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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主
男，1949年生，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镇仓下院人，中共党员，中学政治高级教师，著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实》。1973—2010年先后任教于四望镇栗木小学、北海中学、铁石中学、四望高中，大金镇大金高中，以及武穴市理工中专和育才高中。2010年退休。
一、成长经历—贫困与动荡中的求学之路（1957—1972年）
1949年，我出生于武穴市四望镇仓下院的一个贫农家庭。家里孩子多，我是老大，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也是大队的生产队长，读过三年书，母亲没有读过书。我的父母都很重视教育，但因为家里比较贫困，没有钱交学费，所以弟弟妹妹们最多读到高二就辍学了。
1.庙堂里的小学（1957—1963年）
1957年，我到高庙小学上学，这是一所由庙堂改建的学校，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有六个年级，堂屋里坐四个低年级，进行复式教学，两个耳房里分别坐两个高年级。老师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办辅导班，将附近的成年人召集起来，集中学习一小时。我的成绩比较好，小升初考试，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考上了初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2.初中辍学（1963—1971年）
1963年，我考上四望中学。学校有40多个老师，基本都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的。那时，上学还要自己带米、油给食堂。每次去学校的时候，我都担着米、带着咸菜，走几十里（两里为一千米，下同，编者注）山路。
1966年，初三下学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处都在搞“派性”，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母亲就把我送到舅爷①那里学裁缝，1968年到1969年做了两年裁缝学徒。
1970年，村支书在村里年轻人里面选出身好、做事灵活、读过初中的人，选中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兼任民兵副连长，天天带领民兵参加训练。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我成长了很多：一是文化层面上提高了，因为总是听书记、干部做报告，耳濡目染就有所提升;二是可以了解國家发生的事情，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三是从外面开会回来要做笔记讲给社员听，讲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3.推荐上学——“我要当老师”（1972年）
1971年下半年，全国开始推荐上大学、推荐招工。我当时是村里的干部，是比较上进的青年，所以我们生产队推荐了我。公社党委书记问我想到哪里去，我说我不去工厂当工人，我要去读书当老师。党委书记劝我别去当老师，说当老师不好，没有地位，别人都看不起，工资低，吃的米少，当工人是吃45斤米，而当老师是吃27斤米。
我就跟党委书记说，因为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我想读书，我想去当老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要重视教育。虽然目前教师地位很低，但教师是一个阳光职业，以后还是被人看得起的。我宁愿少吃18斤米，也要当老师。
经过公社党委的推荐，我参加了广济县②教育局组织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写一篇作文，从这篇作文里可以看出应试者的书写、文采、政治觉悟如何。笔试之后还有面试，主要是看仪表如何、沟通有没有问题、对社会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通过考试选拔以后，1972年2月，我到黄冈师范学校③政史科读书。那一年黄冈师范学校在武穴市共招收了48人，都是推荐加上考试进来的。黄冈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强，要求也更严。学校里有一百七八十个老师，都是从很好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
当时主要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等。除了政治相关科目，也有语文、音乐、体育、美术等;此外还有心理学，学习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也学习如何上课、进行教学。因为学校主要是培养初中老师，所以我们没有学“三字一话”。
本来按规定要读两年书，但由于农村教师短缺，而我在班上成绩好，所以我就提前一年，在1972年12月26日毕业了。
二、从教之路——从小学到高中，从农村到城市（1973—2010年）
1.初为人师，吃苦耐劳（1973年1月—1975年7月）
（1）栗木小学（1973年1月—1973年8月）
1973年，我被分配到栗木小学。学校离我家有十几里路，一般是星期六上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去学校。那时交通还不发达，往返全靠走，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下雨下雪迟到过，其他老师也是如此。栗木小学实行包班制，我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一天八节课，教语文、数学、劳动、体育、音乐，到现在还有好多学生记得我教他们唱《阿瓦人民唱情歌》。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四望区教育站的辅导员过来检查教师是否在岗。四点半放学以后，我还要给学生辅导功课。如果学生不来上学、有流失，还要去做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晚上我点着煤油灯备课，一天至少要备两三小时。
（2）北海中学（1973年8月—1974年1月）
1973年8月，因为生源少，栗木小学停办，四望区教育站将我调往北海中学。我在北海中学教五年级数学①，兼任团委书记，负责学生入团工作，有时候还带他们去其他学校参加篮球比赛。校长去外面开会时，我还帮校长教初中政治课，就是带着学生读报纸。在北海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别人不干的我要去干，别人干不好的我要去干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3）铁石中学（1974年1月—1975年7月）
