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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卸任中國驻法国大使后，吴建民回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这之后，一方面吴建民扮演着一个干实事的院长和严师角色；另一方面，吴建民开始不停地在国内外奔走，尤其是在2008年卸任外交学院院长正式退居二线后，“退而不休”的吴建民较之此前在公众平台的发声更为频繁，也更为直率。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名，同时也让他一次次陷入争议和舆论漩涡当中。
刚到外交学院没多久，吴建民就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凭借着多年积累人脉，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人最少200万以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五年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而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建民在到任院长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在2003年9月到12月的3个月时间里，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施瓦布等在外交学院开讲。在其任内的五年里，这一讲座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成为北京高校圈的一个知名品牌。但可惜在其离任后，讲座未能延续。
在其外交学院院长任内，吴建民还亲自授课，给本科生讲授“外交案例”和“交流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以旁听。2006年成为吴建民博士生的任远哲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既感受到吴建民的博学和开阔视野，也领教了他的严厉。
在遇到有学生上课说话或注意力不集中时，吴建民的目光会扫过去，如果眼神示意不起作用，他会直接把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并进行批评，“有把学生批评得当场落泪的”。但到了课后，他往往又会和学生交流，并稍作安抚。
因为在推动学校建设上不遗余力，吴建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非议。
但吴建民更大的争议在校园之外。
从大使任上退休之后，吴建民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这让他被贴上了“鸽派”的标签，甚至遭到“汉奸”等谩骂；此外，由于他的活跃和敢言，并常在演讲中引用中外历史知识以古喻今，也在外交系统内和学术圈受到一些逻辑不够严谨或者“爱出风头”的质疑和非议。
2014年7月和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的电视辩论，以及几个月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争论，成为近两年围绕着吴建民最受关注的两场争议。
在和罗援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并称“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而在今年3月的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称对方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这场辩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之间的辩论”。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在备受争议的这些年里，吴建民经常面对尖锐问题，也时常在公开场合与意见不同方展开辩论，但对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论，外界看不到他有任何回应。
谈及自己的忙碌和高曝光率，吴建民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是名学者，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国际事务的视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因此要多向老百姓介绍外交。现在是大辩论的时代，我讲话也是一家之言，但各种看法都还要通过实践来考验，包括我所讲的。”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吴建民的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近期，吴建民在多个场合频频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声，警告其潜在危险。
对此，任远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吴建民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不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只有兼济天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很多人总以为吴建民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郑永年将吴建民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
“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郑永年称。
在吴建民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微信上写下几句话：“吴建民大使是伟大的爱国者，有丰富外交阅历，在国际舞台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为培养年轻英才不遗余力，以77（岁）高龄奔走二轨外交，挚友突然远行令我不胜哀悼之至矣！”而龙永图则手书：“怀念吴建民：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师。”
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自己曾就“鸽派”和“鹰派”之争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只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赵启正和龙永图是近十年来与吴建民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最多的人。在传播交流学的场合，赵启正和吴建民时常一起出现，两人还多次联合出版关于交流学的书。而龙永图和吴建民一起出现的场合多是关于人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方面以及经济创新领域。
“有一次，他曾专门约我到他办公室长谈，他说现在中国需要民间外交，特别需要将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组织起来推动二轨外交。我们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前商务参赞等专业人士的作用，交流如何致力于促进中国智库建立‘旋转门’机制。”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86岁的知名学者资中筠女士“特别震动”，专程赶到了6月19日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新书发布会。资中筠在会上表示，吴建民强调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在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资中筠说。
她还认为，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确实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对外说话有时是要有口径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我觉得很难交流。吴建民是按常识和人情说话的。”
最近几年和吴建民有过几次接触的资中筠还看重吴建民的风度，“作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他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因为有些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外交官好像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是心里想着怎么跟国内交代，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要是软的话，一定要挨批，硬的话不会挨批，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
“吴建民大使身上有着中国辩论场中难得的绅士风度。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他一直坚持温和和理性的表达，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的，并且作为体制内官员，不惧怕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会长刘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刚到外交学院没多久，吴建民就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凭借着多年积累人脉，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人最少200万以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五年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而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建民在到任院长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在2003年9月到12月的3个月时间里，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施瓦布等在外交学院开讲。在其任内的五年里，这一讲座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成为北京高校圈的一个知名品牌。但可惜在其离任后，讲座未能延续。
在其外交学院院长任内，吴建民还亲自授课，给本科生讲授“外交案例”和“交流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以旁听。2006年成为吴建民博士生的任远哲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既感受到吴建民的博学和开阔视野，也领教了他的严厉。
在遇到有学生上课说话或注意力不集中时，吴建民的目光会扫过去，如果眼神示意不起作用，他会直接把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并进行批评，“有把学生批评得当场落泪的”。但到了课后，他往往又会和学生交流，并稍作安抚。
因为在推动学校建设上不遗余力，吴建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非议。
但吴建民更大的争议在校园之外。
从大使任上退休之后，吴建民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这让他被贴上了“鸽派”的标签，甚至遭到“汉奸”等谩骂；此外，由于他的活跃和敢言，并常在演讲中引用中外历史知识以古喻今，也在外交系统内和学术圈受到一些逻辑不够严谨或者“爱出风头”的质疑和非议。
2014年7月和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的电视辩论，以及几个月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争论，成为近两年围绕着吴建民最受关注的两场争议。
在和罗援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并称“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而在今年3月的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称对方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这场辩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之间的辩论”。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在备受争议的这些年里，吴建民经常面对尖锐问题，也时常在公开场合与意见不同方展开辩论，但对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论，外界看不到他有任何回应。
谈及自己的忙碌和高曝光率，吴建民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是名学者，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国际事务的视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因此要多向老百姓介绍外交。现在是大辩论的时代，我讲话也是一家之言，但各种看法都还要通过实践来考验，包括我所讲的。”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吴建民的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近期，吴建民在多个场合频频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声，警告其潜在危险。
对此，任远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吴建民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不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只有兼济天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很多人总以为吴建民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郑永年将吴建民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
“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郑永年称。
在吴建民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微信上写下几句话：“吴建民大使是伟大的爱国者，有丰富外交阅历，在国际舞台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为培养年轻英才不遗余力，以77（岁）高龄奔走二轨外交，挚友突然远行令我不胜哀悼之至矣！”而龙永图则手书：“怀念吴建民：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师。”
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自己曾就“鸽派”和“鹰派”之争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只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赵启正和龙永图是近十年来与吴建民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最多的人。在传播交流学的场合，赵启正和吴建民时常一起出现，两人还多次联合出版关于交流学的书。而龙永图和吴建民一起出现的场合多是关于人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方面以及经济创新领域。
“有一次，他曾专门约我到他办公室长谈，他说现在中国需要民间外交，特别需要将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组织起来推动二轨外交。我们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前商务参赞等专业人士的作用，交流如何致力于促进中国智库建立‘旋转门’机制。”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86岁的知名学者资中筠女士“特别震动”，专程赶到了6月19日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新书发布会。资中筠在会上表示，吴建民强调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在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资中筠说。
她还认为，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确实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对外说话有时是要有口径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我觉得很难交流。吴建民是按常识和人情说话的。”
最近几年和吴建民有过几次接触的资中筠还看重吴建民的风度，“作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他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因为有些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外交官好像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是心里想着怎么跟国内交代，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要是软的话，一定要挨批，硬的话不会挨批，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
“吴建民大使身上有着中国辩论场中难得的绅士风度。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他一直坚持温和和理性的表达，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的，并且作为体制内官员，不惧怕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会长刘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