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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问题
张会超在《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撰文,从档案馆学的反思入手,提出了深化档案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是档案馆学的研究及定义问题。档案馆学是以档案馆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学科。二是档案馆学由谁来研究的问题。除了档案馆内的工作人员、档案行政系统的管理人员等,还需要有相应的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人来从事相应的研究。三是档案馆学研究内容的问题。档案馆现象包罗万象,从档案馆的选址,到日常维护,再到形象的提升和深化,等等,都需要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找出新问题、新现象,继而发现其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需要有反思精神,探讨实践及其理论背后的理念和观点。四是档案馆学研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内容和知识,甚至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融合为“三馆之学”。
探讨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途径与对策
李焕军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加速档案科研成果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实现档案科研成果的转化,作者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建言咨政,使档案科研成果实现向国家决策型转化;二是直接应用,即档案科研成果或管理经验直接被相关部门采纳和推广到实践中去;三是治学育人,从档案科研成果的理论意义上看,更多被吸纳为专业理论,使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和充实。要推动档案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需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建立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立法机制;二是搭建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基础平台;三是构建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经费保障体系;四是拓宽档案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五是打造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团队。
企业数字档案系统的建设研究
杨秉光、王永梅在《中国档案》2010年第7期撰文,以江苏省电力公司数字档案系统建设为例,对企业数字档案系统建设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一是虽有《中国档案信息化实施纲要》,但缺乏具体的业务标准与技术规范;二是将档案信息化建设与档案数字化等同起来;三是大部分的数字化档案系统注重的是业务层面的整理功能,利用功能则主要表现为在线查阅和借阅登记。在企业数字档案系统的建设中,一要建设“一体化”平台,整合信息资源,实现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二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实现业务监督指导职能;三要加强标准化建设,统一文件格式,实现永久保存;四要追根溯源,挖掘数据库文件归档,便于今后分析利用;五要使数字档案系统成为档案专家系统;六要在数字档案系统中增加统计与分析功能;七要为用户提供有效、快捷的利用手段。
数字时代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研究
曾伟忠在《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7期撰文指出:建立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势在必行。作者认为:当前,国内档案开放目录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目录检索功能简单;二是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标准;三是档案开放目录数据库质量存在较多的问题;四是没有将目录学新方法FRBR、RDA、FRAR和ONTOLOGY技术等应用到实践中去。数字时代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应遵循以下的思路: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二是逐渐建立全国档案开放目录联机登著录中心;三是国家档案开放目录建设的内容选择要有所侧重;四是提高国家档案开放目录的数据质量和使用性能;五是加强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的研究。
从公共关系视角谈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的实现
王芹在《浙江档案》2010年第6期撰文,对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意义、主要障碍及实现途径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意义主要有三:一是人文意义;二是社会意义;三是经济意义。影响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有四:一是公众冷漠;二是主体偏见;三是硬件落后;四是制度滞后。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途径包括:规范主体行为,优化档案的休闲服务。其措施为:扭转档案工作人员的偏见,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适应文化休闲的社会潮流,调整不合时宜的“规定”、“须知”。把握公众心理,引导公众的文化休闲。为此,一要重视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主动与之联系,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二要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及时向公众传播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文化休闲的理念和方式。
城市记忆工程:拓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程序的新取向
尹雪梅在《山西档案》2010年第3期撰文,就档案信息资源在“城市记忆工程”中的分布、构成、地位和“城市记忆工程”中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方式、程序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取向。其具体体现:一是丰富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填补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中的诸多空白;二是活化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途径。基于城市记忆的建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程序可以重新解构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激活、再现和传承。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整合,是指各级国家档案馆以互利共赢为准则,实现其与立档单位、其他档案馆和其他社会档案形成主体之间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激活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主动方式是指档案部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档案信息及其文化产品为城市发展服务;被动方式是指档案部门根据社会出现的某种档案信息诉求而提供相关档案材料为其进行历史佐证、证伪、解释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再现,是指通过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建构成为一种“活”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承,是指利用重大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究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城市记忆工程”的了解,使城市文化底蕴得以代代相传。档案部门要把握城市发展脉搏,抓住时机,“反客为主”,构建城市公民的城市记忆。基于现代民本思想探寻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方向
