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由此他得了个“化缘和尚”的绰号。张伯苓把募集到的数百万资金——登记造册，账目完全透明化、公开化。他坚持钱要用在刀刃上，绝不允许铺张浪费，更不允许落入私人腰包。
　　在张伯苓的苦心经营下，学校的资产迅速增长，教员的工资一涨再涨，很多教授都拿到了每月三百元的工资，而作为校长，张伯苓的工資却一直只有一百元。有人对张伯苓说：“你为南开的发展殚精竭虑，即使不愿多拿，也应该与教授的工资持平啊。”张伯苓只是笑笑说：“我就是一个打杂的，哪能跟教授们比呀！”虽然张伯苓是多所学校的校长，付出的也比别人都多，但他坚持只拿一份工资，将钱全部用在了学校建设和教师的福利待遇上。
　　张伯苓出行很少坐车，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去市里开会，他都是步行，即便有时去外地出差，他也只坐三等车厢。当时，南开大学的教授薪水极高，几乎个个都有专车（黄包车），有的甚至还拥有私家汽车，可以说，张伯苓的生活标准远不及学校的任何一个教员。对此，张伯苓毫不在乎。他总说，多走走路，对身体有好处。有一次，张伯苓去参加一个会议，散会后，服务员望着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的车号是多少，张伯苓回答说：“十一号。”服务员信以为真，谁知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十一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远去的背影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张伯苓的“十一号车”就是步行的意思。除了开会不坐车外，张伯苓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出门必带臭虫药，这是因为他出差时总是住最便宜的旅店，而这些馆舍里往往臭虫横行。
　　张伯苓退休后，连仅有的一份收入也没了，晚年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当他去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六元七角钱。也许正是有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校长，才有了百年名校，才有了今日之南开。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