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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乡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平原省省会，馆藏文物品种繁多、种类丰富。在众多馆藏文物中，有两件器物因其器身铸有相同“子龙”铭文而引人深思，备受关注。本文以馆藏“子龙”圆鼎和“子龙”铜戈为切入点，以求通过对两件文物的描述与赏析，从而对其铭文及相关性进行梳理。
◆关键词：“子龙”铭文;青铜重器;新乡市博物馆
一、馆藏两件“子龙”器物赏析
1.青铜重器—“子龙”圆鼎
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器演变而来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自从青铜鼎出现后，便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利器。新乡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重器——“子龙鼎”（复制品），它通高1.03米，重达230公斤，据说于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
该器物形体巨大，造型雄伟，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青铜鼎作为国家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成为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传国重器。而青铜鼎上与王权、神权结合而成的纹饰，神秘、独特，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浓厚神秘氛围，对后来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过古代文明的见证和重要的文化载体。该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器身纹饰图案是庄严、神秘的兽面纹。它与著名的“后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同出于河南，堪称商代的“重器双壁”。因器身内壁近口缘处铸有“子龙”二字铭文而得名。除了其表面纹饰外，该鼎背后的流传经历更为扑朔迷离。据传，它在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新乡市辉县。出土后即由日本专门从事贩卖中国文物的商社运入日本。一直到2004年一次日本人的私人藏品展览中露面。直到2006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文化部联合开展征集工作，这件文物才顺利回国。原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此鼎无论是从铸造技术，还是造型艺术来说，均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2.青铜生辉——“子龙”铜戈
戈是古代兵器中的一种“勾兵”，用于钩杀。由铜制的戈头、木或竹柲，柲上端的柲冒和下端的铜鐏四部分构成。其主要刃部称“援”;嵌入木柲的部分称“内”。依据其“内”部形式的不同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
这件“子龙”铜戈为銎内戈，纵23.5cm，横6cm，由青铜铸造而成。由于青铜器是由红铜、加入铅、锡组成的合金，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金属，本色是金灿灿的，所以青铜在古代又被称为“金”或“吉金”。青铜具有熔点低、质地坚硬、易于铸造等优势，在商周时期被广泛使用。在《考工记》一书中，就有“金有六齐”的说法，其实就是古代冶炼青铜的六种铜与锡的配比，制作不同的青铜器有着不同的铜锡比例，比如制作钟鼎之类的器物，铜锡比例约为5：1，而制作戈戟之类的兵器，铜锡比例则为3：1。加入锡的比例越大，铜的硬度也就越大。这件“子龙”铜戈中部起脊，銎部孔呈椭圆形，后内扁平，一面饰兽面纹，另一面铸“子龙”二字铭文，从字形上来看，“子”字就像是一个奔跑的孩子，活泼而有动感，而“龙”字更像一条腾空的神龙，形象而又神秘。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对于我们研究商代晚期人文、历史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古代常用的一种兵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石质或玉质的戈，进入青铜时代，铜戈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在商代的战争中，铜戈几乎装配到了每一个士兵的手中，也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先进武器。《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件“子龙”铜戈历经3000年却依然保存完整，展示了商代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二、“子龙”铭文及新乡在商周时期地位
1.两件“子龙”铭文器物对比研究
两者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形几乎相同，“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生动传神。专家认为“子龙”为商代部族的称谓，“子龙鼎”与“子龙”戈应有同人或同族的联系。它可能是商末周初龙文化信仰的一种表现。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专家认为：“子龙鼎、子龙戈为同一个主人应该是商末的王子或一个强族。”他认为“‘子龙’的写法或许还与‘子龚’有关。”“共”与“龚”通假，再加之“子龙”青铜戈加以佐证。也可证明日本收藏家所说的“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
2.新乡在商周时期地位考释
牧野地区作为先商部族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证明，夏朝时，先商部族就活跃在牧野大地上。鸣条之役，商汤革夏建立商王朝后，牧野地区处于早商郑州和晚商安阳的中间地带，是商王室统治中心区域。除了这两件带有“子龙”铭文的器物外，在新乡市博物馆还收藏有很多出土于辉县的青铜重器，如：辉县褚邱出土的“妇婥”组器、带有商代第十四代王“祖辛”二字铭文的青铜卣等。考古发现证实，辉县在商代为“畿内地”，这些造型繁复、纹饰精美、铸造技术高超的青铜器，从侧面反映出辉县自商代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市井繁荣、人丁兴旺的重要商埠和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当时新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面貌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子龙”铭文;青铜重器;新乡市博物馆