尹雪梅在《北京档案》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我国公共档案馆的研究和建设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每个档案人必须明确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作者认为:“以民为本”的现代民本思想应是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指导思想。可将其内涵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四个基本思路。核心理念就是以民为本;四个思路就是“为民、民有、亲民、民享”。具体体现在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上就是:服务性,公共档案馆应将公共利益和社会需要放在档案馆工作的首位。公共性,档案馆的馆藏结构要打破单一性,馆藏资源建设要能够反映和符合社会民众的档案信息需求。开放性,要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契机,推动传统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要使馆藏的开发利 用走向开放。文化性,不仅要充分发掘档案内容和载体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文化教育和鉴赏的价值,还应从档案馆的外观形象设计入手,改变传统形象。
档案资源整合的实践与深化策略
曹航、杨智勇在《档案》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档案资源整合是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创新举措,值得档案学界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作者认为:由于现有档案管理体制(“条块结合”管理专业档案)的制约,出现了“专业档案的分散管理,管理不善与综合档案馆馆藏结构单一,难以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的矛盾,这是一些地方开展档案资源整合的根本原因。从一些实际情况看,现阶段档案资源整合出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整合主体为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二是整合对象为本行政区域内各专业主管部门形成的各类专业档案;三是推行档案资源整合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区县居多。档案资源整合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二:一是现行的一些档案法规并不支持综合档案馆对所属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种专业档案资源进行整合;二是一些地方在推进档案资源整合过程中,没有得到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配合,甚至遭到了抵制。要深化档案资源整合,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创新档案资源整合模式,以多种形式进行档案资源整合;二是要多注意各地档案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区别对待的原则推进档案资源整合;三是顺势而发,把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馆藏档案资源体系作为档案资源整合的大方向。
论档案学学科“移植”现象
周蕾在《兰台世界》2010年6月下半月刊撰文指出:所谓学科“移植”,是指将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原理、技术、方法,应用或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中,以解决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并创造新的思维方式的学术研究现象。作者认为:档案学学科“移植”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的影响。内因包括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档案学研究人才队伍的扩大及结构的优化;外因则来自科学技术发展。档案学学科“移植”可分为直接“移植”和间接“移植”。直接移植包括实物(硬件设备)、人员和部分名词的移植;间接移植包括部分名词概念、思想、方法和学科整体的移植。档案学学科“移植”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扩大了档案学研究范围;二是提高了档案学研究水平,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其缺陷主要有三:一是盲目移植;二是移植表象,缺乏理论特色;三是忽视了移植的层次性。档案学学科“移植”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三:一是学科体系构成原则——简单明了、层次清楚、有条理、可扩展、包容性好;二是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国情,批判地继承,经过实践检验;三是层次性原则——从概念、思路、方法、学科四个层次上逐步移植。
张会超在《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撰文,从档案馆学的反思入手,提出了深化档案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是档案馆学的研究及定义问题。档案馆学是以档案馆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学科。二是档案馆学由谁来研究的问题。除了档案馆内的工作人员、档案行政系统的管理人员等,还需要有相应的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人来从事相应的研究。三是档案馆学研究内容的问题。档案馆现象包罗万象,从档案馆的选址,到日常维护,再到形象的提升和深化,等等,都需要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找出新问题、新现象,继而发现其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需要有反思精神,探讨实践及其理论背后的理念和观点。四是档案馆学研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内容和知识,甚至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融合为“三馆之学”。
探讨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途径与对策
李焕军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加速档案科研成果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实现档案科研成果的转化,作者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建言咨政,使档案科研成果实现向国家决策型转化;二是直接应用,即档案科研成果或管理经验直接被相关部门采纳和推广到实践中去;三是治学育人,从档案科研成果的理论意义上看,更多被吸纳为专业理论,使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和充实。要推动档案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需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建立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立法机制;二是搭建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基础平台;三是构建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经费保障体系;四是拓宽档案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五是打造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团队。
企业数字档案系统的建设研究
杨秉光、王永梅在《中国档案》2010年第7期撰文,以江苏省电力公司数字档案系统建设为例,对企业数字档案系统建设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一是虽有《中国档案信息化实施纲要》,但缺乏具体的业务标准与技术规范;二是将档案信息化建设与档案数字化等同起来;三是大部分的数字化档案系统注重的是业务层面的整理功能,利用功能则主要表现为在线查阅和借阅登记。在企业数字档案系统的建设中,一要建设“一体化”平台,整合信息资源,实现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二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实现业务监督指导职能;三要加强标准化建设,统一文件格式,实现永久保存;四要追根溯源,挖掘数据库文件归档,便于今后分析利用;五要使数字档案系统成为档案专家系统;六要在数字档案系统中增加统计与分析功能;七要为用户提供有效、快捷的利用手段。
数字时代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研究
