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富汗，故事仍在继续。
8月17日，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留在阿富汗，仍要组织力量对抗塔利班。
在总统和第二副总统已逃走他国的当口，萨利赫宣传自己“永远、永远都不会向塔利班低头”的姿态，或许是想给那些不服从塔利班的人，营造一丝希望。
但在喀布尔，塔利班已经以胜利者和执政者的姿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相比于1996年那次掌权，这一次，它的公开表现温和了许多，也就世界的关切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声称将“组建一个有各方参与的‘伊斯兰政府’”“没有人会被报复、被审问”“私营媒体可以继续自由工作”“阿富汗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人”“女性将非常积极活跃，不会有歧视”等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塔利班高层近日还在电视上，公开接受了女记者的采访。背后的信号，不言自明。
自我变革的失败
不过，鉴于塔利班上次执政时期对“非伊斯兰”，尤其是女性表现出的不宽容，以及震惊世界的炸毁巴米扬大佛等行为，外界对如今塔利班的表态保持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分析认为，观察近来的塔利班，它的执政基础从人员构成到宗教理念，要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至少目前谁也不敢下定论。
在这次的发言中，发言人也确认了“伊斯兰教法之下的统治”，女性所能获得和享有的权利，当然也是在“伊斯兰教法系统之下”的权利。
所以，塔利班的特殊性意味着，不能将它和普通世俗化的革命力量同等看待，它在建立政权后，能否经历从暴力的革命逻辑到建设的执政逻辑的自我转变，下定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塔利班的此次执政，依然是阿富汗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不同于很多国家的是，它的现代化进程，交织、纠缠着各种最为复杂的人类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整合挑战，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割裂，帝国的进入与反帝的拉锯，内部世界伊斯兰宗教力量与各种世俗化、现代化方案的博弈。世界大国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强国在这里掰手腕，区域强国在下面暗度陈仓。在这样复杂的历史面前，任何简单的断语都是盲目而片面的。
从现代化的视野来看，在最初遭遇英帝国入侵的过程中，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就开始了整合的尝试，也从一百年前开始就走上了世俗化改革之路。1920年代，阿曼努拉国王（1919年至1929年在位）学习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颁布新宪法，在世俗化方面不可谓不坚定。在日常生活方面，规定罩袍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女性的穿戴，蓄须男子不能为政府工作，官员上班必须穿正装打领带，不能戴头巾，穿长衬衫，灯笼裤。国王以身作则，倡议一个男人只娶一位妻子。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位国王世俗化的努力，在这片土地上过于激进了。他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就遭遇挫败，之后他携妻子逃亡意大利，终老他乡。
阿曼努拉的后继者萨考（哈比布拉），则恢复了传统的沙里亚法，取消了女性的受教育权，规定女性必须穿戴布卡，外出要有男性陪护。
沙里亚法要求女性外出必须穿戴名为“布卡”的罩袍——最为严实的一种宗教派别服装，连眼睛也不能露出
这样的回合后来不断上演，在进步与保守力量之间，在希望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进单一政治体的强势的集权君主，和乡村、部落、地方头人、宗教权威之间，阿富汗在各方力量的拉扯下，几经政权更迭。从政治强人达乌德，到形象颇为亲和的查希尔国王时代（这位国王颁布的新宪法，在自我约束方面丝毫不输于任何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君主国家，比如要求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近亲都不得进入议会和政府机构担任公职），循环往复。
不过总体上，阿富汗在朝着更世俗化、现代化，而非更保守、更传统的方向挪动。只不过，挪动的步幅，总跟不上现代政治文明的脚步。
外部改造的失意
冷战期间，美苏出于对阿富汗的争夺，主动将高速公路、大楼、学校，吃喝玩乐的现代元素引入阿富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喀布尔，唱片、酒吧、西式服装，都已经开始流行。
但一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阿富汗其实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屡屡试验世俗化改革的、接近现代文明的城市世界;一个是代表着庞大的旧阿富汗的，以不识字的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村世界。
現代化在城市铺开了，但是乡村并未获益，在阿富汗出生、长大的阿美混血儿，《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塔米姆·安萨利，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三十年后，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偏远山区，村民还在询问这位前国王的健康状况”。
后来掌权的人民民主党和意图掌控阿富汗的苏联，都认识到了乡村是改造阿富汗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乡村改造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又太粗暴而鲁莽。
均分土地的平民化改革并未使农民获益，外来帝国的无神论和伊斯兰格格不入，反抗时有发生，反抗者却难以辨认。他们平时是农民，放下锄头马上能拿起武器。不堪其扰，失去耐性的苏军无差别伤害，对乡村进行密集轰炸，在田地里散布地雷，扫射牲畜，企图以此把农民逼往城市。
在塔米姆·安萨利的观察中，苏联对阿富汗自我变革进程的破坏性中断是影响深远的，它不仅造成了上百万的人口伤亡，流离失所，而且破坏了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原有的脆弱平衡。保守派中，反抗组织在竞争中日益激进，在战争的残酷教育中，滋养和善性情的天伦之乐被刀枪见血的生存竞争取代，阿富汗的民族性格随之变异。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还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曾经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和世俗长老的权威大大衰落，神职人员权力高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极端宗教力量的壮大，也增加了世俗化改革的难度。
