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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锋》、《变化》到《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试图给这个时代下结论
“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未来世界》中断言。
然而，对凌志军来说，如果没有三十多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那些事，他或许不会“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退居斗室，终日写作，成为“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
4月10日的下午，京城的一家咖啡馆里，借着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推广的机会，凌志军向我们讲述“变化”，讲述“中国的新革命”，讲述“光荣与梦想”。重病在身的他戴着墨镜，声音很轻，始终带着微笑。
命运的交锋
凌志军本是个理科胚子，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不错的他，原本有希望循着他哥哥的轨迹，搞化学实验，做火箭模型，进而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大多数孩子的“童年梦想”。
然而，颇有些宿命的是，他生于1953年。
恰恰是在他小学毕业那年，文革来了。
他被抛入时代的洪流，先在农村做电工，后来参军，练习刺杀练习投手榴弹，心有不甘的他，晚上蒙在被子里打手电学习数理化和英语，直到有一天被连队首长发现。
首长批评他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他“悬崖勒马”，埋头训练。
凌志军的父亲凌建华，原名林烈辉——这两个名字在Google或者百度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凌建华出身于广东的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1941年，17岁的他离家出走，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人民日报》记者、评论员、总编室副主任、科教部主任、编委。
正是父亲与《人民日报》的关系，让凌志军幸运地从千百万埋头训练者中被挑了出来，改行写新闻，并经过自己的努力一路“写”回北京——要知道，那时的他只有小学学历。
“（父亲）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凌志军在童年还总能听见父亲朗朗的笑声，但后来，他发现父亲开始双眉紧锁，终日沉默寡言。1978年凌志军被调回北京，分离十载的父子重聚，也没能让凌建华挂上笑容。
1985年，父亲终因肝癌去世，他去父亲的办公室收拾遗物时才发现，那里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竟是18年前写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头脑中形成了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凌志军越是思念父亲，就越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
一本书的风云
1983年，没有上过大学的凌志军，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3年，他系统研究了费孝通、杨藻、梁厚甫、李普曼等人的作品。威廉·曼彻斯特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当他第一次读到《光荣与梦想》时，曾感慨“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十多年后的1998年，他与马立诚合作，写了一本《交锋》，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叹，“原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写。”
这本被视作“有极大官方背景、向极左势力发起全面反击”的书，引发的反响和反击也“极大”，以至于已经离开政治局委员位置多年的万里也到处询问《交锋》的作者，“要见见面，鼓励一下”。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其中一个作者说，“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
次年8月，《交锋》引发的官司也以被告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的获胜告终，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院判决的方式进行思想斗争。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8日发表报道，题为《“万言书”作者不敌〈交锋〉》，称改革派的获胜是时代潮流的力量，世易时移，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此后，他先后写了《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与马立诚合作）、《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联想风云》等，写一本畅销一本。
见证新革命
交锋过后，带来变化，变化许久，该是下结论的时候了。
凌志军将其定义为《中国的新革命》。
他选择了中关村作为一个样本，他希望把这个“中国的缩影”写出来。
彼时的凌志军，已褪去《交锋》时的犀利乃至“尖酸”，而中关村那些“阳光、正面、积极”的年轻人也在进一步改变着他，让他“对不如意的事情变得宽容”。两年后，这本书面世。
“这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因为缺乏常识性的积累，光在准备阶段，他就读了不少于100本国内国外描述IT行业的书。他在百度搜索“中关村”，出来500多万个网页，除去重复的部分，他都看了一遍。
尽管海淀区和中关村管委会为他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但“在中国积累材料仍然很困难，很多东西都属于内部机密”。他的妻子插话说，许多材料，一涉及到某一层，就不能用。
他有良好的自律。类似《联想风云》那样，“有10%想说的东西没有说”，“一是涉及到隐私，二是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三是我们国家的情况，要求有一些问题需要平缓的口气来表述。”
他写中关村的三代创业者的故事，更写政治对这里的影响。
“中国这个地方，任何时候政治都在发生作用”，于是，他希望自己从时政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物质的东西，“我认为，无论关心政治的人也好，关心技术的人也好，大家都有必要来这样看，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喜欢讲政治。”
