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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名士多率性任情、自然风流，显然有别于春秋时期以“道”与“礼”为核心的敦厚崇礼、雅重自持的儒家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发展到魏晋，呈现出多重异化，《世说新语》可窥一二。
关键词：《世说新语》 君子人格 魏晋名士
一、从敦厚崇礼到越礼重情
春秋时期，儒家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体系，形式上以“崇礼”为规范，深刻影响了大批士人的价值选择。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a即只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才有可能达到仁的境界。
“礼”延伸到文学之上形成了一套诗学理论。孔子虽言“诗可兴观群怨”，即承认诗作为抒发性情的工具，却又要求其合乎“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之范畴，不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b之限度。荀子继而提出“以道制欲”的文艺观，增强对君子人格的约束。两汉士人严格秉持“止乎礼义”的信条，这使本应作为君子人格合理规范形式的礼仪逐渐发展为一种金科玉律，并日渐政治化、烦琐化。魏晋以降，社会中弥漫着空前自由的气息，名士纷纷要求将个体情感的表达从僵化已久的礼制中解放出来，其中在丧礼方面尤为明显。
儒家历来尤重丧礼。孔子将生与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曾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c《礼记》还规定行居丧之礼的种种哀痛行状，如“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d等，极其恭敬考究。
与儒家君子不同，魏晋士人面对礼与情的冲突时，常注重真情表达，力图摆脱礼制之束缚，《世说新语》可窥一二。如阮籍曾高调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e。居母丧时，他出席宴会，饮酒食肉，丝毫不囿礼制，甚至母亲出殡当日，他还烝豚煮酒，未表现出半分哀痛。直至真正下葬诀别之时，阮籍才哀号一声，吐血晕厥，其身体也“废顿良久”f。足见阮籍虽表面弃礼制于不顾，其内心依然严秉孝道，只不过冲破了烦琐礼仪的束缚。何曾对此微词颇多，称阮籍当被流放海外。然阮步兵丝毫不为所动，反而“饮啖不辍，神色自若”g。裴楷乃至司马昭都对其袒护有加。晋文王言：“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h司马昭理应是礼教的维护者，然而他却认为阮籍因疾病缠身而饮酒食肉同样合乎丧礼。裴楷更是盛赞阮籍乃“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i。
又如颇有孝名的王戎与和峤同时遭大丧，王戎凄入肝脾，哀毁骨立，但日常饮酒下棋，享乐不辍；和峤却与之相反，虽悲戚难当，涕泗横流，且诸礼皆备，甚至“量米而食”！ 0，然神气却半分未损。时人对王戎给予更多肯定，乃至晉武帝都因此对其评价甚高。这昭示了流于表面、烦琐冗杂的礼制发展到此时已然引起了士人阶层的反思。他们注重真情表达，反对僵化之礼，与春秋儒者一丝不苟地履行各项礼仪有明显差距。
二、从克己慎独到任诞恣肆
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实现“仁”必须保持自律。其自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克己。如孔子时常以“求己”自守，力图通过自我约束来完善个体品质，最终实现仁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慎独。慎独向来圣人先贤追求的修身境界。《大学》载：“君子必慎其独也。”！ 1以此勉励世人，独处之时也要格外戒慎自守，防微杜渐，内心有所坚持，不能随意行事。《诗经》之中也多处蕴含慎独之德，如“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如今人们时常用“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2来表述慎独之德，足见这一品质对主流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然而魏晋士人却任诞恣肆，随性自由，常放浪形骸，与谨小慎微、克己慎独的君子人格有着霄壤之别，这也使其成为中国士人发展史上最特别的存在。他们嗜酒如命，裸裎成风，放纵之行惊世骇俗。《世说新语》中有因饮酒无度而卧病在床，却仍要以酒解渴的“醉侯”刘伶；有一生不乐仕宦，却甘愿为美酒屈身官场的阮籍；更有常以大瓮盛酒豪饮，尽兴时还与群猪共饮的阮咸。
魏晋士人的“任诞”还表现在裸裎成风：刘伶常“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自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 3。阮籍更是“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 4 。《晋书》还曾载：“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 5可见以上所列之行于魏晋时人而言已经极为普遍，这无疑是对名教的猛烈冲击，与春秋儒者的克己慎独不可同日而语。
