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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鸳鸯七志斋藏石产生的文化背景
1.清代金石学的余续
中国历史进入两宋时期，学术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重文轻武、“郁郁乎文哉”的社会中，文物搜访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可谓名重一时，领时风之先。元明时期金石学一度衰微，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金石学进入鼎盛期。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乾隆以后约二百年间有906种之多；清代以前的金石学家360人，而清朝一代就有1056人之多①。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江阴缪荃孙云：“自来考金石者，以国朝为极盛，郡多专志，代有名家。”梁启超总结清代金石学研究状况时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继此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
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黄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②
在这种大学术背景下，墓志的搜访与著录成为清代金石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很多金石学者在著作都收录有墓志。
2.民国时期搜访墓志的风气
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40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都城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③
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
搜求古物，输给外人，如庆宽、蔡金台辈不足论矣。乃有汉满积学之士极负时誉者数人，亦秘密作此勾当。将其平生所蓄精品，捆载于扶桑三岛，间以求善价。不知落入何人圈套，尽被日本海关没收，曾不敢稍枝梧为他人道也，真苦煞也。④
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墓葬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张钫、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
二、鸳鸯七志斋藏石概况及保存情况
清代末年，国势衰微，天下动荡，洛阳一带盗掘古墓之风渐起，古代陵墓几被尽数盗掘，出土的铜器、陶器、陶俑、玉器等殉葬品无数，其中包括历代墓志2000余方。外国古董商人闻风而至，许多稀世珍宝遂被窃运海外，墓志也未能幸免于难，如《冯岂妻元氏墓志》、《元肠妻王夫人墓志》、《元佑妃常季繁墓志》等皆被盗运日本。于右任对古代文物的散落和流失痛心疾首，于是殚精竭虑多方搜集。因为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大多为元氏公卿大夫、后宫殡妃墓中所出，取材多数是50厘米以上的大块青石，刻工精细，书法、文章俱佳，不但学术界重视，古董商也竞相收购，有的一石卖价达数百金，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他的搜访尤以北魏碑志为重。从民国初至30年代，于氏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汉至宋代刻石和墓志318种387石：其中晋四石，梁一石，北魏136种160石，北齐八石，北周五种11石，隋113种116石，唐35石，宋三种四石。这些刻石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洛阳，个别出土于安阳地区。他对这些石志喜爱有加，特别是对七对夫妇墓志：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诞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薛伯徽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元鉴及妻吐骨浑氏墓志无比珍爱，因而自题斋名为“鸳鸯七志斋”。1930年他从“鸳鸯七志斋”所藏碑志中选出285种编成《鸳鸯七志藏石》。于右任先生在《说文周刊》所载《鸳鸯七志斋藏—藏石记目录》序中说：
往余积年藏石400方，而南北迁移，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增至西安碑林，建阁支藏，以飨士林。抗战军兴，典守者穿窟贮藏，久欲录其目而考订之，未暇及。箧中所存之拓本，堆积杂厕，且阙失未备。今略事整理，编成此目。上至炎汉，下迄赵宋，凡不同之时代十有三。爰依次编年，以月系年，以日系月，分别先后而比列之，得二百八十五则。他时旁求遗榻，可期汇成钜帙，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骄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译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⑤
这应是北朝墓志的综合作用所在，但也不乏广泛意义。1930年代初，由于陇海铁路尚无法直接通达西安，所以这批墓志的绝大部分先暂存在北平东直门内菊儿胡同一王府内的后院里。1935年秋，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地区直接受到侵略威胁，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墓志，于右任先生决定将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西安碑林。1936年，在邵力子、杨虎城、宋哲元的帮助下，这批墓志分批运到西安，入西安碑林。此后，于氏在《说文月刊》、《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了这批墓志的内容评价及史料、艺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同时还让当时最好的拓印工精心拓印若干精拓本，铃盖自己的名章，分赠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资料馆。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碑林调整陈列时将这批墓志中有代表的精品选出56方，重新镶在碑林二室与三室的廊壁上，供广大游客珍赏。党晴梵在《华云杂记》中给予鸳鸯七志斋藏石很高的评价：
