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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10—1930年間，中国东北暴发了两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肺鼠疫，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国的政界、医疗、媒体人士介入其中。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这些国际团体和个人转化为支援中国东北抗疫、防疫的积极力量，并协助中国建立了高度国际化的卫生防疫体系。借此，国际卫生防疫力量逐步摆脱了地缘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实现了跨界交流与合作，开启了卫生防疫全球化的进程。
关键词 1910—1930，中国东北鼠疫，国际卫生防疫体系，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24-10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增加，学界对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鼠疫多有追溯，①独对其所引发的卫生防疫全球化趋势鲜有涉及。在疾病领域，“全球化”似早已开始。伊曼纽尔·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指出，“‘世界微生物统一的第一次大暴发’发生在1300—1650年之间。这个时代也是天花、麻疹和梅毒在世界上迅速传播的灾难性时代。人类活动的增长，征服、贸易和旅行，是这一进程实现的关键因素”。②然而，人类对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认知远远落后于疾病本身，遑论防疫。直至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肺鼠疫客观上形成了一股强大推力，推动了现代防疫医学的跨界研究，并逐步实现了独立于地缘政治、经济之外的国际医学力量的联合。
一、1910—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
大流行前后的国际干预与协作
近代以前，因医学常识欠缺，人类对鼠疫的认知十分模糊。据史料推测，6世纪查士丁尼的大瘟疫很可能就是肺鼠疫，而1348年从意大利向北流行、夺去了英格兰1/2至2/3人口的黑死病应是腺鼠疫。③1666年伦敦大火烧死了所有啮齿类动物，黑死病随即终止，人们才意识到老鼠可能是该疫的罪魁祸首。其后，鼠疫时强时弱地流行于亚述、阿拉伯半岛以及与苏阿金接壤的红海、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东北部、环里海的南部海岸、乌干达、尼亚萨的西南海岸;喜马拉雅山脉低坡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加瓦尔和库马，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侧，靠近外蒙古和中国东北边界的索伦口;北部湾以北的中国云南等地。①直至19世纪末，随着解剖学和微生物学的兴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学者开始了鼠疫流行病学研究。因鼠疫流行区域广泛等诸多因素，相关研究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国际色彩。1894年，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从死者身上分离出鼠疫杆菌，从此该疫被正式定名为鼠疫;同期赴港的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也官宣发现了鼠疫杆菌，但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此后，鼠疫几乎连年小规模暴发。为寻找疫源，一些学者到俄罗斯东南部、印度孟买、跨贝加尔连同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外加江东六十四屯和库页岛，以及蒙古东北部、伏尔加河下游和乌拉尔河等疫区开展调查，认定“腺鼠疫是常见类型，而肺鼠疫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鼠疫”。②该观点一直持续到1910年中国东北暴发肺鼠疫时。
1910年肺鼠疫暴发之前，中国东北“既无负责任的医官，也无令人满意的基础统计数据。（只有）沈阳的传教士医院和药房覆盖面相对较广，一年能对约5万名患者和约1000名非患者提供医疗报务”。③囿于传统观念，传教士医院亦困难重重，前来就医的中国患者多是出于猎奇或是绝望的最后一搏。④而中国东北北部的经济发展与医疗卫生的矛盾更为突出，黑龙江流域的淘金热、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的建设，吸引了大批来自河北、山东的季节性移民。这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没有任何医疗卫生设施的封闭茅舍，夜晚同睡在通炕上，跳蚤、虱子肆虐，成为传染病的天然温床。
1910年9月，鼠疫最早在满洲里周边捕杀土拨鼠的中国人中出现。当时从赤塔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线路是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在哈尔滨南下至大连，并连起山海关至牛庄线。这条国际铁路在方便了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加了瘟疫跨境传播的风险。10月25日，俄铁路官员在满洲里火车站发现两名中国人出现肺炎症状，一名在夜间死亡，中东铁路卫生员立即对之尸检，验出死者体内有大量鼠疫杆菌;同一天，9名同样症状的中国人死亡，而这几位中国死者皆与土拨鼠猎人有过接触，俄检验出其死于毒性更强的肺鼠疫。⑤11月4日，满洲里车站的一名俄国员工染疫不治。俄政府立即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勒令曾与之接触的535人接受观察。⑥“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乘火车向南逃窜，导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中转站哈尔滨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疫情尤重”。中国人聚居的道里、道外区的卫生条件远低于哈尔滨俄国社区，致使鼠疫在此集中暴发，第一例鼠疫死亡病例发现于10月27日，之后死者激增，绝大多数是中国工人。至11月23日，铁路沿线已有391例死亡，其中俄国8例。⑦
鼠疫暴发之初，俄国就介入其中，名医达尼洛·扎伯洛特尼（Данило заберлотни，1866—1929）即从圣彼得堡赶到哈尔滨，但他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积极推进预防措施和实验室研究。他主张的对感染者与疑似病例的严格隔离和彻查使中国民众产生了本能排斥，中国人对俄国的恐惧甚至和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一样强烈。⑧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进入俄国鼠疫医院的中国人再无人活着出来时，坊间盛传“俄人杀死了中国病患，割其器官制药以保俄人健康”。⑨中国人普遍认为鼠疫应由有能力的中医治愈，并一概否认这是外国人所谓的流行病。⑩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俄国警察不加区别地把中国人作为鼠疫疑似者围捕，还放火烧掉了中国人的房子。《东方杂志》指斥俄国是借鼠疫之危，欲将中国人驱逐出城镇中心并将其占领。①而俄政府公开要求接管傅家甸，采取西方流行的预防措施，②并主持铁路沿线城镇的抗疫工作。这些要求暴露了其野心，傅家甸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会断然拒绝，最终只有一位俄国医生获准至傅家甸做顾问。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格外谨慎：“外人谓百斯笃为国际病，持人道主义者本无分畛域，均有防卫之责。办理稍一不善，即予人以口实。兼以东省创见斯疫，晓以严防之法，总觉怀疑造作，种种谣言几致酿成事端。”③准入傅家甸的俄医名为罗杰·B.鲍宁豪森（Roger B. Boenninghausen），波罗的海的德裔男爵，汉学家，是一个与中国女性结婚并入住中国社区的人。作为在傅家甸工作了两个月的唯一的外科医生，他积累了大量疫情初发时期的珍贵资料，其著作《中国东北地区肺炎流行图鉴1910/1911—1921》是鼠疫早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学术资料。④ 疫情随着中国工人返乡过年之机而逐渐向南蔓延，人口约两三千万的中国东北很快全部沦为疫区，北京和天津亦相继沦陷。对此，俄国跳过中国，直接呼吁欧美出面干预，“中国东北腺鼠疫不仅有传播到俄国领土的危险，还会对欧美构成威胁。俄当局虽已在中东铁路附属地采取了有效措施，阻止了传染病的任何侵袭，然而铁路带以外的瘟疫中心仍在不断威胁。中国当局采取的抗疫方法既不合理也无效。有必要让列强向中国政府施压，诱导他们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抵制这种流行病”，⑤并一再申明不会侵害中国领土主权。⑥