自春秋伊始，君子就对饮酒之行极为考究。周代有专门的酒礼文化，周公更是因殷商灭亡的前车之鉴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酒诰》。孔子也曾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6 所谓“不为酒困”，当是饮酒有度，不可误事，更不可伤身。孔子将饮酒与“事公卿”“事父兄”以及丧礼并举，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实则与其遭遇密不可分。他们身处风谲云诡的动荡时代，虽常怀济世之志，然而变故频发，天下名士少有全身而退者。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排解内心苦闷，他们只能通过醉酒来宣泄心中郁结，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可谓“胸中磊块，须酒浇之”！ 8 。同时他们追求自然纯粹，不加雕饰，衣物于他们而言都是多余的。魏晋士人这些举止表面荒诞乖谬，实则暗含了他们不囿名教礼法，率性放达，返璞归真的价值选择。
三、从兼济天下到隐逸林中
隐逸这一处世哲学在历代士人群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便是常以积极入世为世人熟知的孔子，《论语》中也多处蕴含其隐逸思想。如孔子言曾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9于此即可看出，孔子之隐并非不由分说地消极避世，而是“无道则隐”。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选择以隐待时，以道自守，与那些消极避世的极端隐者有着本质区别。孔子将推行“仁”“礼”之道作为毕生夙愿，周游列国十四年，经历过宋之危、郑人之辱及陈蔡之困，依然葆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如此兼济天下的儒者胸襟令笔者首肯心服。
魏晋以降，政局扰攘，大量名士无辜卷入党争，动辄招致杀身之祸。加之玄学兴盛，隐文化成为社会风尚，“七贤”的林下之游风靡一时。魏晋士人为了全身远害，纷纷选择远离庙堂，终老林泉。不同于前代士人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们一改汲汲求仕的执着，遁世隐逸之风盛极一时，《世说新语·栖逸》一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隐士的生活细节。 如阮籍曾慕名远赴苏门山中与得道真人孙登切磋。他“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又“叙有为之教，棲神导气之术”@ 0， 然孙登对此毫无回应。阮籍见状，吹着口哨悻悻下山。刚抵达半山腰时，忽然听到山顶百乐齐鸣，如数部乐器合奏，响彻林谷。阮籍回首一望，原来是那孙登在吹口哨。满腹经纶、才高八斗，还精通乐理的阮步兵在孙登面前都黯然失色，足见其超凡脱俗之境界。他在虎斑霞绮、林籁泉韵的自然界隐逸终生，对三皇五帝之义、夏商周三代之德闭口不提，更不屑在儒道两家进退两难，只用纯粹的啸声便可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这正是魏晋士人所孜孜追慕的隐逸之最高境界。
《世说新语》中极具代表性的隐士还有亦仕亦隐的山涛。他年逾七十，仍能游于朝堂；他隐逸林下，依然肆意酣畅；他深谋远虑，能极早觉察危险，果断归隐，不交世务。他气度不凡，与竹林中人终日酣畅淋漓地举杯共饮；他不仅在朝实现了政治理想，还享受了山水之乐。他既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热忱，又有道家逍遥隐逸的生活情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1的传言在他身上变成现实，他也真正将“兼济天下”与“隐逸林中”通融无碍。
此外，潇洒辞官的名士张翰也令笔者甚为叹服。在张翰看来，功名利禄甚至比不上一杯及时酒。他深知功名乃身后之事，唯有及时行乐才是首务。因此当他在洛阳见秋风起时，便突然思念起家乡美食菰菜羹、鲈鱼脍。他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2随即便辞官归乡，隐居半生，再未出仕。张翰此时已经贵为大司马东曹掾，然而却甘愿放弃来之不易的高官要爵，如此旷达自得、激流勇退的人生态度使其成为千古美谈。
四、结语
魏晋以前，君子人格尚处笼统、含混、懵懂、不自觉的状态。魏晋以降，天下多故，玄盛儒衰，士人的人格意识开始萌生新变：他们有的越礼重情，注重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有的任诞恣肆，饮酒无度，裸裎成风，丝毫不囿名教；有的遁迹山林，秉烛夜游，沉浸在山水之乐中终生不仕。他们对真情实感的抒发，对自我的肯定，对美的欣赏以及对享乐的追求，都使其焕发出浓郁的生命光彩，在中国士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代士人理想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bckpqs@ 1〔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第66页，第55页，第7页，第113页，第118—119页，第106页，第173页。
d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efghijmno！ 8 t@ 2〔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1页，第732页，第728页，第728页，第734页，第20页，第731页，第24页，第24页，第763页，第648页，第393页。