1974年1月，铁石中学要成立党支部，还差一名党员，我又被调到铁石中学。我在铁石中学教五年级算术，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委员，组织学生入团，并与各个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沟通，请他们谈对铁石中学和学校建设的看法。
这三所农村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教室很小，土坯地，黑板是用水泥做的，小小的一块，有的地方掉漆了，写不上字。老师的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里面就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再架一个一米宽的铺板，经常能看到老鼠蹿来蹿去。那时候没有办公室，老师就在自己房里办公，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罩子灯。虽然条件艰苦，工作也很辛苦，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从农村出来，最能吃的就是苦;而且刚参加工作劲头足、很兴奋，年轻人都是想把工作搞好。 2.恢复高考，积极进取（1975年7月—1993年1月）
（1）四望高中（1975年7月—1980年7月）
1975年7月，因为我是党员，平时爱读书看报，开会的时候讲话讲得好，所以四望教育站把我调到四望高中任团委书记，并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课。恢复高考以后，我带毕业班政治。因为之前一直教语文数学，一开始教政治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为了教好政治，我一是认真备课，经常去别人班里听课，不仅听政治课，还听历史课，学习别人是如何上课的;二是经常看书读报，关注国家发生的事情，把报纸上重要的新闻剪下来。因为我肯钻研，能够较好地把握重点和热点，所以带出的学生高考政治都考得很好，平均分在整个黄冈都能排前五。
（2）大金高中（1980年7月—1993年1月）
1980年，大金高中缺政治老师。由于前两年我带出的学生考得好，所以教育局就把我调到大金高中。大金高中是武穴市的重点高中，这是把优秀教师往更好的学校调。
1982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函授站进行本科学历学习。一年去四次，寒暑假、每学期各一次，一次学习一周，一周后还要带很多内容回来学。下次去的时候，就要对之前带回来学的内容进行考试。函授的目的是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学历提高了，知识层次、教学能力就提高了。
3.调往城市，不忘初心（1993年1月—2010年）
（1）武穴市理工中专（1993年1月—1998年7月）
1993年，听说理工中专缺老师。我想着理工中专在城里，有助于我的发展，就向武穴市教育局自荐。教育局领导综合考虑了我在乡镇学校的经验与表现，同意了。就这样我去了理工中专教政治，兼任生产实习处主任。理工中专是职业学校，学生要到工厂跟师父学一门手艺，我就负责把学生分配给各个师父、督促学生学习进度、照看学生安全。我在任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2）武穴市育才高中（1998年8月—2010年）
1998年8月，武穴市教育局把我調到育才高中。育才高中是1994年在武穴师范老校园的基础上创建的，发展很快，需要教师，而我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教出的学生政治考得又好，所以就把我调过去带毕业班政治课，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为了把政治教得更好，我不断地更新自己，努力把握机会提高自己，1995年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骨干教师进修班，2000年考了计算机中级证书，2000年还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2005年，我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史书，想把抗日战争的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这是一名政治老师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白天忙完教学工作后，晚上我就开着台灯在一米多高的资料堆里写作，最终在2008年年底完成了书稿。
2010年，我退休了，离开了奋斗了37年的工作岗位。回顾多年的教师生涯，我觉得当老师还是很好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想着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做些什么。而当一名政治老师，一方面可以教书，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找个好工作，为社会作贡献;另一方面可以育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看到我教出的学生有出息，我就觉得我这个老师没有白当。
三、我对教师的认识
1.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臭老九”到受人尊敬
1976年以前，人们是看不起教师的，因为国家大环境不重视教育，教师是“臭老九”，没有地位。首先，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比如上课上到一半，生产队队长喊你去割谷，就要带学生去割谷，生产队让你什么时候去，你就得什么时候去，不去就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教师，那时候很多干部这样鼓励老师，“好好干，干出成绩来可以去供销社当个营业员”。虽然社会上不尊重教师，但是学生、家长还是很尊重教师的，觉得我们是知识分子，总邀请我去他们那里转一转，在路边看到我种庄稼也会跟我打招呼。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教师的地位逐渐提高。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子女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学生要是考上好大学，就会给老师送喜报，教师的脸上就有光，就更受人尊敬。随着国家日渐重视教育，教师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显著提高，每届都有不少教师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在大金中学任教的时候，就多次当过大金镇的人大代表。