可见，在疫情迅速蔓延的关键期，中国当局能否立即有效遏止疫情，不仅关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牵涉国家主权、外交等政治问题。而以中国东北当时的医疗设施根本无力应对，因此获得俄国以外的国际医疗力量的支援迫在眉睫。基于此，清政府特指定由外务部主管抗疫，民政部襄办。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1877—1958）力荐马来西亚华裔英籍医生伍连德（Wu Lien-Teh，1879—1960）出任抗疫总医官，推崇其为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专家。而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聂（Dr. Gérnald Mesny）亦争当总医官。清政府综合考量后还是觉得华裔更可靠。⑦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伊曼纽尔学院，专攻传染病及细菌学，经验丰富。1907年，他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英语流利，还会法语和德语，汉语普通话亦可沟通，便于协调各方抗疫力量。外务部同期派出英国医生吉陛（Gibb）、格雷厄姆（Graham）等西医专家奔赴哈尔滨。随后，日本医生川久保志熊和杉木松正请缨前往。可见，投身到哈尔滨的外国医生越来越多。
伍连德于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27日即完成了对首例疫殁者的尸体解剖。经过对鼠疫菌攻击部位的病理分析，确认该瘟疫是致死率极高的肺鼠疫。⑧伍连德随即拜访了俄国的霍尔瓦特（хорватовскийрубль）将军、铁路医务主管雅显斯基（яблонски）博士、哈尔滨俄国防疫局局长冈察洛夫（Гонсалов）、铁路医院高级医官博古奇（Богуччи）以及俄、日、英、美、法等国领事馆以争取合作与支持。然而，因为华裔的身份，伍连德的倡议遭到了美国以外的各国领事的轻慢，他们不相信中国医生能担此重任。尤其是法国医生梅聂对伍连德任总医官心生不满，更凭经验认定此次鼠疫是腺鼠疫。他不听伍劝阻，出诊时不戴口罩，结果于1911年1月13日染疫去世。美国《内华达州际学刊》（Nevada StateJournal）、纽约州《尤蒂卡先驱报》（Utica Herald Dispatch）等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梅聂之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哈尔滨前线的外国医生对此反应尤激，纷纷请辞。为此，吉林巡抚陈昭常电请锡良将“抚恤之款按照俄国定例，每名外国医生至一万卢布”，请辞之事方止。⑨然而客观上，这却促使伍连德提出的佩戴棉纱口罩以防飞沫传播、集中隔离等防疫手段得到了国际同行及外国领事的认可，得以迅速推广。
基于此，美国当局致电俄国政府：“相信中华帝国政府会采取任何适宜手段来控制疫情。美国政府深知事态的严重性，世界贸易与人民的生命都在被中国东北疫情所威胁。抗疫方式应由专家来决定，而这些专家应由中国政府雇佣。美国政府倾向于支持建立国际委员会来研究中国东北鼠疫的提议，这对世界人民都有利。”①可见，美国是较早主张应由中国政府主导抗疫的国家，并树立了建立国际组织协同防疫的理念。俄国再以“中国东北抗疫成功与否事关其中东铁路附属地及西伯利亚之安危”，复请美国支持由其主导中东铁路附属地以外的抗疫，而美国复电称支持清政府与俄国在互不侵犯主权的状态下协同抗疫，②再次强调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为了平衡国际力量，调动正面支持者的积极性，清政府主动邀请各国专家进入疫区调研并协助防治，并明示国际专家到达中国东北后的费用皆由清政府承担。③在美国的协调下，中、俄、日三国在哈尔滨举行会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接：其一，清政府联合日、俄封堵交通。哈尔滨“俄占社区”被分成四部分，各部之间严禁通行。中东铁路局停止销售三等票、四等票以阻止瘟疫在卫生状况不好的民众中传播。清政府又与日本订立了《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凡日官民当来往城内之时，须持中国官宪给付之免票，经验疫所验明方可通行”。④其二，征用中东铁路局火车，建立集中隔离点。所有与染疫者有过密切接触者都被送至中东铁路的货车车厢中接受5～7天的隔离，城市内部的传播圈被锁定。其三，创立鼠疫临时医院，“在寺庙、学校等地方仓促建起”，⑤在哈尔滨郊外的莫斯科兵营设立了鼠疫疑似者观察点。其四，焚烧疫殁者遗体，消灭潜在传染源。日俄两国大力协助宣传，最终突破传统禁忌，就地集中焚化并埋葬了疫殁者。至2月8日，仅傅家甸就烧了6000余具尸棺。⑥
中方的积极态度是唤起国际医学专家热烈响应的号角，外国专家主动请缨，与中国同事并肩作战，在中国东北重点疫区担负了鼠疫研究与防治并重的主角。⑦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和丹麦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全部奔赴疫区参与救治，掀起了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内的现代科学运动。⑧1911年2月11日，美国国家红十字会医生里查德·P.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携助手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赶赴中國东北调研疫情。同期，日本防疫学家北里柴三郎深入沈阳周边查证鼠疫杆菌的传播链。沈阳英国长老会的医生克里斯蒂“任防疫总指挥，引领抗疫方向;A. F. 杰克逊医生（Dr. A. F. Jackson）自愿到中国火车站工作;A. R. 扬医生（Dr. A. R. Young）负责管理医院，接待外国人”。⑨特别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杰克逊，“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投入到了瘟疫的研究之中”，⑩在“南满铁路线”的隔离站连续工作10天，不幸染疫，抢救30小时即告不治。“另一名医学传教士接手了杰克逊的工作，发现隔离站井然有序，措施得当，鼠疫实际死亡率并未上升”。？輥？輯？訛
此外，英、美等西方媒体人士亦陆续进入疫区探求疫情动态。《泰晤士报》驻京特约记者乔治·莫里森（George Morison）？輥？輰？訛与美国记者在疫情炽热时曾两次深入到疫情中心哈尔滨及其周边探查，在伍连德的带领下，“到访各种鼠疫医院和检疫站”。？輥？輱？訛莫里森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中国东北鼠疫流行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媒体开始大规模跟进。同时，哈尔滨各国领事都及时向本国上报疫情，相关数据和研究在《英格兰医学杂志》《卫生杂志》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使国际卫生部门和民众掌握了中国东北北部疫区的真实状态，进而切断了瘟疫的远程传播链。1911年2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自瘟疫爆发以来，死亡总人数已达1.9万”。？輥？輲？訛后期的数据更令欧洲极度恐慌，“这是数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次严重的、独立于淋巴腺鼠疫之外的肺鼠疫。其特别显著之处是一成不变的病死率：发病43942例，死亡43942例，无确认康复案例……人们对这种瘟疫的普遍恐惧与实际死亡率极不相称”。①欧洲恐慌的主因是华北和欧洲之间有直通铁路。在他们看来，“水路船舶可通过隔离和消毒，并通知其停泊到另一个国家的港口（以控制疫情传播），但通过陆路传播的瘟疫更难控制，且从未有过成功的隔离或封锁系统”。