有些事情让他感到意外。
他查遍了1990年中关村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事实上，他们提“技工贸一体化”、提“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终归有其自然的规律。
有些事情让他感到无奈。10年后，中关村在政府的驱动下，开始了“大跃进”。凌志军这样写道，一个世代生活在中关村的老住户，会在某个早晨突然接到通知必须撤离，因为他的家将被拆除；一个刚刚租下一家店铺的新移民，可能会在第二天看到门前多了一个大大的“拆”字，还被告知他的租约已被取消。
“每逢摧毁旧街区的工作遇到障碍，官员门就会倾巢出动，全力清除”，包括那些头发花白的人、大学教授、退休干部——虽然他们把“我们坚决不走”的标语贴得满街都是。
他说：政府想要做的事，似乎没有做不成的，尤其是圈地、修路、到处插满钢筋水泥之林这样的事。过去多少年都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
最大的变化是变化
如同之前的《交锋》、《变化》、《联想风云》，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我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我一定要让读者能看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则。”他的第二个原则是，那些他赞成的人，干了蠢事，他照记不误，他不赞成的，他也把其观点表达出来，不去歪曲他们。
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写作者，“这是一本没有人‘认可’的书，中关村的官员们是和所有的读者一起读到它的。”而他在自序中也提到，在采访和写作中，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
他自有把握。
他不曾离开过这个体制，现在仍然是《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他觉得，体制内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受体制的限制，够不到天花板，但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很多东西没有发挥出来，“即便是在体制外，写作也应该是负责的”。
他羡慕新一代的阳光与积极，“以至于把我也改变了不少……我们这一代，抱怨得比较多，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从《交锋》《变化》到《联想风云》再到《中国的新革命》，他转变得很自然。他相信，如果今天还写《交锋》这样纯政治的题目，影响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人们现在更关注经济、技术的领域。
这些年对他触动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像我们的父辈，你们这一代就和我们更远了，这是社会前进的标志。刺激人的行为的最原始的动机跟我们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动机可能更物质化一些。”
他特别希望年轻人能走他这条路。“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记者，都比我有才干，以天下为己任”，但很少有人坚持到今天，“有人主动撤退了，有人是被迫不能写了”。
“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未来世界》中断言。
然而，对凌志军来说，如果没有三十多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那些事，他或许不会“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退居斗室，终日写作，成为“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
4月10日的下午，京城的一家咖啡馆里，借着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推广的机会，凌志军向我们讲述“变化”，讲述“中国的新革命”，讲述“光荣与梦想”。重病在身的他戴着墨镜，声音很轻，始终带着微笑。
命运的交锋
凌志军本是个理科胚子，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不错的他，原本有希望循着他哥哥的轨迹，搞化学实验，做火箭模型，进而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大多数孩子的“童年梦想”。
然而，颇有些宿命的是，他生于1953年。
恰恰是在他小学毕业那年，文革来了。
他被抛入时代的洪流，先在农村做电工，后来参军，练习刺杀练习投手榴弹，心有不甘的他，晚上蒙在被子里打手电学习数理化和英语，直到有一天被连队首长发现。
首长批评他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他“悬崖勒马”，埋头训练。
凌志军的父亲凌建华，原名林烈辉——这两个名字在Google或者百度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凌建华出身于广东的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1941年，17岁的他离家出走，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人民日报》记者、评论员、总编室副主任、科教部主任、编委。
正是父亲与《人民日报》的关系，让凌志军幸运地从千百万埋头训练者中被挑了出来，改行写新闻，并经过自己的努力一路“写”回北京——要知道，那时的他只有小学学历。
“（父亲）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凌志军在童年还总能听见父亲朗朗的笑声，但后来，他发现父亲开始双眉紧锁，终日沉默寡言。1978年凌志军被调回北京，分离十载的父子重聚，也没能让凌建华挂上笑容。
1985年，父亲终因肝癌去世，他去父亲的办公室收拾遗物时才发现，那里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竟是18年前写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头脑中形成了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凌志军越是思念父亲，就越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
一本书的风云