2.人们从教的意愿—从别无选择到主动从教
1978年之前，与做教师相比，很多人更愿意去当工人。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停止招生，许多人高中毕业以后只能回家劳动，如果读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还可以当老师，所以那时，读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1978年以后，教师的地位逐渐提高，有很多人主动选择当中小学老师。一是因为有固定的收入，很稳定;二是因为教师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三是因为一般中小学教师的子女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考上好学校的比较多。
3.教师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从全国统一到多劳多得
1992年以前，工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1973年在栗木小学的时候，我是试用期，一个月工资29.5元，比农民好多了;1974—1980年，我的工资是一个月34.5元，跟公社干部的工资是一样的，那时候肉才0.72元一斤，米只要0.11元一斤;1980年在大金高中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一个月40.5元。
1992年以后，工资不再是全国统一了。我在育才高中的时候，收入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是国家的财政补贴;二是津贴，有课时津贴和班主任津贴;三是绩效工资，与工作量有关，带班多的老师、班主任的绩效工资要高一些;四是奖金，带的班考得好，奖金就要多一些。寒暑假学校会统一组织补课，教师们的工资就是学生交的补课费，主科老师和班主任分得多些，副科老师分得少些。
1992年以后教师收入的组成更为丰富，教师教得好、教得多，工资就高，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总而言之，教师的经济收入是在逐渐增加，生活水平也是在逐渐提高的，可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 4.教师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从尽守本分到追求卓越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环境不重视教育，所以教师不考虑学生的成绩如何，只要学生没有流失，把学生教得活泼，能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就可以了。我那个时候努力做的事情就是不缺岗、不缺课、受学生欢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生成绩越好，教师的名气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尤其是1992年以后，教师的工资开始与学生的成绩挂钩。我就想着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努力把学生教得更好一些，争取让学生都取得好成绩，考入好大学，有一份好工作，出来以后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因为我的教学成绩突出，才有了后来的一次次调动。
我的几次调动都是教育局决定的，教师不能随意在各个学校之间流动，要听从安排和分配，教育局根据各个学校的教师情况统筹调配老师。就我的经历而言，我认为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工作状态是比较好的，因为教师有固定的收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了教师，那就要做好教师。
访谈后记
张老师是我的姑爹①。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张老师虽然出身贫苦的农村，但是凭借个人的努力与坚持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从教37年，从小学到高中，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不因条件艰苦而放弃，也不因资历深厚而松懈;他心系祖国，在干好本职工作、提升专业素养之余，广泛收集抗战时期图文资料，临退休之时出版了抗战史书，展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通过这次访谈，我对姑爹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姑爹出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所经历的70年，也是新中国不断发展前进的70年。姑爹一生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教育70年的一个缩影。他是新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从他的求学经历里，我们可以窥见扫盲运动、推荐上学等历史运动的影子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他也是新中国教育的建设者，从他的从教生涯里，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考的恢复、教师工资制度的改革、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教师的生存状态正在不断变好，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师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不仅能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还能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从“我想当老师”，到成为高级教师，支撑姑爹在教师之路一直走下去并越走越好的原因，大概是他坚守“教好学生”的本分，不忘“为国家作贡献”的决心。坚守本分，不忘初心，这是张老师的教师之路，也是全国许许多多老师的教师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口述中心）