②然而客观上，这种普遍的恐慌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以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方式来对抗这种变本加厉的瘟疫”。③基于此，2月20—27日，远东国际医学专家在伊尔库茨克召开鼠疫会议，讨论遏制中国东北鼠疫向欧洲传播应采取的陆路防疫措施。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阿穆尔省、贝加尔湖省和伊尔库茨克省、中东铁路公司和其他有关机构（如移民局）的代表多人。会议拟订了各项决议，诸如人员旅行规则，隔离和消毒及在铁路、水路、陆地边界、城市、其他移民点和海岸上应采取的措施。特别规定：来自疫区的所有人，在获准进入俄境之前，必须在特定的观察站接受5天检疫。④同时，在海路上，中国和日本的港口都安插了美国驻横滨、神户、长崎、厦门、香港领事馆的公共卫生人员和海洋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些官员保持第一时间关注所在城市及周边国家鼠疫的流行情况，并负责签发所有从上述港口出发前往美国港口的船舶的健康证明书。⑤这些举措有效地阻断了瘟疫的海陆传播链。 截至1911年4月，历时4个月左右、蔓延甚广的中国东北鼠疫基本被扑灭。其中6万人丧生，包括许多俄国民众，还有一些英、法、俄、中等国的医护人员。⑥这场大瘟疫伴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刷新了人们对肺鼠疫的认知，其传播速度、广度和危害性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及其与各国抗疫力量的协作使超越政治以外的跨国医疗卫生合作成为共识，生命整体的意识开始生根发芽。
二、“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中国东北公共
卫生防疫体系的国际化建设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突发卫生事件促成的，具有高度的双向国际化趋势。如1893年鼠疫在广州的大流行，致1894年香港开始实施海关仪器检疫，检疫权划归中国通商口岸和港口的卫生官员;1898年菲律宾、日本、中国上海等地的系列霍乱促使上海、大沽、福州、大连和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建立了海路检疫系统与隔离医院;1908年的一场鼠疫导致直隶省（今河北）政府在大沽、山海关和天津建立了北洋卫生服务中心;而1910—1911年中国东北肺鼠疫及后来常态暴发的局部鼠疫同样促使中国政府着手打造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中国东北卫生防疫设施几乎为零，因而伍连德与国际同仁们一致认为在此建立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十分必要。⑦为深入研究鼠疫起源、预防、治疗等相关课题，争取国际力量的更多支持，清政府主动召集世界顶级防疫专家，于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阳）举行了首届“万国鼠疫研究会”。
然而，日俄两国却欲借本次会议增强本国影响力，排挤中国。以北里博士为代表的日本专家提出中国当局应在会议讨论中保持沉默，“据我了解，即将到来的奉天会议源于中国政府意在瘟疫流行中心，尽可能多地召集各国专家在一起交流鼠疫的特征及其预防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既无权在会议上提出主张，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言，如果有任何企图，都是极不适当和不可原谅的，我自己也会坚决反对”。⑧对此，中方决定以大局为重，不与之正面交锋，“各方都听到了不利评论，但这件事不太可能公开讨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只会导致日本代表团撤回……无论如何，他最好不要把政治考量引入会议”。①中国政府早已申明，召开此次大会只是为了从科学和人道主义角度来讨论鼠疫这一可怕的灾祸，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②中国的开明使北里的要求在国际上几乎无人响应，只有俄专家扎伯洛特尼刻意干预了参会人选。他竭力推选俄国防疫专家参会，禁止一直在一线坚持抗疫、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哈尔滨医生们参会。而他是在执行圣彼得堡外交部的指令，意在防止有任何虚假调子影响俄罗斯代表团的表现，从而导致疫情集中暴发地的中国一线医生的缺席。可见，日俄两国都试图从政治层面上主导“万国鼠疫研究会”并力压中国。但中国巧妙地避其锋芒，以实际行动强调了其东道主的身份：对开会场所的选择与布置，对与会者的邀请与高规格接待，对会议日程的安排……力求使该医学大会脱离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人为的干扰元素，为世界卫生医学专家和团队提供了和平、友好、专业的交流与合作平台。③
1911年4月3日，来自美、英、俄、法、德、意、日、奥匈帝国、墨西哥、荷兰、中国等11个国家的4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多是传染病学领域的精英，如德国的埃里希·马提尼博士（Dr. Erich Martini），美国的里查得·P. 斯特朗博士（Dr. Richard P. Strong）和奥斯卡·蒂格，英国的亚瑟·斯坦利博士（Dr. Arthur Stanley）、乔治·福特·皮特里（George Ford Petrie）博士、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ar）、G. 道格拉斯·格雷（G. Douglas Gray）、W. H. 格雷厄姆·阿斯普兰德（W. H. Graham Aspland）、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等人，日本的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藤浪鑒等，俄国的扎伯洛特尼、保罗·B. 哈夫金（Пол б. хавкин）等人。伍连德担纲主持，总督锡良致开幕辞，特别强调：“以诸君子宿学硕望，又重以热心研究，此数星期内，必能卓著成效，发明新理。将来研究之心得，为实地之措施，固不维中国人民之福，亦环球各国人民之福也。”④施肇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既是中国对东北主权的重申，更是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呼唤，为中国官方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按施肇基提议，会议聚焦于鼠疫病毒研究、治疗方案讨论和疫情进展报告。伍连德提出的“满洲里原发肺鼠疫的土拨鼠向健康者的继发性传播可导致败血症和肺鼠疫的鼠疫杆菌”等理论，⑤代表中国学界向世界卫生防疫领域的精英发出了权威的学术声音;俄代表团团长扎伯洛特尼也如愿以偿地大出风头，在大会上介绍了肺鼠疫宿主——西伯利亚土拨鼠理论，成功激起了国际学者追溯鼠疫宿主的热情;美国首席代表斯特朗提供了土拨鼠对急性鼠疫易感的实验证据，鼠疫在土拨鼠之间传播及传染给人类的影响等等。⑥会议成果《国际传染病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迅即向全世界发行。⑦