晚近石刻收藏，国内当以于右任先生为第一，先生所购六朝墓志石约二百七十余方，夫妇立石并存者七，所以自号曰“鸳鸯七志斋”。内以拓拔氏天潢第一，最著者有元简、元遥各志。或谨严、或疏朗、或遒逋，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洋洋大观也。已赠给西京图书馆，由洛阳、北平、南京、上海各处，均运之西安，将于孔庙碑林建屋贮之。民十九曾以拓贻予，异彼时只一百三十余种。先生又有汉石经残石一方，亦罕见物也。⑥
三、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
1.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风格的总体面貌
鸳鸯七志斋藏石涉及篆、隶、楷三体，风格各异，或朴拙方整，或精妍秀劲，或雄强博大，或稚拙率意，赞之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洵非过誉也。其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四体兼备。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涉及楷、篆、隶、行四体，其中楷书为绝大多数约占藏石字体书法的90%以上，其次在藏石也还有相当数量的篆书墓志盖，另外隶书和行书作品藏石中也有一定的比例。
二、流派纷呈。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中有工匠刻画的草率隶书，有严谨的石经隶书，有刀意明显洛阳体，有写经风，有隶楷化合体，初唐的欧阳询、褚遂良，中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能找到相似的书风。如《李中虚妻卢氏墓志铭》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风格相似；《妓人张氏墓志》书法风格介于颜真卿、柳公权之间；武周天册万岁二年《亡宫五品墓志》与褚遂良《倪宽赞》风格相似。
三、风格多样。结体缜密、法度严紧如《元泰安墓志铭》、《穆亮墓志》等；结体略扁，宽博舒展如《元保洛墓志》、《王祯墓志》等；古朴稚拙、天真自然如《元鉴墓志》、《宁想墓志》以及唐《宫人墓志》等；方正平稳、和缓流畅如《卢令媛墓志》、《元仙墓志》等。书丹者的书写水平及文化素养各有不同，书法风格多种多样。
2.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类型
①北朝墓志盖篆书—字形方整、装饰性强。
通常情况下，碑文和志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而碑额、志盖则用更早的字体像启功说的那样“祖辈以上的字体，绝少倒过来碑额或志盖用子辈或孙辈的字体”⑦。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古体的篆书仍然是人们使用的书体，范围照旧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在中古时代，古体的适应阈不但受到东汉以来传统习惯的规约，可能人们使用古雅的篆书还能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含义，似乎也是社会等级的一种象征。”⑧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的篆书均在墓志盖上铭刻。这些志盖篆书大概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元宝月宝墓志盖》、《公孙猗墓志盖》、《和邃墓志盖》、《笱景墓志盖》、《张宁墓志盖》、《公孙略墓志盖》、《李梃命妇元聪墓志盖》、《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盖》、《赫连子悦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胡君墓志盖》，这类墓志盖的篆书与秦汉篆书的规矩相距不远，篆法比较简单，笔画圆匀，中段厚实饱满，字形方整，但起笔收笔采用鸟喙，两端的圆头挑出一尖锋作为装饰。
第二类：《元焕墓志盖》、《侯刚墓志盖》、《元继墓志盖》、《尔朱袭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这类篆书，横竖平直，曲笔圆转，起笔收笔时而有鸟喙装饰明显，时而起笔鸟喙隐晦，貌似呆板，灵活有余。
第三类：《穆彦墓志盖》、《元公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笔画不是先前简朴的样子，喜好刻画鸟形，字形扁，起笔收笔的鸟头鸟尾十分生动形象，笔画的装饰意味很浓，十分繁复。《穆彦墓志盖》还做了双勾效果的处理。
第四类：《杨乾墓志盖》、《庐阑墓志盖》这两件墓志篆盖很特殊，《杨乾墓志并盖》起笔和收笔尖锋有意识地表现，转折处亦隶亦楷出现了楷书的笔画，且体势倾斜，这类篆书，可能是当时的篆楷；而北周的《庐阑墓志盖》可能继承了《杨乾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只是没有装饰性笔画更干净些。
这些北朝的篆书书迹出于不同的书手和刻手，面貌各异，但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装饰性，这个特点的出现，可能是当时人根本就没有从书法的角度去考虑篆书的处理方式，而是从美术化的角度去装饰，和我们现在印刷用的美术字出现的目的差不多。这种篆书应该溯源于“秦书八体”中的鸟虫书，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称。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⑨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北方，篆书主要是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是承袭卫氏而来。卫觑擅长古文和鸟篆，按这一传承线索推测，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规矩，应当是汉代鸟篆的余绪。”⑩
而平城时期是北朝的前期，因此，北朝碑额、墓志盖篆法应该是平城时期篆书的继承和发展。
②隋朝墓志盖篆书—方正朴拙、雄浑圆厚。