一、馆藏两件“子龙”器物赏析
1.青铜重器—“子龙”圆鼎
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器演变而来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自从青铜鼎出现后，便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利器。新乡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重器——“子龙鼎”（复制品），它通高1.03米，重达230公斤，据说于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
该器物形体巨大，造型雄伟，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青铜鼎作为国家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成为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传国重器。而青铜鼎上与王权、神权结合而成的纹饰，神秘、独特，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浓厚神秘氛围，对后来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过古代文明的见证和重要的文化载体。该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器身纹饰图案是庄严、神秘的兽面纹。它与著名的“后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同出于河南，堪称商代的“重器双壁”。因器身内壁近口缘处铸有“子龙”二字铭文而得名。除了其表面纹饰外，该鼎背后的流传经历更为扑朔迷离。据传，它在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新乡市辉县。出土后即由日本专门从事贩卖中国文物的商社运入日本。一直到2004年一次日本人的私人藏品展览中露面。直到2006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文化部联合开展征集工作，这件文物才顺利回国。原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此鼎无论是从铸造技术，还是造型艺术来说，均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2.青铜生辉——“子龙”铜戈
戈是古代兵器中的一种“勾兵”，用于钩杀。由铜制的戈头、木或竹柲，柲上端的柲冒和下端的铜鐏四部分构成。其主要刃部称“援”;嵌入木柲的部分称“内”。依据其“内”部形式的不同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
这件“子龙”铜戈为銎内戈，纵23.5cm，横6cm，由青铜铸造而成。由于青铜器是由红铜、加入铅、锡组成的合金，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金属，本色是金灿灿的，所以青铜在古代又被称为“金”或“吉金”。青铜具有熔点低、质地坚硬、易于铸造等优势，在商周时期被广泛使用。在《考工记》一书中，就有“金有六齐”的说法，其实就是古代冶炼青铜的六种铜与锡的配比，制作不同的青铜器有着不同的铜锡比例，比如制作钟鼎之类的器物，铜锡比例约为5：1，而制作戈戟之类的兵器，铜锡比例则为3：1。加入锡的比例越大，铜的硬度也就越大。这件“子龙”铜戈中部起脊，銎部孔呈椭圆形，后内扁平，一面饰兽面纹，另一面铸“子龙”二字铭文，从字形上来看，“子”字就像是一个奔跑的孩子，活泼而有动感，而“龙”字更像一条腾空的神龙，形象而又神秘。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对于我们研究商代晚期人文、历史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古代常用的一种兵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石质或玉质的戈，进入青铜时代，铜戈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在商代的战争中，铜戈几乎装配到了每一个士兵的手中，也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先进武器。《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件“子龙”铜戈历经3000年却依然保存完整，展示了商代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二、“子龙”铭文及新乡在商周时期地位
1.两件“子龙”铭文器物对比研究
两者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形几乎相同，“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生动传神。专家认为“子龙”为商代部族的称谓，“子龙鼎”与“子龙”戈应有同人或同族的联系。它可能是商末周初龙文化信仰的一种表现。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专家认为：“子龙鼎、子龙戈为同一个主人应该是商末的王子或一个强族。”他认为“‘子龙’的写法或许还与‘子龚’有关。”“共”与“龚”通假，再加之“子龙”青铜戈加以佐证。也可证明日本收藏家所说的“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
2.新乡在商周时期地位考释
牧野地区作为先商部族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证明，夏朝时，先商部族就活跃在牧野大地上。鸣条之役，商汤革夏建立商王朝后，牧野地区处于早商郑州和晚商安阳的中间地带，是商王室统治中心区域。除了这两件带有“子龙”铭文的器物外，在新乡市博物馆还收藏有很多出土于辉县的青铜重器，如：辉县褚邱出土的“妇婥”组器、带有商代第十四代王“祖辛”二字铭文的青铜卣等。考古发现证实，辉县在商代为“畿内地”，这些造型繁复、纹饰精美、铸造技术高超的青铜器，从侧面反映出辉县自商代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市井繁荣、人丁兴旺的重要商埠和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当时新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面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