大会进行了25天，与会者就各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针对性研究，以最人道、最和平的方式在疫区前线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其成就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所做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其愿望是通过会议向人们提供所需资料，以防止该类鼠疫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流行。中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得到了英美代表的支持。此次会议至少应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中国……无可否认地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已明确地把自己置于科学进步的一方”。⑧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东北肺鼠疫的传染力强，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受到普遍感染，也对西欧和美洲构成了威胁。借此，与会各国学者初步达成了保护生命整体的共识，突出了多国医疗合作与应对的必要性，为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奠定了优先地位。⑨同时，相关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国东北医疗卫生事业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 疫情中，哈尔滨是防疫总部，所有指示和报告都由该总部发出，鼠疫过后，哈尔滨更因地缘之故保留并延续了中国东北防疫中心的指挥功能。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力量的支持下，伍连德以哈尔滨为基地，在中国东北北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1. 建立永久性医院，将防疫与疾病的治疗常态化;2. 设立鼠疫实验室，进行深入系统地科学研究;3. 致力于建设西方制度化的医疗保健、水质卫生等公共卫生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与互动。1912年，伍连德指导下的“北满防疫处”（“北满防疫局”前身）开始运营。该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走在现代卫生防疫医学的国际前沿，来自日本、奥匈帝国、英国等国际学者长期供职于此，中外防疫专家有了长期合作的稳固平台。防疫局的高级医官J. W. H. 春博士（Dr. J. W. H. Chun）1911年对中国东北北部疫区做了全面调查;1912年，耶特马尔博士（Dr. Jettmar）在外蒙古库伦的俄国杜杜克洛夫（Dr. Dudukaloff）实验室与之合作研究猩红热课题;伍连德同期深入到蒙古确认肺鼠疫源头。在共同搜集了1898—1910年间东北亚鼠疫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鼠疫每年都会在吉尔吉斯大草原上发生的定论，并定期发表年度研究报告（第一卷主要由伍连德撰写），报告鼠疫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国在防疫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且处于欧美同类机构的领先水平，在改善世界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基于此，中国东北北部防疫机构对年轻的国际医学精英们形成了强大感召力，他们纷纷申请加入伍连德领导的中国东北防疫体系，致使国际防疫人才基本实现了疫情多发区的全面覆盖和监控。如1918年牛庄防疫局的菲利普斯（Phillips）博士及时报告了一场相当严重的流行病，在及时救治下无人死亡。局地暴发的鼠疫也因防疫得当而只有罕见病例。②1915—1924年，“南满卫生部”首席医官细川与伍连德在防疫上密切合作，二人的合著多次在《日本衛生学杂志》发表。可见，当时中国东北的联防体系已初步形成，成效显著。③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医疗代表团访问中国，伍连德抓住机会向代表W. H. 韦尔奇（W. H. Welch）、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委员罗杰·格林（Roger Green）推介在北京筹建一所医学院和医院，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同年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成员有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W.巴特利克（W. Buttrick）等人。1917年，伍连德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请在京建立中央卫生实验室，使中国东北防疫局能与之呼应。1917—1918年，伍连德联系国际银行家，筹到100万美元贷款建造和装备了该实验室。④实验室建成不久即生产出了有效的疫苗和血清，每年可获得11万美元的国际资助。1921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开业，一些有竞争力的私立医院也开始出现。期间，伍连德还多方联络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博医会等医学组织，并定期在上海、广州等地召开学术会议，制定了执业医师、诊疗所、护理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等规则。中外协作、公私共存等有利因素推动了中国北方医疗防疫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区域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显然，中国主持召开的首次国际鼠疫会议拉开了世界卫生防疫体系一体化的序幕，来自多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共同探讨和研究这场可怕的瘟疫中跨越了种族、地域、国别等方面的偏见和执念，使生命整体的概念深入人心，也使落后的中国防疫体系建设得到了国际各方力量的支持，并使之从成立之初即带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913—1920年，在日俄两国防疫人员的密切配合下，7次将鼠疫苗头成功地扼杀在摇篮里（详见表2）。
三、20世纪20年代肺鼠疫再袭东北与
国际卫生防疫体系的联合应对
1920年10月，海拉尔出现鼠疫疫情，伍连德闻讯立即前往。经检测，他高度怀疑是肺鼠疫卷土重来。但当时中国东北政权更迭，伍连德已非10年前那样大权在握，除了督促当局将密切接触者隔离外，别无他法。伍连德返回哈尔滨后不久，海拉尔防疫处发生了逃逸事件，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
所幸，中国东北既有的防疫体系已形成了基本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国际联防合力，其对疫情的管控能力及民众对防疫的配合都较10年前大有进步。1920年12月21日，伍连德联络哈尔滨各界要人，在滨江召开了中外居民代表大会，议定成立“万国防疫委员会”，推举滨江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覃周（R. C. L. d’Anjou）为主席，成员包括各国驻哈领事、中国政府官员及铁路官员、中俄医疗防疫人员等。该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团结协作精神，至次年5月疫情结束期间，总计举行了18次会议共商对策。②经过生物检测，中方防疫人员联合英、日、俄等国际医学力量很快查清了疫源，对传播路径、传染度等亦有了更科学、更成熟的认知。英国医生查普利克（Chapplick）负责哈尔滨防疫，每天上午和晚上分测患者体温，一旦发现有脉搏加快和发烧的迹象，立即将其隔离，必要时送至疑似病例的病房。③经过实践，“北满防疫局”和英国医生发明了“黄金24小时”理论，即患者“在出现症状后的4—24小时内没有传染力，包括痰里有血时，因为很少有患者在咳嗽之前就有传染性”。④伍连德与英国学者格林·伯格一致认为，“肺鼠疫是非常容易抑制的传染病——即使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也如此……肺鼠疫在较冷、较干燥的地区传播得更好”。⑤美国学者蒂格和巴伯（Barber）则利用实验数据予以印证，“即使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鼠疫飞沫依然存在于极低的温度下，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使得鼠疫能够存活并具有传染性”，①攻克了鼠疫能越过寒冬年年在极北地区爆发的学术谜题。
疫情期间，哈尔滨的苏俄医生设立了一个独立分处，负责例行的房屋检查、诊断和消毒，并向总部发送每日报告。所有疑似病例和鼠疫病例都被送往“北满防疫局”下设的哈尔滨医院。②中东铁路部门亦密切配合，在隔离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将一排排火车车厢拉在一起，集中隔离了成千上万的疑似者和接触者。“北满防疫局”在哈尔滨的实验室生产了6万个纱布口罩和8000剂鼠疫疫苗，③有效的疫苗和血清疗法拯救了许多民众，哈尔滨受过教育的人比10年前更易接受外国药物。基于此，“在1920—1921年的瘟疫中，只有8%被隔离在哈尔滨的接触者发展成鼠疫”。④“中国东北共8500人死亡。此疫的流行被局限于中国东北北部，长春以南几乎都逃过一劫，直隶和山东两省仅发病300例”。⑤专业人员的死亡率也较1910年鼠疫大幅下降，从1910的19%～46%下降到1920—1921年的9%。⑥抗疫支出也从1910—1911年的800万美元减至96万美元，且从海关收到15万美元的捐助，“北满防疫局”只花了38，000美元。⑦