隋代墓志盖篆书大多在方正的界格内采用双钩阳刻法制作，篆书充满界格，笔画雄浑圆厚，体势方正朴拙，装饰性与古意兼具，但有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有不少隋代篆书墓志盖，如《席德将墓志盖》、《田光山夫人李氏墓志盖》、《王香仁墓志盖》、《杨秀墓志改》、《吕胡及妻李氏墓志盖》、《马少敏墓志盖》等。而较早的《梁坦及妻杜氏墓志盖》、《梁邕墓志盖》则方圆兼备，笔画盘曲，极具装饰性，明显带有北朝墓志盖的遗韵。
③唐朝及其以后墓志盖篆书—婉曲流动、婀娜多姿。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唐及唐以后共有共有四种篆书墓志盖，分别是唐元和八年（813年）的《李中虚墓志盖》，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的《石彦辞墓志盖》，宋闲平三年（1000年）的《安守忠墓志盖》、宋熙宁五年的（1073年）《祖士衡墓志盖》。其中除《祖士衡墓志盖》为阳刻外，都是阴刻。从书法风格上说都是李阳冰一系的篆书。李阳冰篆书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篆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李阳冰的篆书在唐朝影响极大，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多由李阳冰用篆书题额，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因此唐以后篆额多用李阳冰篆法。
总之，鸳鸯七志斋馆藏石书法楷、篆、隶、行兼备，以北朝洛阳体楷书和隋唐楷书为大宗，或精巧工整，或粗犷率意，或自由洒脱，或拙态可掬，风格的多样性。这些出自工匠和民众之手的“民间书法”作品，意趣浓烈，生机盎然，天真稚拙，率性随意。虽然在清朝碑学兴起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它们的天然之趣，与正统谨严的书风相比，无论是笔法结体，还是章法布局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传统文人书法相映生辉。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①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是研究（1885-1949）》第5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胡寄尘《清季野史》第9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二》第5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⑤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⑧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第4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⑨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⑩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第4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清代金石学的余续
中国历史进入两宋时期，学术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重文轻武、“郁郁乎文哉”的社会中，文物搜访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可谓名重一时，领时风之先。元明时期金石学一度衰微，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金石学进入鼎盛期。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乾隆以后约二百年间有906种之多；清代以前的金石学家360人，而清朝一代就有1056人之多①。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江阴缪荃孙云：“自来考金石者，以国朝为极盛，郡多专志，代有名家。”梁启超总结清代金石学研究状况时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继此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
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黄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②
在这种大学术背景下，墓志的搜访与著录成为清代金石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很多金石学者在著作都收录有墓志。
2.民国时期搜访墓志的风气
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40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都城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③
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
搜求古物，输给外人，如庆宽、蔡金台辈不足论矣。乃有汉满积学之士极负时誉者数人，亦秘密作此勾当。将其平生所蓄精品，捆载于扶桑三岛，间以求善价。不知落入何人圈套，尽被日本海关没收，曾不敢稍枝梧为他人道也，真苦煞也。④
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墓葬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张钫、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
二、鸳鸯七志斋藏石概况及保存情况