l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9—1170页。
作 者： 郭思宇，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世说新语》 君子人格 魏晋名士
一、从敦厚崇礼到越礼重情
春秋时期，儒家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体系，形式上以“崇礼”为规范，深刻影响了大批士人的价值选择。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a即只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才有可能达到仁的境界。
“礼”延伸到文学之上形成了一套诗学理论。孔子虽言“诗可兴观群怨”，即承认诗作为抒发性情的工具，却又要求其合乎“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之范畴，不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b之限度。荀子继而提出“以道制欲”的文艺观，增强对君子人格的约束。两汉士人严格秉持“止乎礼义”的信条，这使本应作为君子人格合理规范形式的礼仪逐渐发展为一种金科玉律，并日渐政治化、烦琐化。魏晋以降，社会中弥漫着空前自由的气息，名士纷纷要求将个体情感的表达从僵化已久的礼制中解放出来，其中在丧礼方面尤为明显。
儒家历来尤重丧礼。孔子将生与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曾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c《礼记》还规定行居丧之礼的种种哀痛行状，如“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d等，极其恭敬考究。
与儒家君子不同，魏晋士人面对礼与情的冲突时，常注重真情表达，力图摆脱礼制之束缚，《世说新语》可窥一二。如阮籍曾高调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e。居母丧时，他出席宴会，饮酒食肉，丝毫不囿礼制，甚至母亲出殡当日，他还烝豚煮酒，未表现出半分哀痛。直至真正下葬诀别之时，阮籍才哀号一声，吐血晕厥，其身体也“废顿良久”f。足见阮籍虽表面弃礼制于不顾，其内心依然严秉孝道，只不过冲破了烦琐礼仪的束缚。何曾对此微词颇多，称阮籍当被流放海外。然阮步兵丝毫不为所动，反而“饮啖不辍，神色自若”g。裴楷乃至司马昭都对其袒护有加。晋文王言：“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h司马昭理应是礼教的维护者，然而他却认为阮籍因疾病缠身而饮酒食肉同样合乎丧礼。裴楷更是盛赞阮籍乃“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i。
又如颇有孝名的王戎与和峤同时遭大丧，王戎凄入肝脾，哀毁骨立，但日常饮酒下棋，享乐不辍；和峤却与之相反，虽悲戚难当，涕泗横流，且诸礼皆备，甚至“量米而食”！ 0，然神气却半分未损。时人对王戎给予更多肯定，乃至晉武帝都因此对其评价甚高。这昭示了流于表面、烦琐冗杂的礼制发展到此时已然引起了士人阶层的反思。他们注重真情表达，反对僵化之礼，与春秋儒者一丝不苟地履行各项礼仪有明显差距。
二、从克己慎独到任诞恣肆
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实现“仁”必须保持自律。其自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克己。如孔子时常以“求己”自守，力图通过自我约束来完善个体品质，最终实现仁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慎独。慎独向来圣人先贤追求的修身境界。《大学》载：“君子必慎其独也。”！ 1以此勉励世人，独处之时也要格外戒慎自守，防微杜渐，内心有所坚持，不能随意行事。《诗经》之中也多处蕴含慎独之德，如“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如今人们时常用“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2来表述慎独之德，足见这一品质对主流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然而魏晋士人却任诞恣肆，随性自由，常放浪形骸，与谨小慎微、克己慎独的君子人格有着霄壤之别，这也使其成为中国士人发展史上最特别的存在。他们嗜酒如命，裸裎成风，放纵之行惊世骇俗。《世说新语》中有因饮酒无度而卧病在床，却仍要以酒解渴的“醉侯”刘伶；有一生不乐仕宦，却甘愿为美酒屈身官场的阮籍；更有常以大瓮盛酒豪饮，尽兴时还与群猪共饮的阮咸。
魏晋士人的“任诞”还表现在裸裎成风：刘伶常“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自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 3。阮籍更是“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 4 。《晋书》还曾载：“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 5可见以上所列之行于魏晋时人而言已经极为普遍，这无疑是对名教的猛烈冲击，与春秋儒者的克己慎独不可同日而语。