关键词 1910—1930，中国东北鼠疫，国际卫生防疫体系，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24-10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增加，学界对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鼠疫多有追溯，①独对其所引发的卫生防疫全球化趋势鲜有涉及。在疾病领域，“全球化”似早已开始。伊曼纽尔·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指出，“‘世界微生物统一的第一次大暴发’发生在1300—1650年之间。这个时代也是天花、麻疹和梅毒在世界上迅速传播的灾难性时代。人类活动的增长，征服、贸易和旅行，是这一进程实现的关键因素”。②然而，人类对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认知远远落后于疾病本身，遑论防疫。直至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肺鼠疫客观上形成了一股强大推力，推动了现代防疫医学的跨界研究，并逐步实现了独立于地缘政治、经济之外的国际医学力量的联合。
一、1910—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
大流行前后的国际干预与协作
近代以前，因医学常识欠缺，人类对鼠疫的认知十分模糊。据史料推测，6世纪查士丁尼的大瘟疫很可能就是肺鼠疫，而1348年从意大利向北流行、夺去了英格兰1/2至2/3人口的黑死病应是腺鼠疫。③1666年伦敦大火烧死了所有啮齿类动物，黑死病随即终止，人们才意识到老鼠可能是该疫的罪魁祸首。其后，鼠疫时强时弱地流行于亚述、阿拉伯半岛以及与苏阿金接壤的红海、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东北部、环里海的南部海岸、乌干达、尼亚萨的西南海岸;喜马拉雅山脉低坡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加瓦尔和库马，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侧，靠近外蒙古和中国东北边界的索伦口;北部湾以北的中国云南等地。①直至19世纪末，随着解剖学和微生物学的兴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学者开始了鼠疫流行病学研究。因鼠疫流行区域广泛等诸多因素，相关研究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国际色彩。1894年，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从死者身上分离出鼠疫杆菌，从此该疫被正式定名为鼠疫;同期赴港的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也官宣发现了鼠疫杆菌，但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此后，鼠疫几乎连年小规模暴发。为寻找疫源，一些学者到俄罗斯东南部、印度孟买、跨贝加尔连同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外加江东六十四屯和库页岛，以及蒙古东北部、伏尔加河下游和乌拉尔河等疫区开展调查，认定“腺鼠疫是常见类型，而肺鼠疫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鼠疫”。②该观点一直持续到1910年中国东北暴发肺鼠疫时。
1910年肺鼠疫暴发之前，中国东北“既无负责任的医官，也无令人满意的基础统计数据。（只有）沈阳的传教士医院和药房覆盖面相对较广，一年能对约5万名患者和约1000名非患者提供医疗报务”。③囿于传统观念，传教士医院亦困难重重，前来就医的中国患者多是出于猎奇或是绝望的最后一搏。④而中国东北北部的经济发展与医疗卫生的矛盾更为突出，黑龙江流域的淘金热、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的建设，吸引了大批来自河北、山东的季节性移民。这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没有任何医疗卫生设施的封闭茅舍，夜晚同睡在通炕上，跳蚤、虱子肆虐，成为传染病的天然温床。
1910年9月，鼠疫最早在满洲里周边捕杀土拨鼠的中国人中出现。当时从赤塔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线路是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在哈尔滨南下至大连，并连起山海关至牛庄线。这条国际铁路在方便了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加了瘟疫跨境传播的风险。10月25日，俄铁路官员在满洲里火车站发现两名中国人出现肺炎症状，一名在夜间死亡，中东铁路卫生员立即对之尸检，验出死者体内有大量鼠疫杆菌;同一天，9名同样症状的中国人死亡，而这几位中国死者皆与土拨鼠猎人有过接触，俄检验出其死于毒性更强的肺鼠疫。⑤11月4日，满洲里车站的一名俄国员工染疫不治。俄政府立即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勒令曾与之接触的535人接受观察。⑥“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乘火车向南逃窜，导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中转站哈尔滨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疫情尤重”。中国人聚居的道里、道外区的卫生条件远低于哈尔滨俄国社区，致使鼠疫在此集中暴发，第一例鼠疫死亡病例发现于10月27日，之后死者激增，绝大多数是中国工人。至11月23日，铁路沿线已有391例死亡，其中俄国8例。⑦
鼠疫暴发之初，俄国就介入其中，名医达尼洛·扎伯洛特尼（Данило заберлотни，1866—1929）即从圣彼得堡赶到哈尔滨，但他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积极推进预防措施和实验室研究。他主张的对感染者与疑似病例的严格隔离和彻查使中国民众产生了本能排斥，中国人对俄国的恐惧甚至和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一样强烈。⑧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进入俄国鼠疫医院的中国人再无人活着出来时，坊间盛传“俄人杀死了中国病患，割其器官制药以保俄人健康”。⑨中国人普遍认为鼠疫应由有能力的中医治愈，并一概否认这是外国人所谓的流行病。⑩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俄国警察不加区别地把中国人作为鼠疫疑似者围捕，还放火烧掉了中国人的房子。《东方杂志》指斥俄国是借鼠疫之危，欲将中国人驱逐出城镇中心并将其占领。①而俄政府公开要求接管傅家甸，采取西方流行的预防措施，②并主持铁路沿线城镇的抗疫工作。这些要求暴露了其野心，傅家甸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会断然拒绝，最终只有一位俄国医生获准至傅家甸做顾问。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格外谨慎：“外人谓百斯笃为国际病，持人道主义者本无分畛域，均有防卫之责。办理稍一不善，即予人以口实。兼以东省创见斯疫，晓以严防之法，总觉怀疑造作，种种谣言几致酿成事端。”③准入傅家甸的俄医名为罗杰·B.鲍宁豪森（Roger B. Boenninghausen），波罗的海的德裔男爵，汉学家，是一个与中国女性结婚并入住中国社区的人。作为在傅家甸工作了两个月的唯一的外科医生，他积累了大量疫情初发时期的珍贵资料，其著作《中国东北地区肺炎流行图鉴1910/1911—1921》是鼠疫早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学术资料。④ 疫情随着中国工人返乡过年之机而逐渐向南蔓延，人口约两三千万的中国东北很快全部沦为疫区，北京和天津亦相继沦陷。对此，俄国跳过中国，直接呼吁欧美出面干预，“中国东北腺鼠疫不仅有传播到俄国领土的危险，还会对欧美构成威胁。俄当局虽已在中东铁路附属地采取了有效措施，阻止了传染病的任何侵袭，然而铁路带以外的瘟疫中心仍在不断威胁。中国当局采取的抗疫方法既不合理也无效。有必要让列强向中国政府施压，诱导他们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抵制这种流行病”，⑤并一再申明不会侵害中国领土主权。⑥