1983年，没有上过大学的凌志军，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3年，他系统研究了费孝通、杨藻、梁厚甫、李普曼等人的作品。威廉·曼彻斯特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当他第一次读到《光荣与梦想》时，曾感慨“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十多年后的1998年，他与马立诚合作，写了一本《交锋》，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叹，“原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写。”
这本被视作“有极大官方背景、向极左势力发起全面反击”的书，引发的反响和反击也“极大”，以至于已经离开政治局委员位置多年的万里也到处询问《交锋》的作者，“要见见面，鼓励一下”。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其中一个作者说，“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
次年8月，《交锋》引发的官司也以被告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的获胜告终，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院判决的方式进行思想斗争。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8日发表报道，题为《“万言书”作者不敌〈交锋〉》，称改革派的获胜是时代潮流的力量，世易时移，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此后，他先后写了《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与马立诚合作）、《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联想风云》等，写一本畅销一本。
见证新革命
交锋过后，带来变化，变化许久，该是下结论的时候了。
凌志军将其定义为《中国的新革命》。
他选择了中关村作为一个样本，他希望把这个“中国的缩影”写出来。
彼时的凌志军，已褪去《交锋》时的犀利乃至“尖酸”，而中关村那些“阳光、正面、积极”的年轻人也在进一步改变着他，让他“对不如意的事情变得宽容”。两年后，这本书面世。
“这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因为缺乏常识性的积累，光在准备阶段，他就读了不少于100本国内国外描述IT行业的书。他在百度搜索“中关村”，出来500多万个网页，除去重复的部分，他都看了一遍。
尽管海淀区和中关村管委会为他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但“在中国积累材料仍然很困难，很多东西都属于内部机密”。他的妻子插话说，许多材料，一涉及到某一层，就不能用。
他有良好的自律。类似《联想风云》那样，“有10%想说的东西没有说”，“一是涉及到隐私，二是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三是我们国家的情况，要求有一些问题需要平缓的口气来表述。”
他写中关村的三代创业者的故事，更写政治对这里的影响。
“中国这个地方，任何时候政治都在发生作用”，于是，他希望自己从时政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物质的东西，“我认为，无论关心政治的人也好，关心技术的人也好，大家都有必要来这样看，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喜欢讲政治。”
有些事情让他感到意外。
他查遍了1990年中关村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事实上，他们提“技工贸一体化”、提“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终归有其自然的规律。
有些事情让他感到无奈。10年后，中关村在政府的驱动下，开始了“大跃进”。凌志军这样写道，一个世代生活在中关村的老住户，会在某个早晨突然接到通知必须撤离，因为他的家将被拆除；一个刚刚租下一家店铺的新移民，可能会在第二天看到门前多了一个大大的“拆”字，还被告知他的租约已被取消。
“每逢摧毁旧街区的工作遇到障碍，官员门就会倾巢出动，全力清除”，包括那些头发花白的人、大学教授、退休干部——虽然他们把“我们坚决不走”的标语贴得满街都是。
他说：政府想要做的事，似乎没有做不成的，尤其是圈地、修路、到处插满钢筋水泥之林这样的事。过去多少年都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
最大的变化是变化
如同之前的《交锋》、《变化》、《联想风云》，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我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我一定要让读者能看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则。”他的第二个原则是，那些他赞成的人，干了蠢事，他照记不误，他不赞成的，他也把其观点表达出来，不去歪曲他们。
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写作者，“这是一本没有人‘认可’的书，中关村的官员们是和所有的读者一起读到它的。”而他在自序中也提到，在采访和写作中，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
他自有把握。
他不曾离开过这个体制，现在仍然是《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他觉得，体制内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受体制的限制，够不到天花板，但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很多东西没有发挥出来，“即便是在体制外，写作也应该是负责的”。
他羡慕新一代的阳光与积极，“以至于把我也改变了不少……我们这一代，抱怨得比较多，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从《交锋》《变化》到《联想风云》再到《中国的新革命》，他转变得很自然。他相信，如果今天还写《交锋》这样纯政治的题目，影响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人们现在更关注经济、技术的领域。
这些年对他触动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像我们的父辈，你们这一代就和我们更远了，这是社会前进的标志。刺激人的行为的最原始的动机跟我们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动机可能更物质化一些。”
他特别希望年轻人能走他这条路。“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记者，都比我有才干，以天下为己任”，但很少有人坚持到今天，“有人主动撤退了，有人是被迫不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