責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男，1949年生，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镇仓下院人，中共党员，中学政治高级教师，著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实》。1973—2010年先后任教于四望镇栗木小学、北海中学、铁石中学、四望高中，大金镇大金高中，以及武穴市理工中专和育才高中。2010年退休。
一、成长经历—贫困与动荡中的求学之路（1957—1972年）
1949年，我出生于武穴市四望镇仓下院的一个贫农家庭。家里孩子多，我是老大，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也是大队的生产队长，读过三年书，母亲没有读过书。我的父母都很重视教育，但因为家里比较贫困，没有钱交学费，所以弟弟妹妹们最多读到高二就辍学了。
1.庙堂里的小学（1957—1963年）
1957年，我到高庙小学上学，这是一所由庙堂改建的学校，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有六个年级，堂屋里坐四个低年级，进行复式教学，两个耳房里分别坐两个高年级。老师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办辅导班，将附近的成年人召集起来，集中学习一小时。我的成绩比较好，小升初考试，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考上了初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2.初中辍学（1963—1971年）
1963年，我考上四望中学。学校有40多个老师，基本都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的。那时，上学还要自己带米、油给食堂。每次去学校的时候，我都担着米、带着咸菜，走几十里（两里为一千米，下同，编者注）山路。
1966年，初三下学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处都在搞“派性”，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母亲就把我送到舅爷①那里学裁缝，1968年到1969年做了两年裁缝学徒。
1970年，村支书在村里年轻人里面选出身好、做事灵活、读过初中的人，选中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兼任民兵副连长，天天带领民兵参加训练。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我成长了很多：一是文化层面上提高了，因为总是听书记、干部做报告，耳濡目染就有所提升;二是可以了解國家发生的事情，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三是从外面开会回来要做笔记讲给社员听，讲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3.推荐上学——“我要当老师”（1972年）
1971年下半年，全国开始推荐上大学、推荐招工。我当时是村里的干部，是比较上进的青年，所以我们生产队推荐了我。公社党委书记问我想到哪里去，我说我不去工厂当工人，我要去读书当老师。党委书记劝我别去当老师，说当老师不好，没有地位，别人都看不起，工资低，吃的米少，当工人是吃45斤米，而当老师是吃27斤米。
我就跟党委书记说，因为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我想读书，我想去当老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要重视教育。虽然目前教师地位很低，但教师是一个阳光职业，以后还是被人看得起的。我宁愿少吃18斤米，也要当老师。
经过公社党委的推荐，我参加了广济县②教育局组织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写一篇作文，从这篇作文里可以看出应试者的书写、文采、政治觉悟如何。笔试之后还有面试，主要是看仪表如何、沟通有没有问题、对社会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通过考试选拔以后，1972年2月，我到黄冈师范学校③政史科读书。那一年黄冈师范学校在武穴市共招收了48人，都是推荐加上考试进来的。黄冈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强，要求也更严。学校里有一百七八十个老师，都是从很好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
当时主要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等。除了政治相关科目，也有语文、音乐、体育、美术等;此外还有心理学，学习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也学习如何上课、进行教学。因为学校主要是培养初中老师，所以我们没有学“三字一话”。
本来按规定要读两年书，但由于农村教师短缺，而我在班上成绩好，所以我就提前一年，在1972年12月26日毕业了。
二、从教之路——从小学到高中，从农村到城市（1973—2010年）
1.初为人师，吃苦耐劳（1973年1月—1975年7月）
（1）栗木小学（1973年1月—1973年8月）
1973年，我被分配到栗木小学。学校离我家有十几里路，一般是星期六上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去学校。那时交通还不发达，往返全靠走，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下雨下雪迟到过，其他老师也是如此。栗木小学实行包班制，我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一天八节课，教语文、数学、劳动、体育、音乐，到现在还有好多学生记得我教他们唱《阿瓦人民唱情歌》。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四望区教育站的辅导员过来检查教师是否在岗。四点半放学以后，我还要给学生辅导功课。如果学生不来上学、有流失，还要去做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晚上我点着煤油灯备课，一天至少要备两三小时。
（2）北海中学（1973年8月—1974年1月）
1973年8月，因为生源少，栗木小学停办，四望区教育站将我调往北海中学。我在北海中学教五年级数学①，兼任团委书记，负责学生入团工作，有时候还带他们去其他学校参加篮球比赛。校长去外面开会时，我还帮校长教初中政治课，就是带着学生读报纸。在北海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别人不干的我要去干，别人干不好的我要去干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3）铁石中学（1974年1月—1975年7月）
