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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教授在一篇论王小波的文章开头说：“小波的早逝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一时有‘小波推渲成大波’之说，而文学界的反应却相对冷淡——确切地说是冷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句话，真是有某种谶语的感觉。
这样说未免有将王小波巫婆神汉化的嫌疑，但事实的确如此：在他去后，受到震动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表现冷漠的文学界几乎死水一潭。
智：作为思想家的朋友的作家
這十年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无疑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其讨论之深入、辐射之广阔、影响之长远，都远非其他文化事件所能比拟。在它之前的九十年代，有几场由文学而思想的论争，如以王朔小说作为靶子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王蒙、王彬彬)关于聪明作家之争等，但都有些始乱终弃的感觉。而这场讨论，则发轫于思想界，喧嚣于大众媒体，影响于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它演化、变异为其他问题，如激进与保守、改革与整顿、私有化与公有制、西方观念与传统文化等等，至今仍然波翻浪滚，绵延不绝，成为众多热点新闻背后的思想根源。
王小波跟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他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而且连一个旁观者都算不上。虽然在他之前有何新等人的立马横刀，但更多像一场闹剧，真正有价值的争论是在他去世以后展开的，一般认为是从汪晖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开始的，而高潮出现在1998—1999年。我个人从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受益匪浅，所以在读到甘阳先生的论战文章之前，基本上都认为新左派学者是在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甚至胡打乱说。但是甘阳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新左派至少揭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中的文化自省，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走向公众时必须要严肃回答的。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费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传播路上，这三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的普及面更大过前两位大师。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王小波英年早逝之后，一批在当时或者后来极大地影响公众思想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秦晖、汪丁丁、许纪霖、艾晓明、崔卫平等，都认真地研读了他的杂文和小说，并写下了纪念论文，盛赞他的思想和文章。中国能够享有这种殊荣的作家，我所知道的仅此一人。
性：只允许下半身狂欢
按照传统的脑和心的分法，性可以一分为二，性观念属于脑，而性行为属于心。前者当然没问题，后者则不够准确。因为心关乎灵魂，而性可能是纯粹的享乐。非要每次都关乎灵魂，只有把性和爱紧紧捆绑。这种拔高有时美妙无穷，但有时也搞得很虚伪。
不妨继续把王小波巫婆神汉化：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我认为性行为从来都是独立的，但人们需要说出来，成为性观念。性观念没法独立。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实是在讨论立场和权利。在王小波去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一步步站出来，成为性权利的坚决主张者。有意思的是，当王小波还在广受推崇的时候，李银河却遭到上下夹击，以至于被要求闭口。
这说明，社会允许性独立，甚至鼓励性狂欢，但是不允许把它挪到上半身，成为心和脑，灵魂和智慧。权利的主张显然是智化了，不可以。
我愿意滥用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发现，网络论坛、恶搞风潮、超女现象、迷幻文学等等，都是性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是被允许给公众的下半身狂欢，但是不被允许和上半身有任何联系。
根据李银河的意见，我们自然会认为，公众首先有狂欢的权利。那些反对超女的人，肯定也反对一夜情。他们主张，要么因爱而性，要么就没有性。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爱。
下半身和上半身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超女是一种权利，所以当权者要管，将超男更名为“快男”。性权利也关乎其他权利，所以有女权主义者直接命名为“性政治”。
多数的性发生在男女之间，要懂得性权利就必须关注女权主义。王小波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那些称一夜情是玩弄异性的人，应该去打听一下女权主义者的看法。也许你会因此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超女亵渎了高雅艺术。只要权利平等，都被允许，它玩弄不了，也亵渎不了。
趣：文艺依旧只有三户人家
王小波强调思维的乐趣，也强调智慧之外的人生趣味。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生命境况的自怜与自嘲，是他的小说带给人们的惊叹。
思想界夸奖文学界，到王小波那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十年间思想与文学越来越隔膜，用脑子的人没有心，用心的人没有脑。前者靠着一些翻译来的资源，还算在不停地更新，后者则的确如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不会外语，连翻译都没有。我宁可这样理解顾彬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当然大可不必会外语；问题是当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向人家学习一下也好啊。去年的时候，还闹了一场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风波，双方都有些生气，就像鸡对鸭的嘴巴长成那样很生气一样。
文坛倒是不寂寞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钱。前不久《财经时报》弄了一个作家收入排行榜，让人以为中国作家有多富了。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才卖出这么一点书，跟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作家并没有钱，只有奔钱而去的一个姿势。但是，就连这点钱，人们也有些不服气。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坛二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抑或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沾沾自喜不够自信，顾影自怜又没风姿，仅剩无聊。当木心兜售他的酸文，当韩寒炫耀他的粉丝，当余华吆喝他的《兄弟》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这文章，继而想到，王小波去后这十年的文坛，都在这户之内。而鲁迅说了，“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二户之外。”
鲁迅的话的确有些刻薄，但当我想到这十年来的影视戏剧等趣味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引用。
