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由友人某君夤缘，沈诚先生突然来访，成了我家的座上客。
　　沈诚乃蒋经国密使，是在台海两岸穿针引线的神秘人物，他怎么会亲临平头百姓的蜗居来作客呢？说起来总有些不可思议。然而作为香港一家报纸发行人的沈诚，对我这个新闻战线的老兵，进行民间的、私人的、同业的访晤，即使有“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的感觉，也不足为怪。
　　沈诚先生曾拟把他在香港创办的报纸迁到北京来，因而想多听些业内人士的意见，也是顺理成章。我的分析是：以他的身份、关系，申请在京办报，在审批这一关上，大概不成问题，再以我经历过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长江日报等几家新闻单位，老同事不少，为他推荐一批资深编辑、记者，估计也不至有多大困难。但是，面对当时北京好几家畅销报纸竞争激烈的情况，新创报纸插足其间，可以想见困难是不少的。最终在可行性探讨中作出结论：移师北上并非良策。
　　沈诚先生很健谈，他的不平凡经历，听来十分动人。他1921年生于浙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蒋经国嫡系青年军师长，其后又从台湾的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先后任蒋经国机要秘书、随从参谋、陆军少将，是蒋经国的亲信，与蒋经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退役后，沈诚来到香港创办《新香港时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他之所以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始于来北京参加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当时，叶剑英先生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约见沈诚，邀请他前来参加。沈诚很是受宠若惊，但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自由行动。于是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蒋经国面授机宜。1981年9月底，沈诚终于踏上了阔别30多年的故土。叶剑英在接见他时，谈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传达中共的诚意。
　　从此，沈诚先生风雨兼程，七上京华，三度赴京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担负起密使重任，开始长达7年的艰辛历程。
　　1986年，沈诚写了一份“国事建议备忘录”，分送给邓小平和蒋经国。备忘录中，沈诚分析了两岸两党对当前“国事”在观点上的异同，双方意识形态的差距，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等。他主张国家和平统一，国共第三次合作等。1987年3月，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到北京再次进行会晤。经过沈诚穿梭奔走，一来一去传递信息，互表诚意后，中央研究决定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3月29日，蒋经国接过由沈诚带回去的密信，看后十分满意，高兴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沈诚别号）你辛苦了！”仅此一语使沈诚深感这7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并促成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于当年7月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令”，后来又决定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继而陆续向内地实施适度“开放”的措施。同年12月，蒋最后一次约见沈诚，告以即将讨论派赴北京谈判的代表人选，并嘱沈诚准备作好安排。
　　然而，就在台湾方面考虑派往北京代表人选的关键时刻，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病逝，海峡两岸筹备谈判从而中断。
　　蒋经国去世的当晚，国民党紧接着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一星期之后，沈诚突然被台湾“高等法院”以“颠覆政府”的罪名拘捕法办。沈诚入狱，不审不判，关押200多个日夜之后，1988年11月26日，又被宣布无罪释放。一场所谓“叛乱”的闹剧悄然收场。沈诚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表示中国大陆才是台湾的中国人的根，他会再去大陆。如今，他也早已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