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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台湾问题。社会上早就传闻他在弥留之际，为交待有关台湾问题，特意召见了罗青长。后来，电影《周恩来》编入了这一情节。
《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年卷)出版之后，我查到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上边也仅记下这样一段话：“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但是，问了哪些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有记述。
为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了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罗青长出任顾问。在一次交谈中，罗老讲了周总理约见他的事情，还说到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
我知道张镇是湖南常德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名的宪兵头子。因此，我禁不住问道：
“总理为什么特意嘱咐您不要忘记张镇呢?”
于是，罗老给我讲了如下这段往事：
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之后——尤其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要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这样一来，他又要与当年的恩师周恩来打交道。国共会谈纪要定稿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在看京戏时，《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走进来，附在周恩来的耳边讲了一番话。接着，周恩来十分镇定地站起身来，把钱之光叫出去，告诉他：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在返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当时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抢救，周恩来让钱之光马上赶到医院看望。
这时，周恩来尚不知李少石被枪击的真实情况，他本能地想到毛主席的安全。为此，他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桂园张治中为毛主席安排的住处。这时，张镇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先生安全送回住处。”
不久，戏散了，张镇请毛主席坐上自己的轿车，亲自陪同，把毛主席安全地送回了住处。
罗老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入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接着，罗老又对我说：“事后，查清了枪击李少石的案情：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带队的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而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此，恩来同志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回到自己的书斋之后，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张镇于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1950年2月，病死于台北。当时我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张镇将军如果地下有知，对恩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关怀他一事，将会作何感想呢?……”
二
周恩来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为中外政治家所称道。建国前夕，朱德总司令就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曾明确表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在我长期学习、研究周总理生平的过程中，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的聪明才智主要是来自实践，那么总理早年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积累起各种工作经验的呢?”在一次与罗青长同志的交谈中，罗老给我讲了一个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使我的这二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开始，罗老问我：“你知道黄埔军校中有一个叫蒋先云的学生吗?”
“知道。”我简单地讲了蒋先云的生平：
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原名湘耘，别号巫山。早年在衡阳参加五四运动，任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0年3月，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并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心社”。1921年10月，刚刚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毛泽东来到衡阳，介绍蒋先云加入共产党。接着，他又被毛泽东派往安源煤矿，与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了安源煤矿罢工运动。1924年4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受到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但是，蒋校长并不知这位得意弟子是共产党，更不知他进校后即成为学校中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是年11月，他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埔一期，到教导一团任连党代表。接着，他先后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滇、桂军叛乱，任党军第一师二团二营代理营长。后又调任蒋介石的少校侍从秘书，跟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二次东征……。
“停，”罗老打断了我的讲话，“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就发生在第二次东征中。”接着，他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那是在1958年，我陪周总理到广东新会一带蹲点。周总理可能是故地重游，引起对往事的回忆；也可能是有意谈往知今，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总之，他当时很深沉地对我们说，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任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率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一次战役之后，我坐着广东那种轿子赶回指挥部的路上，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我走下轿子一看：几十名伤兵站在路中央，围着怒气冲冲的蒋先云大吵大闹。双方的阵势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赶忙大声问道：
“都不要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一看我这位政治部主任到了，立即停止了争吵。在双方的申辩下，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批伤员自恃东征有功，就在闹事的地方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违犯了军纪。恰在这时，蒋先云赶到了，他一气之下，动手打了违犯军纪的伤员。这批伤员不服，就围着蒋先云吵闹起来，事态十分严重。我为了尽快平息这场争吵，说道：
“东征挂彩是光荣的，但违犯军纪是错误的；蒋先云同志作为蒋校长的侍从秘书，他维护党军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动手打人也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打蒋先云同志十二下手板，算是对大家的道歉，总算可以了吧?”
于是，我当着这批伤员的面，打了蒋先云十二下手板，解决了这场越闹越大的官兵间的争吵。
回到广州之后，按照常规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总结东征的经验与教训。我与蒋先云在一个支部，他是支部书记，我是支部中的一名党员，从组织上讲他是我的领导。再者，我们党内是相当民主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提。蒋先云在总结东征军纪问题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
“我打伤员是错误的，是应该受到批评；可是，周主任采用打我的办法解决矛盾，不也是错误的吗?我看也应该检讨。”
我认为说得对，就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我这个政治部主任就有这点水平。
罗老讲完了这段故事后，对我说，“由此可以说明：我们总理那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也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罗老的话说得多好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治国治军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台湾问题。社会上早就传闻他在弥留之际，为交待有关台湾问题，特意召见了罗青长。后来，电影《周恩来》编入了这一情节。
《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年卷)出版之后，我查到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上边也仅记下这样一段话：“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但是，问了哪些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有记述。
为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了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罗青长出任顾问。在一次交谈中，罗老讲了周总理约见他的事情，还说到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
我知道张镇是湖南常德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名的宪兵头子。因此，我禁不住问道：
“总理为什么特意嘱咐您不要忘记张镇呢?”