一些专家在争论：这十年来，中国人在智性趣几个方面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呢?我只能说，按照进化论的一种观点，退化是为了更好地进化。比如尾巴的退化就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发炎。
这样说未免有将王小波巫婆神汉化的嫌疑，但事实的确如此：在他去后，受到震动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表现冷漠的文学界几乎死水一潭。
智：作为思想家的朋友的作家
這十年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无疑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其讨论之深入、辐射之广阔、影响之长远，都远非其他文化事件所能比拟。在它之前的九十年代，有几场由文学而思想的论争，如以王朔小说作为靶子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王蒙、王彬彬)关于聪明作家之争等，但都有些始乱终弃的感觉。而这场讨论，则发轫于思想界，喧嚣于大众媒体，影响于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它演化、变异为其他问题，如激进与保守、改革与整顿、私有化与公有制、西方观念与传统文化等等，至今仍然波翻浪滚，绵延不绝，成为众多热点新闻背后的思想根源。
王小波跟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他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而且连一个旁观者都算不上。虽然在他之前有何新等人的立马横刀，但更多像一场闹剧，真正有价值的争论是在他去世以后展开的，一般认为是从汪晖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开始的，而高潮出现在1998—1999年。我个人从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受益匪浅，所以在读到甘阳先生的论战文章之前，基本上都认为新左派学者是在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甚至胡打乱说。但是甘阳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新左派至少揭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中的文化自省，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走向公众时必须要严肃回答的。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费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传播路上，这三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的普及面更大过前两位大师。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王小波英年早逝之后，一批在当时或者后来极大地影响公众思想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秦晖、汪丁丁、许纪霖、艾晓明、崔卫平等，都认真地研读了他的杂文和小说，并写下了纪念论文，盛赞他的思想和文章。中国能够享有这种殊荣的作家，我所知道的仅此一人。
性：只允许下半身狂欢
按照传统的脑和心的分法，性可以一分为二，性观念属于脑，而性行为属于心。前者当然没问题，后者则不够准确。因为心关乎灵魂，而性可能是纯粹的享乐。非要每次都关乎灵魂，只有把性和爱紧紧捆绑。这种拔高有时美妙无穷，但有时也搞得很虚伪。
不妨继续把王小波巫婆神汉化：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我认为性行为从来都是独立的，但人们需要说出来，成为性观念。性观念没法独立。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实是在讨论立场和权利。在王小波去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一步步站出来，成为性权利的坚决主张者。有意思的是，当王小波还在广受推崇的时候，李银河却遭到上下夹击，以至于被要求闭口。
这说明，社会允许性独立，甚至鼓励性狂欢，但是不允许把它挪到上半身，成为心和脑，灵魂和智慧。权利的主张显然是智化了，不可以。
我愿意滥用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发现，网络论坛、恶搞风潮、超女现象、迷幻文学等等，都是性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是被允许给公众的下半身狂欢，但是不被允许和上半身有任何联系。
根据李银河的意见，我们自然会认为，公众首先有狂欢的权利。那些反对超女的人，肯定也反对一夜情。他们主张，要么因爱而性，要么就没有性。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爱。
下半身和上半身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超女是一种权利，所以当权者要管，将超男更名为“快男”。性权利也关乎其他权利，所以有女权主义者直接命名为“性政治”。
多数的性发生在男女之间，要懂得性权利就必须关注女权主义。王小波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那些称一夜情是玩弄异性的人，应该去打听一下女权主义者的看法。也许你会因此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超女亵渎了高雅艺术。只要权利平等，都被允许，它玩弄不了，也亵渎不了。
趣：文艺依旧只有三户人家
王小波强调思维的乐趣，也强调智慧之外的人生趣味。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生命境况的自怜与自嘲，是他的小说带给人们的惊叹。
思想界夸奖文学界，到王小波那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十年间思想与文学越来越隔膜，用脑子的人没有心，用心的人没有脑。前者靠着一些翻译来的资源，还算在不停地更新，后者则的确如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不会外语，连翻译都没有。我宁可这样理解顾彬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当然大可不必会外语；问题是当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向人家学习一下也好啊。去年的时候，还闹了一场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风波，双方都有些生气，就像鸡对鸭的嘴巴长成那样很生气一样。
文坛倒是不寂寞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钱。前不久《财经时报》弄了一个作家收入排行榜，让人以为中国作家有多富了。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才卖出这么一点书，跟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作家并没有钱，只有奔钱而去的一个姿势。但是，就连这点钱，人们也有些不服气。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坛二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抑或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沾沾自喜不够自信，顾影自怜又没风姿，仅剩无聊。当木心兜售他的酸文，当韩寒炫耀他的粉丝，当余华吆喝他的《兄弟》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这文章，继而想到，王小波去后这十年的文坛，都在这户之内。而鲁迅说了，“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二户之外。”
鲁迅的话的确有些刻薄，但当我想到这十年来的影视戏剧等趣味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引用。
一些专家在争论：这十年来，中国人在智性趣几个方面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呢?我只能说，按照进化论的一种观点，退化是为了更好地进化。比如尾巴的退化就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发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