可见，在疫情迅速蔓延的关键期，中国当局能否立即有效遏止疫情，不仅关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牵涉国家主权、外交等政治问题。而以中国东北当时的医疗设施根本无力应对，因此获得俄国以外的国际医疗力量的支援迫在眉睫。基于此，清政府特指定由外务部主管抗疫，民政部襄办。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1877—1958）力荐马来西亚华裔英籍医生伍连德（Wu Lien-Teh，1879—1960）出任抗疫总医官，推崇其为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专家。而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聂（Dr. Gérnald Mesny）亦争当总医官。清政府综合考量后还是觉得华裔更可靠。⑦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伊曼纽尔学院，专攻传染病及细菌学，经验丰富。1907年，他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英语流利，还会法语和德语，汉语普通话亦可沟通，便于协调各方抗疫力量。外务部同期派出英国医生吉陛（Gibb）、格雷厄姆（Graham）等西医专家奔赴哈尔滨。随后，日本医生川久保志熊和杉木松正请缨前往。可见，投身到哈尔滨的外国医生越来越多。
伍连德于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27日即完成了对首例疫殁者的尸体解剖。经过对鼠疫菌攻击部位的病理分析，确认该瘟疫是致死率极高的肺鼠疫。⑧伍连德随即拜访了俄国的霍尔瓦特（хорватовскийрубль）将军、铁路医务主管雅显斯基（яблонски）博士、哈尔滨俄国防疫局局长冈察洛夫（Гонсалов）、铁路医院高级医官博古奇（Богуччи）以及俄、日、英、美、法等国领事馆以争取合作与支持。然而，因为华裔的身份，伍连德的倡议遭到了美国以外的各国领事的轻慢，他们不相信中国医生能担此重任。尤其是法国医生梅聂对伍连德任总医官心生不满，更凭经验认定此次鼠疫是腺鼠疫。他不听伍劝阻，出诊时不戴口罩，结果于1911年1月13日染疫去世。美国《内华达州际学刊》（Nevada StateJournal）、纽约州《尤蒂卡先驱报》（Utica Herald Dispatch）等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梅聂之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哈尔滨前线的外国医生对此反应尤激，纷纷请辞。为此，吉林巡抚陈昭常电请锡良将“抚恤之款按照俄国定例，每名外国医生至一万卢布”，请辞之事方止。⑨然而客观上，这却促使伍连德提出的佩戴棉纱口罩以防飞沫传播、集中隔离等防疫手段得到了国际同行及外国领事的认可，得以迅速推广。
基于此，美国当局致电俄国政府：“相信中华帝国政府会采取任何适宜手段来控制疫情。美国政府深知事态的严重性，世界贸易与人民的生命都在被中国东北疫情所威胁。抗疫方式应由专家来决定，而这些专家应由中国政府雇佣。美国政府倾向于支持建立国际委员会来研究中国东北鼠疫的提议，这对世界人民都有利。”①可见，美国是较早主张应由中国政府主导抗疫的国家，并树立了建立国际组织协同防疫的理念。俄国再以“中国东北抗疫成功与否事关其中东铁路附属地及西伯利亚之安危”，复请美国支持由其主导中东铁路附属地以外的抗疫，而美国复电称支持清政府与俄国在互不侵犯主权的状态下协同抗疫，②再次强调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为了平衡国际力量，调动正面支持者的积极性，清政府主动邀请各国专家进入疫区调研并协助防治，并明示国际专家到达中国东北后的费用皆由清政府承担。③在美国的协调下，中、俄、日三国在哈尔滨举行会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接：其一，清政府联合日、俄封堵交通。哈尔滨“俄占社区”被分成四部分，各部之间严禁通行。中东铁路局停止销售三等票、四等票以阻止瘟疫在卫生状况不好的民众中传播。清政府又与日本订立了《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凡日官民当来往城内之时，须持中国官宪给付之免票，经验疫所验明方可通行”。④其二，征用中东铁路局火车，建立集中隔离点。所有与染疫者有过密切接触者都被送至中东铁路的货车车厢中接受5～7天的隔离，城市内部的传播圈被锁定。其三，创立鼠疫临时医院，“在寺庙、学校等地方仓促建起”，⑤在哈尔滨郊外的莫斯科兵营设立了鼠疫疑似者观察点。其四，焚烧疫殁者遗体，消灭潜在传染源。日俄两国大力协助宣传，最终突破传统禁忌，就地集中焚化并埋葬了疫殁者。至2月8日，仅傅家甸就烧了6000余具尸棺。⑥
中方的积极态度是唤起国际医学专家热烈响应的号角，外国专家主动请缨，与中国同事并肩作战，在中国东北重点疫区担负了鼠疫研究与防治并重的主角。⑦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和丹麦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全部奔赴疫区参与救治，掀起了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内的现代科学运动。⑧1911年2月11日，美国国家红十字会医生里查德·P.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携助手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赶赴中國东北调研疫情。同期，日本防疫学家北里柴三郎深入沈阳周边查证鼠疫杆菌的传播链。沈阳英国长老会的医生克里斯蒂“任防疫总指挥，引领抗疫方向;A. F. 杰克逊医生（Dr. A. F. Jackson）自愿到中国火车站工作;A. R. 扬医生（Dr. A. R. Young）负责管理医院，接待外国人”。⑨特别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杰克逊，“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投入到了瘟疫的研究之中”，⑩在“南满铁路线”的隔离站连续工作10天，不幸染疫，抢救30小时即告不治。“另一名医学传教士接手了杰克逊的工作，发现隔离站井然有序，措施得当，鼠疫实际死亡率并未上升”。？輥？輯？訛
此外，英、美等西方媒体人士亦陆续进入疫区探求疫情动态。《泰晤士报》驻京特约记者乔治·莫里森（George Morison）？輥？輰？訛与美国记者在疫情炽热时曾两次深入到疫情中心哈尔滨及其周边探查，在伍连德的带领下，“到访各种鼠疫医院和检疫站”。？輥？輱？訛莫里森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中国东北鼠疫流行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媒体开始大规模跟进。同时，哈尔滨各国领事都及时向本国上报疫情，相关数据和研究在《英格兰医学杂志》《卫生杂志》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使国际卫生部门和民众掌握了中国东北北部疫区的真实状态，进而切断了瘟疫的远程传播链。1911年2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自瘟疫爆发以来，死亡总人数已达1.9万”。？輥？輲？訛后期的数据更令欧洲极度恐慌，“这是数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次严重的、独立于淋巴腺鼠疫之外的肺鼠疫。其特别显著之处是一成不变的病死率：发病43942例，死亡43942例，无确认康复案例……人们对这种瘟疫的普遍恐惧与实际死亡率极不相称”。①欧洲恐慌的主因是华北和欧洲之间有直通铁路。在他们看来，“水路船舶可通过隔离和消毒，并通知其停泊到另一个国家的港口（以控制疫情传播），但通过陆路传播的瘟疫更难控制，且从未有过成功的隔离或封锁系统”。②然而客观上，这种普遍的恐慌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以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方式来对抗这种变本加厉的瘟疫”。③基于此，2月20—27日，远东国际医学专家在伊尔库茨克召开鼠疫会议，讨论遏制中国东北鼠疫向欧洲传播应采取的陆路防疫措施。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阿穆尔省、贝加尔湖省和伊尔库茨克省、中东铁路公司和其他有关机构（如移民局）的代表多人。会议拟订了各项决议，诸如人员旅行规则，隔离和消毒及在铁路、水路、陆地边界、城市、其他移民点和海岸上应采取的措施。特别规定：来自疫区的所有人，在获准进入俄境之前，必须在特定的观察站接受5天检疫。④同时，在海路上，中国和日本的港口都安插了美国驻横滨、神户、长崎、厦门、香港领事馆的公共卫生人员和海洋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些官员保持第一时间关注所在城市及周边国家鼠疫的流行情况，并负责签发所有从上述港口出发前往美国港口的船舶的健康证明书。⑤这些举措有效地阻断了瘟疫的海陆传播链。 截至1911年4月，历时4个月左右、蔓延甚广的中国东北鼠疫基本被扑灭。其中6万人丧生，包括许多俄国民众，还有一些英、法、俄、中等国的医护人员。⑥这场大瘟疫伴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刷新了人们对肺鼠疫的认知，其传播速度、广度和危害性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及其与各国抗疫力量的协作使超越政治以外的跨国医疗卫生合作成为共识，生命整体的意识开始生根发芽。