清代末年，国势衰微，天下动荡，洛阳一带盗掘古墓之风渐起，古代陵墓几被尽数盗掘，出土的铜器、陶器、陶俑、玉器等殉葬品无数，其中包括历代墓志2000余方。外国古董商人闻风而至，许多稀世珍宝遂被窃运海外，墓志也未能幸免于难，如《冯岂妻元氏墓志》、《元肠妻王夫人墓志》、《元佑妃常季繁墓志》等皆被盗运日本。于右任对古代文物的散落和流失痛心疾首，于是殚精竭虑多方搜集。因为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大多为元氏公卿大夫、后宫殡妃墓中所出，取材多数是50厘米以上的大块青石，刻工精细，书法、文章俱佳，不但学术界重视，古董商也竞相收购，有的一石卖价达数百金，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他的搜访尤以北魏碑志为重。从民国初至30年代，于氏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汉至宋代刻石和墓志318种387石：其中晋四石，梁一石，北魏136种160石，北齐八石，北周五种11石，隋113种116石，唐35石，宋三种四石。这些刻石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洛阳，个别出土于安阳地区。他对这些石志喜爱有加，特别是对七对夫妇墓志：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诞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薛伯徽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元鉴及妻吐骨浑氏墓志无比珍爱，因而自题斋名为“鸳鸯七志斋”。1930年他从“鸳鸯七志斋”所藏碑志中选出285种编成《鸳鸯七志藏石》。于右任先生在《说文周刊》所载《鸳鸯七志斋藏—藏石记目录》序中说：
往余积年藏石400方，而南北迁移，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增至西安碑林，建阁支藏，以飨士林。抗战军兴，典守者穿窟贮藏，久欲录其目而考订之，未暇及。箧中所存之拓本，堆积杂厕，且阙失未备。今略事整理，编成此目。上至炎汉，下迄赵宋，凡不同之时代十有三。爰依次编年，以月系年，以日系月，分别先后而比列之，得二百八十五则。他时旁求遗榻，可期汇成钜帙，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骄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译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⑤
这应是北朝墓志的综合作用所在，但也不乏广泛意义。1930年代初，由于陇海铁路尚无法直接通达西安，所以这批墓志的绝大部分先暂存在北平东直门内菊儿胡同一王府内的后院里。1935年秋，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地区直接受到侵略威胁，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墓志，于右任先生决定将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西安碑林。1936年，在邵力子、杨虎城、宋哲元的帮助下，这批墓志分批运到西安，入西安碑林。此后，于氏在《说文月刊》、《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了这批墓志的内容评价及史料、艺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同时还让当时最好的拓印工精心拓印若干精拓本，铃盖自己的名章，分赠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资料馆。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碑林调整陈列时将这批墓志中有代表的精品选出56方，重新镶在碑林二室与三室的廊壁上，供广大游客珍赏。党晴梵在《华云杂记》中给予鸳鸯七志斋藏石很高的评价：
晚近石刻收藏，国内当以于右任先生为第一，先生所购六朝墓志石约二百七十余方，夫妇立石并存者七，所以自号曰“鸳鸯七志斋”。内以拓拔氏天潢第一，最著者有元简、元遥各志。或谨严、或疏朗、或遒逋，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洋洋大观也。已赠给西京图书馆，由洛阳、北平、南京、上海各处，均运之西安，将于孔庙碑林建屋贮之。民十九曾以拓贻予，异彼时只一百三十余种。先生又有汉石经残石一方，亦罕见物也。⑥
三、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
1.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风格的总体面貌
鸳鸯七志斋藏石涉及篆、隶、楷三体，风格各异，或朴拙方整，或精妍秀劲，或雄强博大，或稚拙率意，赞之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洵非过誉也。其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四体兼备。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涉及楷、篆、隶、行四体，其中楷书为绝大多数约占藏石字体书法的90%以上，其次在藏石也还有相当数量的篆书墓志盖，另外隶书和行书作品藏石中也有一定的比例。
二、流派纷呈。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中有工匠刻画的草率隶书，有严谨的石经隶书，有刀意明显洛阳体，有写经风，有隶楷化合体，初唐的欧阳询、褚遂良，中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能找到相似的书风。如《李中虚妻卢氏墓志铭》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风格相似；《妓人张氏墓志》书法风格介于颜真卿、柳公权之间；武周天册万岁二年《亡宫五品墓志》与褚遂良《倪宽赞》风格相似。
三、风格多样。结体缜密、法度严紧如《元泰安墓志铭》、《穆亮墓志》等；结体略扁，宽博舒展如《元保洛墓志》、《王祯墓志》等；古朴稚拙、天真自然如《元鉴墓志》、《宁想墓志》以及唐《宫人墓志》等；方正平稳、和缓流畅如《卢令媛墓志》、《元仙墓志》等。书丹者的书写水平及文化素养各有不同，书法风格多种多样。
2.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类型
①北朝墓志盖篆书—字形方整、装饰性强。