1974年1月，铁石中学要成立党支部，还差一名党员，我又被调到铁石中学。我在铁石中学教五年级算术，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委员，组织学生入团，并与各个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沟通，请他们谈对铁石中学和学校建设的看法。
这三所农村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教室很小，土坯地，黑板是用水泥做的，小小的一块，有的地方掉漆了，写不上字。老师的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里面就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再架一个一米宽的铺板，经常能看到老鼠蹿来蹿去。那时候没有办公室，老师就在自己房里办公，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罩子灯。虽然条件艰苦，工作也很辛苦，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从农村出来，最能吃的就是苦;而且刚参加工作劲头足、很兴奋，年轻人都是想把工作搞好。 2.恢复高考，积极进取（1975年7月—1993年1月）
（1）四望高中（1975年7月—1980年7月）
1975年7月，因为我是党员，平时爱读书看报，开会的时候讲话讲得好，所以四望教育站把我调到四望高中任团委书记，并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课。恢复高考以后，我带毕业班政治。因为之前一直教语文数学，一开始教政治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为了教好政治，我一是认真备课，经常去别人班里听课，不仅听政治课，还听历史课，学习别人是如何上课的;二是经常看书读报，关注国家发生的事情，把报纸上重要的新闻剪下来。因为我肯钻研，能够较好地把握重点和热点，所以带出的学生高考政治都考得很好，平均分在整个黄冈都能排前五。
（2）大金高中（1980年7月—1993年1月）
1980年，大金高中缺政治老师。由于前两年我带出的学生考得好，所以教育局就把我调到大金高中。大金高中是武穴市的重点高中，这是把优秀教师往更好的学校调。
1982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函授站进行本科学历学习。一年去四次，寒暑假、每学期各一次，一次学习一周，一周后还要带很多内容回来学。下次去的时候，就要对之前带回来学的内容进行考试。函授的目的是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学历提高了，知识层次、教学能力就提高了。
3.调往城市，不忘初心（1993年1月—2010年）
（1）武穴市理工中专（1993年1月—1998年7月）
1993年，听说理工中专缺老师。我想着理工中专在城里，有助于我的发展，就向武穴市教育局自荐。教育局领导综合考虑了我在乡镇学校的经验与表现，同意了。就这样我去了理工中专教政治，兼任生产实习处主任。理工中专是职业学校，学生要到工厂跟师父学一门手艺，我就负责把学生分配给各个师父、督促学生学习进度、照看学生安全。我在任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2）武穴市育才高中（1998年8月—2010年）
1998年8月，武穴市教育局把我調到育才高中。育才高中是1994年在武穴师范老校园的基础上创建的，发展很快，需要教师，而我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教出的学生政治考得又好，所以就把我调过去带毕业班政治课，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为了把政治教得更好，我不断地更新自己，努力把握机会提高自己，1995年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骨干教师进修班，2000年考了计算机中级证书，2000年还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2005年，我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史书，想把抗日战争的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这是一名政治老师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白天忙完教学工作后，晚上我就开着台灯在一米多高的资料堆里写作，最终在2008年年底完成了书稿。
2010年，我退休了，离开了奋斗了37年的工作岗位。回顾多年的教师生涯，我觉得当老师还是很好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想着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做些什么。而当一名政治老师，一方面可以教书，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找个好工作，为社会作贡献;另一方面可以育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看到我教出的学生有出息，我就觉得我这个老师没有白当。
三、我对教师的认识
1.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臭老九”到受人尊敬
1976年以前，人们是看不起教师的，因为国家大环境不重视教育，教师是“臭老九”，没有地位。首先，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比如上课上到一半，生产队队长喊你去割谷，就要带学生去割谷，生产队让你什么时候去，你就得什么时候去，不去就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教师，那时候很多干部这样鼓励老师，“好好干，干出成绩来可以去供销社当个营业员”。虽然社会上不尊重教师，但是学生、家长还是很尊重教师的，觉得我们是知识分子，总邀请我去他们那里转一转，在路边看到我种庄稼也会跟我打招呼。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教师的地位逐渐提高。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子女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学生要是考上好大学，就会给老师送喜报，教师的脸上就有光，就更受人尊敬。随着国家日渐重视教育，教师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显著提高，每届都有不少教师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在大金中学任教的时候，就多次当过大金镇的人大代表。
