但内在还是拥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Q：现在有一些呈现出“中年化”的青年作者，在他们作品里更多的是保守、世故，甚至是投机。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A：因为很多青年作家的人生经验非常有限，他必须得通过成长去慢慢展开自己的人生格局。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慢慢变得见多识广。当然，青年作家与青年作家的个体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能笼统而论。我想，每一个青年作家当务之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写作究竟是你的爱好，还是你的职业？
Q：说到文学的保守性，似乎也体现在当下读者的阅读接受层面。
A：我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时候，杂志有一期刊发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过了没多久，我的一个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打电话来质问：你们《人民文学》为什么要发郭敬明的小说？我说：郭敬明的小说怎么就不能发呢？你怎么能有这种心理定式呢？我觉得郭敬明的小说也是一种当代文学的样态，而且郭敬明也是年轻作家。《小时代2.0》是郭敬明对他所处时代的个人感受。小说中可能有拜物的成分，但必然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Q：平常是否会有青年写作者向您讨教如何提高自我的创作能力？您一般会给出哪些建议？
A：这样的青年写作者挺多的。我的建议还是多读多写吧。因为不多读书，你就没法激发出自身的创造能量。假如没有读过卡尔维诺，你就无法想象世界还有如此精彩的一面；假如没有读过博尔赫斯，你就难以想象小说的想象与知识能嫁接得这么棒；假如没有读过萨尔曼·拉什迪，你就不知道印度文学还有如此喧闹的一面，他能将“一千零一夜”的传统和印度人的喧哗，以及英国文学结合得这么出色。所以要多读书，起码你能见识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Q：您之前提出的“小说的大陆漂移假说”，引发了文化界的关注与讨论，能请您再简单介绍下吗？
A：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趋于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文学就在世界文学中。有个作家曾经问我：邱老师，为什么你对外国文学这么感兴趣？我说因为外国文学同样也是人的文学，你不能用地域来区分。“小说的大陆文学漂移假说”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百多年来，文学的主潮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地理转移。比如欧洲在二战前，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成熟，涌现出一大批伟大作家。而二战后，美国文学的繁荣也与美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关。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学又深刻影响到拉美文学，像马尔克斯等作家就冒了出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迅速发展。经历了40年，中国的变化很大，中国内部的活力影响着整个世界。无疑，中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也必然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Q：说到文学对于时代的反映，在您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您大力倡导“非虚构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专门开辟了相应栏目。之后梁鸿、李娟等作家也正是借助这一栏目获得广泛认可。应该说，“非虚构写作”也成为了当下文坛的热点现象。不过也有部分阅读者对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感到困惑。
A：我们发现现在的一些作家：有的人是缺乏行动能力，他除了待在屋子里写东西，根本不出去；有的人是缺乏写作能力。因此我们提倡作家要走向大地，写出一种新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与“虚构”最大的界线在于：“非虚构”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而“虚构”则更加强调故事的编织与艺术的创新。此外，我觉得“非虚构写作”要将情感降到零度，不要在写作过程中渲染太多的自我情感。当然，“非虚构”其实也是有情感的，但情感要埋得很深。
Q：网络文学与网络作家，似乎是我们讨论文学未来方向时无法避绕的另一种热点现象。您认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对于今后文学生态的演变会起到哪些影响？
A：尽管我们依据不同的媒介平台，区分出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但现在也出现了两者相互借鉴的新趋势。比如我认识一些传统作家，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通过想象力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更有意思。而网络作家也开始意识到“乱写”是根本不行的。我们现在非常期待，能不能在未来出现一种“新媒体新文学”。比如《魔戒》，比如《哈利·波特》。既能有新想象，可以建立在新媒体之上进行传播，同时又能结合传统文学的优点。
主持人 何平
责任编辑 李樯
附：邱华栋在《青春》发表作品目录
《热风》（小说），《青春》1990年第5期。
《急诊室》，《青春》1999年第4期。
《酒吧里的作家》（自我写真），《青春》1999年第4期。
邱华栋、马季：《邱华栋：城市感觉中的历史回望》，《青春》2007年第3期。
《庫特·冯尼古特：没有国家的人》，《青春》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