二、“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中国东北公共
卫生防疫体系的国际化建设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突发卫生事件促成的，具有高度的双向国际化趋势。如1893年鼠疫在广州的大流行，致1894年香港开始实施海关仪器检疫，检疫权划归中国通商口岸和港口的卫生官员;1898年菲律宾、日本、中国上海等地的系列霍乱促使上海、大沽、福州、大连和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建立了海路检疫系统与隔离医院;1908年的一场鼠疫导致直隶省（今河北）政府在大沽、山海关和天津建立了北洋卫生服务中心;而1910—1911年中国东北肺鼠疫及后来常态暴发的局部鼠疫同样促使中国政府着手打造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中国东北卫生防疫设施几乎为零，因而伍连德与国际同仁们一致认为在此建立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十分必要。⑦为深入研究鼠疫起源、预防、治疗等相关课题，争取国际力量的更多支持，清政府主动召集世界顶级防疫专家，于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阳）举行了首届“万国鼠疫研究会”。
然而，日俄两国却欲借本次会议增强本国影响力，排挤中国。以北里博士为代表的日本专家提出中国当局应在会议讨论中保持沉默，“据我了解，即将到来的奉天会议源于中国政府意在瘟疫流行中心，尽可能多地召集各国专家在一起交流鼠疫的特征及其预防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既无权在会议上提出主张，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言，如果有任何企图，都是极不适当和不可原谅的，我自己也会坚决反对”。⑧对此，中方决定以大局为重，不与之正面交锋，“各方都听到了不利评论，但这件事不太可能公开讨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只会导致日本代表团撤回……无论如何，他最好不要把政治考量引入会议”。①中国政府早已申明，召开此次大会只是为了从科学和人道主义角度来讨论鼠疫这一可怕的灾祸，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②中国的开明使北里的要求在国际上几乎无人响应，只有俄专家扎伯洛特尼刻意干预了参会人选。他竭力推选俄国防疫专家参会，禁止一直在一线坚持抗疫、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哈尔滨医生们参会。而他是在执行圣彼得堡外交部的指令，意在防止有任何虚假调子影响俄罗斯代表团的表现，从而导致疫情集中暴发地的中国一线医生的缺席。可见，日俄两国都试图从政治层面上主导“万国鼠疫研究会”并力压中国。但中国巧妙地避其锋芒，以实际行动强调了其东道主的身份：对开会场所的选择与布置，对与会者的邀请与高规格接待，对会议日程的安排……力求使该医学大会脱离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人为的干扰元素，为世界卫生医学专家和团队提供了和平、友好、专业的交流与合作平台。③
1911年4月3日，来自美、英、俄、法、德、意、日、奥匈帝国、墨西哥、荷兰、中国等11个国家的4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多是传染病学领域的精英，如德国的埃里希·马提尼博士（Dr. Erich Martini），美国的里查得·P. 斯特朗博士（Dr. Richard P. Strong）和奥斯卡·蒂格，英国的亚瑟·斯坦利博士（Dr. Arthur Stanley）、乔治·福特·皮特里（George Ford Petrie）博士、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ar）、G. 道格拉斯·格雷（G. Douglas Gray）、W. H. 格雷厄姆·阿斯普兰德（W. H. Graham Aspland）、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等人，日本的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藤浪鑒等，俄国的扎伯洛特尼、保罗·B. 哈夫金（Пол б. хавкин）等人。伍连德担纲主持，总督锡良致开幕辞，特别强调：“以诸君子宿学硕望，又重以热心研究，此数星期内，必能卓著成效，发明新理。将来研究之心得，为实地之措施，固不维中国人民之福，亦环球各国人民之福也。”④施肇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既是中国对东北主权的重申，更是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呼唤，为中国官方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按施肇基提议，会议聚焦于鼠疫病毒研究、治疗方案讨论和疫情进展报告。伍连德提出的“满洲里原发肺鼠疫的土拨鼠向健康者的继发性传播可导致败血症和肺鼠疫的鼠疫杆菌”等理论，⑤代表中国学界向世界卫生防疫领域的精英发出了权威的学术声音;俄代表团团长扎伯洛特尼也如愿以偿地大出风头，在大会上介绍了肺鼠疫宿主——西伯利亚土拨鼠理论，成功激起了国际学者追溯鼠疫宿主的热情;美国首席代表斯特朗提供了土拨鼠对急性鼠疫易感的实验证据，鼠疫在土拨鼠之间传播及传染给人类的影响等等。⑥会议成果《国际传染病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迅即向全世界发行。⑦
大会进行了25天，与会者就各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针对性研究，以最人道、最和平的方式在疫区前线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其成就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所做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其愿望是通过会议向人们提供所需资料，以防止该类鼠疫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流行。中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得到了英美代表的支持。此次会议至少应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中国……无可否认地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已明确地把自己置于科学进步的一方”。⑧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东北肺鼠疫的传染力强，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受到普遍感染，也对西欧和美洲构成了威胁。借此，与会各国学者初步达成了保护生命整体的共识，突出了多国医疗合作与应对的必要性，为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奠定了优先地位。