2.人们从教的意愿—从别无选择到主动从教
1978年之前，与做教师相比，很多人更愿意去当工人。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停止招生，许多人高中毕业以后只能回家劳动，如果读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还可以当老师，所以那时，读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1978年以后，教师的地位逐渐提高，有很多人主动选择当中小学老师。一是因为有固定的收入，很稳定;二是因为教师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三是因为一般中小学教师的子女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考上好学校的比较多。
3.教师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从全国统一到多劳多得
1992年以前，工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1973年在栗木小学的时候，我是试用期，一个月工资29.5元，比农民好多了;1974—1980年，我的工资是一个月34.5元，跟公社干部的工资是一样的，那时候肉才0.72元一斤，米只要0.11元一斤;1980年在大金高中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一个月40.5元。
1992年以后，工资不再是全国统一了。我在育才高中的时候，收入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是国家的财政补贴;二是津贴，有课时津贴和班主任津贴;三是绩效工资，与工作量有关，带班多的老师、班主任的绩效工资要高一些;四是奖金，带的班考得好，奖金就要多一些。寒暑假学校会统一组织补课，教师们的工资就是学生交的补课费，主科老师和班主任分得多些，副科老师分得少些。
1992年以后教师收入的组成更为丰富，教师教得好、教得多，工资就高，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总而言之，教师的经济收入是在逐渐增加，生活水平也是在逐渐提高的，可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 4.教师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从尽守本分到追求卓越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环境不重视教育，所以教师不考虑学生的成绩如何，只要学生没有流失，把学生教得活泼，能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就可以了。我那个时候努力做的事情就是不缺岗、不缺课、受学生欢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生成绩越好，教师的名气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尤其是1992年以后，教师的工资开始与学生的成绩挂钩。我就想着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努力把学生教得更好一些，争取让学生都取得好成绩，考入好大学，有一份好工作，出来以后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因为我的教学成绩突出，才有了后来的一次次调动。
我的几次调动都是教育局决定的，教师不能随意在各个学校之间流动，要听从安排和分配，教育局根据各个学校的教师情况统筹调配老师。就我的经历而言，我认为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工作状态是比较好的，因为教师有固定的收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了教师，那就要做好教师。
访谈后记
张老师是我的姑爹①。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张老师虽然出身贫苦的农村，但是凭借个人的努力与坚持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从教37年，从小学到高中，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不因条件艰苦而放弃，也不因资历深厚而松懈;他心系祖国，在干好本职工作、提升专业素养之余，广泛收集抗战时期图文资料，临退休之时出版了抗战史书，展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通过这次访谈，我对姑爹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姑爹出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所经历的70年，也是新中国不断发展前进的70年。姑爹一生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教育70年的一个缩影。他是新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从他的求学经历里，我们可以窥见扫盲运动、推荐上学等历史运动的影子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他也是新中国教育的建设者，从他的从教生涯里，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考的恢复、教师工资制度的改革、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教师的生存状态正在不断变好，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师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不仅能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还能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从“我想当老师”，到成为高级教师，支撑姑爹在教师之路一直走下去并越走越好的原因，大概是他坚守“教好学生”的本分，不忘“为国家作贡献”的决心。坚守本分，不忘初心，这是张老师的教师之路，也是全国许许多多老师的教师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口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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