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曾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被开除党籍，自杀时年仅49岁。而本文系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口述整理，向人们讲述了高岗安葬时鲜为人知的情况。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8月17日，高岗因服下过量安眠药，早上抢救无效死亡。
　　高岗死后周总理召开会议
　　8月17日上午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赵家梁，高岗的秘书）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药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共19人的名单。周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当晚8点半，周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要求必须本人准时参加，但却没说开什么会。
　　那时，周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唯独这次是例外，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尸体解剖证实系自杀
　　8点半，人都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就在这里进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进行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来。
　　当晚10点多，大厅四面的壁灯和中央三盏树型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走廊，则显得昏暗凄凉。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经过走廊，来到大厅。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沾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而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胶囊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安葬之后立下无字碑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恩来“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
　　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车上的人都神态严肃，不说话，更不谈笑。
　　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在郊外飞驰，路宽人稀，迎面扑来凉风习习，使人不觉烈日之可畏。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地、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百年潮》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