通常情况下，碑文和志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而碑额、志盖则用更早的字体像启功说的那样“祖辈以上的字体，绝少倒过来碑额或志盖用子辈或孙辈的字体”⑦。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古体的篆书仍然是人们使用的书体，范围照旧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在中古时代，古体的适应阈不但受到东汉以来传统习惯的规约，可能人们使用古雅的篆书还能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含义，似乎也是社会等级的一种象征。”⑧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的篆书均在墓志盖上铭刻。这些志盖篆书大概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元宝月宝墓志盖》、《公孙猗墓志盖》、《和邃墓志盖》、《笱景墓志盖》、《张宁墓志盖》、《公孙略墓志盖》、《李梃命妇元聪墓志盖》、《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盖》、《赫连子悦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胡君墓志盖》，这类墓志盖的篆书与秦汉篆书的规矩相距不远，篆法比较简单，笔画圆匀，中段厚实饱满，字形方整，但起笔收笔采用鸟喙，两端的圆头挑出一尖锋作为装饰。
第二类：《元焕墓志盖》、《侯刚墓志盖》、《元继墓志盖》、《尔朱袭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这类篆书，横竖平直，曲笔圆转，起笔收笔时而有鸟喙装饰明显，时而起笔鸟喙隐晦，貌似呆板，灵活有余。
第三类：《穆彦墓志盖》、《元公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笔画不是先前简朴的样子，喜好刻画鸟形，字形扁，起笔收笔的鸟头鸟尾十分生动形象，笔画的装饰意味很浓，十分繁复。《穆彦墓志盖》还做了双勾效果的处理。
第四类：《杨乾墓志盖》、《庐阑墓志盖》这两件墓志篆盖很特殊，《杨乾墓志并盖》起笔和收笔尖锋有意识地表现，转折处亦隶亦楷出现了楷书的笔画，且体势倾斜，这类篆书，可能是当时的篆楷；而北周的《庐阑墓志盖》可能继承了《杨乾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只是没有装饰性笔画更干净些。
这些北朝的篆书书迹出于不同的书手和刻手，面貌各异，但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装饰性，这个特点的出现，可能是当时人根本就没有从书法的角度去考虑篆书的处理方式，而是从美术化的角度去装饰，和我们现在印刷用的美术字出现的目的差不多。这种篆书应该溯源于“秦书八体”中的鸟虫书，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称。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⑨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北方，篆书主要是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是承袭卫氏而来。卫觑擅长古文和鸟篆，按这一传承线索推测，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规矩，应当是汉代鸟篆的余绪。”⑩
而平城时期是北朝的前期，因此，北朝碑额、墓志盖篆法应该是平城时期篆书的继承和发展。
②隋朝墓志盖篆书—方正朴拙、雄浑圆厚。
隋代墓志盖篆书大多在方正的界格内采用双钩阳刻法制作，篆书充满界格，笔画雄浑圆厚，体势方正朴拙，装饰性与古意兼具，但有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有不少隋代篆书墓志盖，如《席德将墓志盖》、《田光山夫人李氏墓志盖》、《王香仁墓志盖》、《杨秀墓志改》、《吕胡及妻李氏墓志盖》、《马少敏墓志盖》等。而较早的《梁坦及妻杜氏墓志盖》、《梁邕墓志盖》则方圆兼备，笔画盘曲，极具装饰性，明显带有北朝墓志盖的遗韵。
③唐朝及其以后墓志盖篆书—婉曲流动、婀娜多姿。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唐及唐以后共有共有四种篆书墓志盖，分别是唐元和八年（813年）的《李中虚墓志盖》，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的《石彦辞墓志盖》，宋闲平三年（1000年）的《安守忠墓志盖》、宋熙宁五年的（1073年）《祖士衡墓志盖》。其中除《祖士衡墓志盖》为阳刻外，都是阴刻。从书法风格上说都是李阳冰一系的篆书。李阳冰篆书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篆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李阳冰的篆书在唐朝影响极大，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多由李阳冰用篆书题额，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因此唐以后篆额多用李阳冰篆法。
总之，鸳鸯七志斋馆藏石书法楷、篆、隶、行兼备，以北朝洛阳体楷书和隋唐楷书为大宗，或精巧工整，或粗犷率意，或自由洒脱，或拙态可掬，风格的多样性。这些出自工匠和民众之手的“民间书法”作品，意趣浓烈，生机盎然，天真稚拙，率性随意。虽然在清朝碑学兴起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它们的天然之趣，与正统谨严的书风相比，无论是笔法结体，还是章法布局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传统文人书法相映生辉。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①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是研究（1885-1949）》第5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胡寄尘《清季野史》第9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二》第5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⑤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⑧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第4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⑨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⑩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第4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