自春秋伊始，君子就对饮酒之行极为考究。周代有专门的酒礼文化，周公更是因殷商灭亡的前车之鉴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酒诰》。孔子也曾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6 所谓“不为酒困”，当是饮酒有度，不可误事，更不可伤身。孔子将饮酒与“事公卿”“事父兄”以及丧礼并举，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实则与其遭遇密不可分。他们身处风谲云诡的动荡时代，虽常怀济世之志，然而变故频发，天下名士少有全身而退者。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排解内心苦闷，他们只能通过醉酒来宣泄心中郁结，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可谓“胸中磊块，须酒浇之”！ 8 。同时他们追求自然纯粹，不加雕饰，衣物于他们而言都是多余的。魏晋士人这些举止表面荒诞乖谬，实则暗含了他们不囿名教礼法，率性放达，返璞归真的价值选择。
三、从兼济天下到隐逸林中
隐逸这一处世哲学在历代士人群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便是常以积极入世为世人熟知的孔子，《论语》中也多处蕴含其隐逸思想。如孔子言曾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9于此即可看出，孔子之隐并非不由分说地消极避世，而是“无道则隐”。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选择以隐待时，以道自守，与那些消极避世的极端隐者有着本质区别。孔子将推行“仁”“礼”之道作为毕生夙愿，周游列国十四年，经历过宋之危、郑人之辱及陈蔡之困，依然葆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如此兼济天下的儒者胸襟令笔者首肯心服。
魏晋以降，政局扰攘，大量名士无辜卷入党争，动辄招致杀身之祸。加之玄学兴盛，隐文化成为社会风尚，“七贤”的林下之游风靡一时。魏晋士人为了全身远害，纷纷选择远离庙堂，终老林泉。不同于前代士人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们一改汲汲求仕的执着，遁世隐逸之风盛极一时，《世说新语·栖逸》一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隐士的生活细节。 如阮籍曾慕名远赴苏门山中与得道真人孙登切磋。他“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又“叙有为之教，棲神导气之术”@ 0， 然孙登对此毫无回应。阮籍见状，吹着口哨悻悻下山。刚抵达半山腰时，忽然听到山顶百乐齐鸣，如数部乐器合奏，响彻林谷。阮籍回首一望，原来是那孙登在吹口哨。满腹经纶、才高八斗，还精通乐理的阮步兵在孙登面前都黯然失色，足见其超凡脱俗之境界。他在虎斑霞绮、林籁泉韵的自然界隐逸终生，对三皇五帝之义、夏商周三代之德闭口不提，更不屑在儒道两家进退两难，只用纯粹的啸声便可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这正是魏晋士人所孜孜追慕的隐逸之最高境界。
《世说新语》中极具代表性的隐士还有亦仕亦隐的山涛。他年逾七十，仍能游于朝堂；他隐逸林下，依然肆意酣畅；他深谋远虑，能极早觉察危险，果断归隐，不交世务。他气度不凡，与竹林中人终日酣畅淋漓地举杯共饮；他不仅在朝实现了政治理想，还享受了山水之乐。他既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热忱，又有道家逍遥隐逸的生活情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1的传言在他身上变成现实，他也真正将“兼济天下”与“隐逸林中”通融无碍。
此外，潇洒辞官的名士张翰也令笔者甚为叹服。在张翰看来，功名利禄甚至比不上一杯及时酒。他深知功名乃身后之事，唯有及时行乐才是首务。因此当他在洛阳见秋风起时，便突然思念起家乡美食菰菜羹、鲈鱼脍。他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2随即便辞官归乡，隐居半生，再未出仕。张翰此时已经贵为大司马东曹掾，然而却甘愿放弃来之不易的高官要爵，如此旷达自得、激流勇退的人生态度使其成为千古美谈。
四、结语
魏晋以前，君子人格尚处笼统、含混、懵懂、不自觉的状态。魏晋以降，天下多故，玄盛儒衰，士人的人格意识开始萌生新变：他们有的越礼重情，注重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有的任诞恣肆，饮酒无度，裸裎成风，丝毫不囿名教；有的遁迹山林，秉烛夜游，沉浸在山水之乐中终生不仕。他们对真情实感的抒发，对自我的肯定，对美的欣赏以及对享乐的追求，都使其焕发出浓郁的生命光彩，在中国士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代士人理想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bckpqs@ 1〔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第66页，第55页，第7页，第113页，第118—119页，第106页，第173页。
d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efghijmno！ 8 t@ 2〔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1页，第732页，第728页，第728页，第734页，第20页，第731页，第24页，第24页，第763页，第648页，第393页。
l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9—1170页。
作 者： 郭思宇，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