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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生缘》，作为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终于1968年定稿，小说以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变事为大背景，以悲悯的情怀，柔软温婉的笔触，描绘了动荡不安的旧上海中几对男女纠葛不休的爱情悲剧。本文将从小说中几对主要人物的感情线出发，浅析藏在爱情悲剧表象后的人性的悲剧。
关键词：半生缘；爱情；人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 0-01
引言：
这部原名为《十八春》的作品，原本具有积极向上政治面貌和政治理想，在作者的审视重读后，被拉回到专属“张爱玲风格”的轨道上来。小说以沈世均和顾曼桢的爱情发展为主线，贯穿全文，另几位男女的故事作为推动小说发展的前因后果被串联其中，错综复杂，编织出一场爱情的悲剧。
一、《半生缘》中的爱情悲剧
（一）沈世均和顾曼桢
沈世均和顾曼桢的故事，是从小馆子黑漆漆油乎乎的朱漆长凳上和涮筷子的茶杯里开始的，带着世俗间的烟火味。顾曼桢是家中的妹妹，为挑起家庭的重担打了好几分工，她受教育有思想，不为金钱名利而轻易取悦他人。她和世钧的感情里没有“表面文章”，他为她特意带来家乡的点心，她为他定闹钟收拾行李，点点滴滴中蕴藏着浓情蜜意，然而这平凡踏实的生活却被残忍撕扯。“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姐姐曼璐借妹妹的肚子拴住丈夫，亲手毁掉曼璐的一生，而被蒙混的世钧也就此错过了挚爱。
（二）顾曼璐和祝鸿才
姐姐曼璐的一生也是一场悲剧，现实迫使她将原本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埋葬，成为众人唾弃的舞女，她小心翼翼盘算着每一步，化上妆作为厚厚的面具陪着笑脸违心的取悦他人，权衡利弊后嫁给了乡下有妻的浪子祝鸿才，但丈夫打心眼里是看不起并厌恶她的，物质生活虽富裕，但有名无实的婚姻使得曼璐将魔爪伸向了亲妹妹，伦理道德的精神折磨和残败的身体使她重病而亡。
（三）叔惠、沈世均和石翠芝
沈世均与翠芝的结合，是感情中落败者的结合，世钧从小便不喜欢翠芝娇纵任性的脾气，然而这金贵的大小姐偏偏在叔惠这里没了架子，她为他鼓起勇气退掉婚约打破成规，变成纯纯粹粹为爱情的小女人。然而这个男人选择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以贫穷的家庭条件去高攀她，他不愿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翠芝和世钧结婚当天意识到并不喜欢对方，这场没有感情的婚姻，使得他们感觉自己“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2]。叔惠的婚姻也是以离婚作为收场，自己当年选择的放弃，使他心甘情愿付出代价，而尊贵的大小姐翠芝，只能在叔惠的悲哀中“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3]。
张爱玲仍旧延续了悲剧风格，但《半生缘》的笔触依旧细腻却清清淡淡，没有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对比，没有浓墨重彩的艺术渲染，好像让人身处带着霉腥气，门窗紧闭的狭小房间一般，无法畅快的呼吸。
二、《半生缘》中的人性悲哀
这世间唱不尽的人世悲哀，数不尽的爱恨情仇，好似是因为身处动荡年代，就只得感叹一句：这就是命。听起来好似身不由己，实则是自己松开了手中握着的命运线盘，任由它在风中凌乱。《半生缘》里的种种悲剧，归根到底都源于一个词：软弱。
如果世钧在与曼桢恋爱后早点告诉家人敲定婚约，而不是等到家人发现曼桢姐姐的身世而反对，两人因此而生出间隙。他没有坚定地相信曼桢，却轻而易举的相信了曼璐的满口谎言。作为一个男人，内心是怎样的软弱，才会连争取的念头都没有，还找借口将过错都推到孤立无援的曼桢身上，以填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多年后二人再次相见，曼帧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曼桢如此说，不过是因为自己被强暴过，有过孩子离过婚，配不上世钧；世钧觉得既然已经和翠芝结婚，就要把日子过下去，这何尝又不是在软弱之下才做出的选择呢。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主的妈妈曾经说过：“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 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 以面对生活的挑战。”[4]如果世钧真的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就该给她安全感，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新的期待，而不是沉溺过往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作为曼桢的母亲，顾太太也是软弱到了极致，得知祝鸿才强暴了曼桢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他们成婚以保全颜面，过后才想到女儿的安危。对于曼璐的话言听计从一味附和，一年没见到曼桢也没有怀疑过，揣着曼璐给的一笔钱，就想法子怎么去应付世钧了。
同样的，叔惠觉得自己配不上翠芝，不是想办法去挽留，而是为自己的软弱与妥协找借口，觉得如此翠芝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如意郎君，是在为她好。
同样的悲剧也在他国上演，《半生缘》是张爱玲仿袭了美国作家约翰·马宽德的《普汉先生》。同样的双城记，同样的半生纠缠难解的缘分，和同样的那句“Darling， we can’t go back.”[5]其实《普汉先生》也没有过多的悲剧的意味，男女主角都做不到为对方牺牲，他们的重逢也是不过是中产阶级贫乏生活中的调味剂，“我们回不去了”这样的话里，蕴含的倦怠多于遗憾，如果再有机會去选择，他们也只会做出妥协，而不会选择改变。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倒下来[J].语丝周刊， 1925 （15） .
[2][3]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43页；第345页.
[4]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杨玲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9月第1版， 第74页.