于是，罗老给我讲了如下这段往事：
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之后——尤其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要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这样一来，他又要与当年的恩师周恩来打交道。国共会谈纪要定稿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在看京戏时，《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走进来，附在周恩来的耳边讲了一番话。接着，周恩来十分镇定地站起身来，把钱之光叫出去，告诉他：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在返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当时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抢救，周恩来让钱之光马上赶到医院看望。
这时，周恩来尚不知李少石被枪击的真实情况，他本能地想到毛主席的安全。为此，他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桂园张治中为毛主席安排的住处。这时，张镇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先生安全送回住处。”
不久，戏散了，张镇请毛主席坐上自己的轿车，亲自陪同，把毛主席安全地送回了住处。
罗老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入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接着，罗老又对我说：“事后，查清了枪击李少石的案情：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带队的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而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此，恩来同志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回到自己的书斋之后，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张镇于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1950年2月，病死于台北。当时我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张镇将军如果地下有知，对恩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关怀他一事，将会作何感想呢?……”
二
周恩来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为中外政治家所称道。建国前夕，朱德总司令就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曾明确表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在我长期学习、研究周总理生平的过程中，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的聪明才智主要是来自实践，那么总理早年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积累起各种工作经验的呢?”在一次与罗青长同志的交谈中，罗老给我讲了一个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使我的这二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开始，罗老问我：“你知道黄埔军校中有一个叫蒋先云的学生吗?”
“知道。”我简单地讲了蒋先云的生平：
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原名湘耘，别号巫山。早年在衡阳参加五四运动，任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0年3月，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并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心社”。1921年10月，刚刚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毛泽东来到衡阳，介绍蒋先云加入共产党。接着，他又被毛泽东派往安源煤矿，与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了安源煤矿罢工运动。1924年4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受到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但是，蒋校长并不知这位得意弟子是共产党，更不知他进校后即成为学校中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是年11月，他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埔一期，到教导一团任连党代表。接着，他先后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滇、桂军叛乱，任党军第一师二团二营代理营长。后又调任蒋介石的少校侍从秘书，跟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二次东征……。
“停，”罗老打断了我的讲话，“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就发生在第二次东征中。”接着，他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那是在1958年，我陪周总理到广东新会一带蹲点。周总理可能是故地重游，引起对往事的回忆；也可能是有意谈往知今，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总之，他当时很深沉地对我们说，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任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率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一次战役之后，我坐着广东那种轿子赶回指挥部的路上，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我走下轿子一看：几十名伤兵站在路中央，围着怒气冲冲的蒋先云大吵大闹。双方的阵势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赶忙大声问道：
“都不要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一看我这位政治部主任到了，立即停止了争吵。在双方的申辩下，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批伤员自恃东征有功，就在闹事的地方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违犯了军纪。恰在这时，蒋先云赶到了，他一气之下，动手打了违犯军纪的伤员。这批伤员不服，就围着蒋先云吵闹起来，事态十分严重。我为了尽快平息这场争吵，说道：
“东征挂彩是光荣的，但违犯军纪是错误的；蒋先云同志作为蒋校长的侍从秘书，他维护党军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动手打人也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打蒋先云同志十二下手板，算是对大家的道歉，总算可以了吧?”
于是，我当着这批伤员的面，打了蒋先云十二下手板，解决了这场越闹越大的官兵间的争吵。
回到广州之后，按照常规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总结东征的经验与教训。我与蒋先云在一个支部，他是支部书记，我是支部中的一名党员，从组织上讲他是我的领导。再者，我们党内是相当民主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提。蒋先云在总结东征军纪问题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
“我打伤员是错误的，是应该受到批评；可是，周主任采用打我的办法解决矛盾，不也是错误的吗?我看也应该检讨。”
我认为说得对，就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我这个政治部主任就有这点水平。
罗老讲完了这段故事后，对我说，“由此可以说明：我们总理那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也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罗老的话说得多好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治国治军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