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流域洪水肆虐，沧海横流；东北松花江、嫩江流域也是洪涛滚滚，一片汪洋。今年水灾与历史上的水灾有哪些异同，做一番对比，也许能给人一些启迪。为此，记者走访了我国著名灾荒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
　　记者：能否对今年的水灾和旧中国的大水作一比较，如有相似的灾情，请对损失情况作一介绍。
　　李文海：今年的水灾和1931年的水灾非常相似。都是全国性的大水灾，都是从南到北先后出现洪水，灾情十分严重。水灾尽管相似，但造成的后果和损失迥然不同。1931年武汉在水位28.28米时决口，全城被淹月余，自武汉以下一直到南京，大中城市几乎无一能幸免。据统计，1931年被洪水淹死的居民至少有42万人之多。洪水过后，几千万人流离失所，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不计其数，仅武汉每天就死掉上千人。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5倍。而今年这么大的洪水我们目前尚没有一个城市因决口而被淹，更没有因饥饿或瘟疫而死人。
　　记者：这两次洪灾来临时，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政府行为有什么不同?
　　李文海：在这两次洪灾面前，“政府行为”的对比非常鲜明。1931年江淮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正在南昌主持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8月17日，武汉被大水最后淹没的时候，蒋介石从南昌飞往上海。9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而重点仍然是“弭乱”，对水灾，则称此属“非人力所能捍御”。而当时的武汉市长除了求天保佑之外，竟无所作为。而这次洪灾，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纷纷奔赴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而且都是最危险的堤段。在这次抗洪救灾中，我们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力。13余万部队官兵和数百万干部群众上了堤。在灾害面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威力。
　　记者：同样的大水灾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境况，历史可以告诉后人什么?
　　李文海：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很重要。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国民党军政当局挪用水利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武汉的情形尤其典型，第一个挪用该项资金者即蒋中正。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将湖北1000多万积存金挪作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的军费。这笔水利经费的挪用，是酿成武汉大水灾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舆论在总结水灾的原因时就指出，除了天灾，更有人祸。而新中国建立以来，水灾虽然损失很大，但由于政治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有广泛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