8月17日，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留在阿富汗，仍要组织力量对抗塔利班。
在总统和第二副总统已逃走他国的当口，萨利赫宣传自己“永远、永远都不会向塔利班低头”的姿态，或许是想给那些不服从塔利班的人，营造一丝希望。
但在喀布尔，塔利班已经以胜利者和执政者的姿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相比于1996年那次掌权，这一次，它的公开表现温和了许多，也就世界的关切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声称将“组建一个有各方参与的‘伊斯兰政府’”“没有人会被报复、被审问”“私营媒体可以继续自由工作”“阿富汗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人”“女性将非常积极活跃，不会有歧视”等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塔利班高层近日还在电视上，公开接受了女记者的采访。背后的信号，不言自明。
自我变革的失败
不过，鉴于塔利班上次执政时期对“非伊斯兰”，尤其是女性表现出的不宽容，以及震惊世界的炸毁巴米扬大佛等行为，外界对如今塔利班的表态保持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分析认为，观察近来的塔利班，它的执政基础从人员构成到宗教理念，要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至少目前谁也不敢下定论。
在这次的发言中，发言人也确认了“伊斯兰教法之下的统治”，女性所能获得和享有的权利，当然也是在“伊斯兰教法系统之下”的权利。
所以，塔利班的特殊性意味着，不能将它和普通世俗化的革命力量同等看待，它在建立政权后，能否经历从暴力的革命逻辑到建设的执政逻辑的自我转变，下定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塔利班的此次执政，依然是阿富汗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不同于很多国家的是，它的现代化进程，交织、纠缠着各种最为复杂的人类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整合挑战，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割裂，帝国的进入与反帝的拉锯，内部世界伊斯兰宗教力量与各种世俗化、现代化方案的博弈。世界大国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强国在这里掰手腕，区域强国在下面暗度陈仓。在这样复杂的历史面前，任何简单的断语都是盲目而片面的。
从现代化的视野来看，在最初遭遇英帝国入侵的过程中，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就开始了整合的尝试，也从一百年前开始就走上了世俗化改革之路。1920年代，阿曼努拉国王（1919年至1929年在位）学习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颁布新宪法，在世俗化方面不可谓不坚定。在日常生活方面，规定罩袍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女性的穿戴，蓄须男子不能为政府工作，官员上班必须穿正装打领带，不能戴头巾，穿长衬衫，灯笼裤。国王以身作则，倡议一个男人只娶一位妻子。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位国王世俗化的努力，在这片土地上过于激进了。他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就遭遇挫败，之后他携妻子逃亡意大利，终老他乡。
阿曼努拉的后继者萨考（哈比布拉），则恢复了传统的沙里亚法，取消了女性的受教育权，规定女性必须穿戴布卡，外出要有男性陪护。
沙里亚法要求女性外出必须穿戴名为“布卡”的罩袍——最为严实的一种宗教派别服装，连眼睛也不能露出
这样的回合后来不断上演，在进步与保守力量之间，在希望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进单一政治体的强势的集权君主，和乡村、部落、地方头人、宗教权威之间，阿富汗在各方力量的拉扯下，几经政权更迭。从政治强人达乌德，到形象颇为亲和的查希尔国王时代（这位国王颁布的新宪法，在自我约束方面丝毫不输于任何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君主国家，比如要求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近亲都不得进入议会和政府机构担任公职），循环往复。
不过总体上，阿富汗在朝着更世俗化、现代化，而非更保守、更传统的方向挪动。只不过，挪动的步幅，总跟不上现代政治文明的脚步。
外部改造的失意
冷战期间，美苏出于对阿富汗的争夺，主动将高速公路、大楼、学校，吃喝玩乐的现代元素引入阿富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喀布尔，唱片、酒吧、西式服装，都已经开始流行。
但一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阿富汗其实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屡屡试验世俗化改革的、接近现代文明的城市世界;一个是代表着庞大的旧阿富汗的，以不识字的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村世界。
現代化在城市铺开了，但是乡村并未获益，在阿富汗出生、长大的阿美混血儿，《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塔米姆·安萨利，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三十年后，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偏远山区，村民还在询问这位前国王的健康状况”。
后来掌权的人民民主党和意图掌控阿富汗的苏联，都认识到了乡村是改造阿富汗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乡村改造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又太粗暴而鲁莽。
均分土地的平民化改革并未使农民获益，外来帝国的无神论和伊斯兰格格不入，反抗时有发生，反抗者却难以辨认。他们平时是农民，放下锄头马上能拿起武器。不堪其扰，失去耐性的苏军无差别伤害，对乡村进行密集轰炸，在田地里散布地雷，扫射牲畜，企图以此把农民逼往城市。
在塔米姆·安萨利的观察中，苏联对阿富汗自我变革进程的破坏性中断是影响深远的，它不仅造成了上百万的人口伤亡，流离失所，而且破坏了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原有的脆弱平衡。保守派中，反抗组织在竞争中日益激进，在战争的残酷教育中，滋养和善性情的天伦之乐被刀枪见血的生存竞争取代，阿富汗的民族性格随之变异。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还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曾经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和世俗长老的权威大大衰落，神职人员权力高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极端宗教力量的壮大，也增加了世俗化改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