⑨同时，相关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国东北医疗卫生事业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 疫情中，哈尔滨是防疫总部，所有指示和报告都由该总部发出，鼠疫过后，哈尔滨更因地缘之故保留并延续了中国东北防疫中心的指挥功能。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力量的支持下，伍连德以哈尔滨为基地，在中国东北北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1. 建立永久性医院，将防疫与疾病的治疗常态化;2. 设立鼠疫实验室，进行深入系统地科学研究;3. 致力于建设西方制度化的医疗保健、水质卫生等公共卫生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与互动。1912年，伍连德指导下的“北满防疫处”（“北满防疫局”前身）开始运营。该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走在现代卫生防疫医学的国际前沿，来自日本、奥匈帝国、英国等国际学者长期供职于此，中外防疫专家有了长期合作的稳固平台。防疫局的高级医官J. W. H. 春博士（Dr. J. W. H. Chun）1911年对中国东北北部疫区做了全面调查;1912年，耶特马尔博士（Dr. Jettmar）在外蒙古库伦的俄国杜杜克洛夫（Dr. Dudukaloff）实验室与之合作研究猩红热课题;伍连德同期深入到蒙古确认肺鼠疫源头。在共同搜集了1898—1910年间东北亚鼠疫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鼠疫每年都会在吉尔吉斯大草原上发生的定论，并定期发表年度研究报告（第一卷主要由伍连德撰写），报告鼠疫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国在防疫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且处于欧美同类机构的领先水平，在改善世界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基于此，中国东北北部防疫机构对年轻的国际医学精英们形成了强大感召力，他们纷纷申请加入伍连德领导的中国东北防疫体系，致使国际防疫人才基本实现了疫情多发区的全面覆盖和监控。如1918年牛庄防疫局的菲利普斯（Phillips）博士及时报告了一场相当严重的流行病，在及时救治下无人死亡。局地暴发的鼠疫也因防疫得当而只有罕见病例。②1915—1924年，“南满卫生部”首席医官细川与伍连德在防疫上密切合作，二人的合著多次在《日本衛生学杂志》发表。可见，当时中国东北的联防体系已初步形成，成效显著。③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医疗代表团访问中国，伍连德抓住机会向代表W. H. 韦尔奇（W. H. Welch）、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委员罗杰·格林（Roger Green）推介在北京筹建一所医学院和医院，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同年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成员有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W.巴特利克（W. Buttrick）等人。1917年，伍连德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请在京建立中央卫生实验室，使中国东北防疫局能与之呼应。1917—1918年，伍连德联系国际银行家，筹到100万美元贷款建造和装备了该实验室。④实验室建成不久即生产出了有效的疫苗和血清，每年可获得11万美元的国际资助。1921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开业，一些有竞争力的私立医院也开始出现。期间，伍连德还多方联络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博医会等医学组织，并定期在上海、广州等地召开学术会议，制定了执业医师、诊疗所、护理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等规则。中外协作、公私共存等有利因素推动了中国北方医疗防疫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区域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显然，中国主持召开的首次国际鼠疫会议拉开了世界卫生防疫体系一体化的序幕，来自多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共同探讨和研究这场可怕的瘟疫中跨越了种族、地域、国别等方面的偏见和执念，使生命整体的概念深入人心，也使落后的中国防疫体系建设得到了国际各方力量的支持，并使之从成立之初即带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913—1920年，在日俄两国防疫人员的密切配合下，7次将鼠疫苗头成功地扼杀在摇篮里（详见表2）。
三、20世纪20年代肺鼠疫再袭东北与
国际卫生防疫体系的联合应对
1920年10月，海拉尔出现鼠疫疫情，伍连德闻讯立即前往。经检测，他高度怀疑是肺鼠疫卷土重来。但当时中国东北政权更迭，伍连德已非10年前那样大权在握，除了督促当局将密切接触者隔离外，别无他法。伍连德返回哈尔滨后不久，海拉尔防疫处发生了逃逸事件，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
所幸，中国东北既有的防疫体系已形成了基本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国际联防合力，其对疫情的管控能力及民众对防疫的配合都较10年前大有进步。1920年12月21日，伍连德联络哈尔滨各界要人，在滨江召开了中外居民代表大会，议定成立“万国防疫委员会”，推举滨江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覃周（R. C. L. d’Anjou）为主席，成员包括各国驻哈领事、中国政府官员及铁路官员、中俄医疗防疫人员等。该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团结协作精神，至次年5月疫情结束期间，总计举行了18次会议共商对策。②经过生物检测，中方防疫人员联合英、日、俄等国际医学力量很快查清了疫源，对传播路径、传染度等亦有了更科学、更成熟的认知。英国医生查普利克（Chapplick）负责哈尔滨防疫，每天上午和晚上分测患者体温，一旦发现有脉搏加快和发烧的迹象，立即将其隔离，必要时送至疑似病例的病房。③经过实践，“北满防疫局”和英国医生发明了“黄金24小时”理论，即患者“在出现症状后的4—24小时内没有传染力，包括痰里有血时，因为很少有患者在咳嗽之前就有传染性”。④伍连德与英国学者格林·伯格一致认为，“肺鼠疫是非常容易抑制的传染病——即使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也如此……肺鼠疫在较冷、较干燥的地区传播得更好”。⑤美国学者蒂格和巴伯（Barber）则利用实验数据予以印证，“即使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鼠疫飞沫依然存在于极低的温度下，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使得鼠疫能够存活并具有传染性”，①攻克了鼠疫能越过寒冬年年在极北地区爆发的学术谜题。
疫情期间，哈尔滨的苏俄医生设立了一个独立分处，负责例行的房屋检查、诊断和消毒，并向总部发送每日报告。所有疑似病例和鼠疫病例都被送往“北满防疫局”下设的哈尔滨医院。②中东铁路部门亦密切配合，在隔离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将一排排火车车厢拉在一起，集中隔离了成千上万的疑似者和接触者。“北满防疫局”在哈尔滨的实验室生产了6万个纱布口罩和8000剂鼠疫疫苗，③有效的疫苗和血清疗法拯救了许多民众，哈尔滨受过教育的人比10年前更易接受外国药物。基于此，“在1920—1921年的瘟疫中，只有8%被隔离在哈尔滨的接触者发展成鼠疫”。④“中国东北共8500人死亡。此疫的流行被局限于中国东北北部，长春以南几乎都逃过一劫，直隶和山东两省仅发病300例”。⑤专业人员的死亡率也较1910年鼠疫大幅下降，从1910的19%～46%下降到1920—1921年的9%。⑥抗疫支出也从1910—1911年的800万美元减至96万美元，且从海关收到15万美元的捐助，“北满防疫局”只花了38，000美元。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