[5]沈庆利、赵小娜：《张爱玲不怕“抄袭”？——〈半生缘〉与〈普汉先生〉对照阅读之一》，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期.
关键词：半生缘；爱情；人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 0-01
引言：
这部原名为《十八春》的作品，原本具有积极向上政治面貌和政治理想，在作者的审视重读后，被拉回到专属“张爱玲风格”的轨道上来。小说以沈世均和顾曼桢的爱情发展为主线，贯穿全文，另几位男女的故事作为推动小说发展的前因后果被串联其中，错综复杂，编织出一场爱情的悲剧。
一、《半生缘》中的爱情悲剧
（一）沈世均和顾曼桢
沈世均和顾曼桢的故事，是从小馆子黑漆漆油乎乎的朱漆长凳上和涮筷子的茶杯里开始的，带着世俗间的烟火味。顾曼桢是家中的妹妹，为挑起家庭的重担打了好几分工，她受教育有思想，不为金钱名利而轻易取悦他人。她和世钧的感情里没有“表面文章”，他为她特意带来家乡的点心，她为他定闹钟收拾行李，点点滴滴中蕴藏着浓情蜜意，然而这平凡踏实的生活却被残忍撕扯。“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姐姐曼璐借妹妹的肚子拴住丈夫，亲手毁掉曼璐的一生，而被蒙混的世钧也就此错过了挚爱。
（二）顾曼璐和祝鸿才
姐姐曼璐的一生也是一场悲剧，现实迫使她将原本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埋葬，成为众人唾弃的舞女，她小心翼翼盘算着每一步，化上妆作为厚厚的面具陪着笑脸违心的取悦他人，权衡利弊后嫁给了乡下有妻的浪子祝鸿才，但丈夫打心眼里是看不起并厌恶她的，物质生活虽富裕，但有名无实的婚姻使得曼璐将魔爪伸向了亲妹妹，伦理道德的精神折磨和残败的身体使她重病而亡。
（三）叔惠、沈世均和石翠芝
沈世均与翠芝的结合，是感情中落败者的结合，世钧从小便不喜欢翠芝娇纵任性的脾气，然而这金贵的大小姐偏偏在叔惠这里没了架子，她为他鼓起勇气退掉婚约打破成规，变成纯纯粹粹为爱情的小女人。然而这个男人选择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以贫穷的家庭条件去高攀她，他不愿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翠芝和世钧结婚当天意识到并不喜欢对方，这场没有感情的婚姻，使得他们感觉自己“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2]。叔惠的婚姻也是以离婚作为收场，自己当年选择的放弃，使他心甘情愿付出代价，而尊贵的大小姐翠芝，只能在叔惠的悲哀中“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3]。
张爱玲仍旧延续了悲剧风格，但《半生缘》的笔触依旧细腻却清清淡淡，没有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对比，没有浓墨重彩的艺术渲染，好像让人身处带着霉腥气，门窗紧闭的狭小房间一般，无法畅快的呼吸。
二、《半生缘》中的人性悲哀
这世间唱不尽的人世悲哀，数不尽的爱恨情仇，好似是因为身处动荡年代，就只得感叹一句：这就是命。听起来好似身不由己，实则是自己松开了手中握着的命运线盘，任由它在风中凌乱。《半生缘》里的种种悲剧，归根到底都源于一个词：软弱。
如果世钧在与曼桢恋爱后早点告诉家人敲定婚约，而不是等到家人发现曼桢姐姐的身世而反对，两人因此而生出间隙。他没有坚定地相信曼桢，却轻而易举的相信了曼璐的满口谎言。作为一个男人，内心是怎样的软弱，才会连争取的念头都没有，还找借口将过错都推到孤立无援的曼桢身上，以填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多年后二人再次相见，曼帧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曼桢如此说，不过是因为自己被强暴过，有过孩子离过婚，配不上世钧；世钧觉得既然已经和翠芝结婚，就要把日子过下去，这何尝又不是在软弱之下才做出的选择呢。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主的妈妈曾经说过：“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 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 以面对生活的挑战。”[4]如果世钧真的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就该给她安全感，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新的期待，而不是沉溺过往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作为曼桢的母亲，顾太太也是软弱到了极致，得知祝鸿才强暴了曼桢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他们成婚以保全颜面，过后才想到女儿的安危。对于曼璐的话言听计从一味附和，一年没见到曼桢也没有怀疑过，揣着曼璐给的一笔钱，就想法子怎么去应付世钧了。
同样的，叔惠觉得自己配不上翠芝，不是想办法去挽留，而是为自己的软弱与妥协找借口，觉得如此翠芝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如意郎君，是在为她好。
同样的悲剧也在他国上演，《半生缘》是张爱玲仿袭了美国作家约翰·马宽德的《普汉先生》。同样的双城记，同样的半生纠缠难解的缘分，和同样的那句“Darling， we can’t go back.”[5]其实《普汉先生》也没有过多的悲剧的意味，男女主角都做不到为对方牺牲，他们的重逢也是不过是中产阶级贫乏生活中的调味剂，“我们回不去了”这样的话里，蕴含的倦怠多于遗憾，如果再有机會去选择，他们也只会做出妥协，而不会选择改变。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倒下来[J].语丝周刊， 1925 （15） .
[2][3]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43页；第345页.
[4]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杨玲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9月第1版， 第74页.
[5]沈庆利、赵小娜：《张爱玲不怕“抄袭”？——〈半生缘〉与〈普汉先生〉对照阅读之一》，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