曾伟忠在《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7期撰文指出:建立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势在必行。作者认为:当前,国内档案开放目录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目录检索功能简单;二是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标准;三是档案开放目录数据库质量存在较多的问题;四是没有将目录学新方法FRBR、RDA、FRAR和ONTOLOGY技术等应用到实践中去。数字时代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应遵循以下的思路: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二是逐渐建立全国档案开放目录联机登著录中心;三是国家档案开放目录建设的内容选择要有所侧重;四是提高国家档案开放目录的数据质量和使用性能;五是加强国家档案开放目录体系建设的研究。
从公共关系视角谈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的实现
王芹在《浙江档案》2010年第6期撰文,对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意义、主要障碍及实现途径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意义主要有三:一是人文意义;二是社会意义;三是经济意义。影响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有四:一是公众冷漠;二是主体偏见;三是硬件落后;四是制度滞后。档案馆文化休闲功能实现的途径包括:规范主体行为,优化档案的休闲服务。其措施为:扭转档案工作人员的偏见,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适应文化休闲的社会潮流,调整不合时宜的“规定”、“须知”。把握公众心理,引导公众的文化休闲。为此,一要重视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主动与之联系,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二要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及时向公众传播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文化休闲的理念和方式。
城市记忆工程:拓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程序的新取向
尹雪梅在《山西档案》2010年第3期撰文,就档案信息资源在“城市记忆工程”中的分布、构成、地位和“城市记忆工程”中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方式、程序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取向。其具体体现:一是丰富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填补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中的诸多空白;二是活化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途径。基于城市记忆的建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程序可以重新解构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激活、再现和传承。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整合,是指各级国家档案馆以互利共赢为准则,实现其与立档单位、其他档案馆和其他社会档案形成主体之间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激活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主动方式是指档案部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档案信息及其文化产品为城市发展服务;被动方式是指档案部门根据社会出现的某种档案信息诉求而提供相关档案材料为其进行历史佐证、证伪、解释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再现,是指通过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建构成为一种“活”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承,是指利用重大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究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城市记忆工程”的了解,使城市文化底蕴得以代代相传。档案部门要把握城市发展脉搏,抓住时机,“反客为主”,构建城市公民的城市记忆。基于现代民本思想探寻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方向
尹雪梅在《北京档案》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我国公共档案馆的研究和建设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每个档案人必须明确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作者认为:“以民为本”的现代民本思想应是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指导思想。可将其内涵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四个基本思路。核心理念就是以民为本;四个思路就是“为民、民有、亲民、民享”。具体体现在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上就是:服务性,公共档案馆应将公共利益和社会需要放在档案馆工作的首位。公共性,档案馆的馆藏结构要打破单一性,馆藏资源建设要能够反映和符合社会民众的档案信息需求。开放性,要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契机,推动传统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要使馆藏的开发利 用走向开放。文化性,不仅要充分发掘档案内容和载体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文化教育和鉴赏的价值,还应从档案馆的外观形象设计入手,改变传统形象。
档案资源整合的实践与深化策略
曹航、杨智勇在《档案》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档案资源整合是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创新举措,值得档案学界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作者认为:由于现有档案管理体制(“条块结合”管理专业档案)的制约,出现了“专业档案的分散管理,管理不善与综合档案馆馆藏结构单一,难以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的矛盾,这是一些地方开展档案资源整合的根本原因。从一些实际情况看,现阶段档案资源整合出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整合主体为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二是整合对象为本行政区域内各专业主管部门形成的各类专业档案;三是推行档案资源整合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区县居多。档案资源整合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二:一是现行的一些档案法规并不支持综合档案馆对所属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种专业档案资源进行整合;二是一些地方在推进档案资源整合过程中,没有得到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配合,甚至遭到了抵制。要深化档案资源整合,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创新档案资源整合模式,以多种形式进行档案资源整合;二是要多注意各地档案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区别对待的原则推进档案资源整合;三是顺势而发,把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馆藏档案资源体系作为档案资源整合的大方向。
论档案学学科“移植”现象
周蕾在《兰台世界》2010年6月下半月刊撰文指出:所谓学科“移植”,是指将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原理、技术、方法,应用或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中,以解决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并创造新的思维方式的学术研究现象。作者认为:档案学学科“移植”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的影响。内因包括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档案学研究人才队伍的扩大及结构的优化;外因则来自科学技术发展。档案学学科“移植”可分为直接“移植”和间接“移植”。直接移植包括实物(硬件设备)、人员和部分名词的移植;间接移植包括部分名词概念、思想、方法和学科整体的移植。档案学学科“移植”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扩大了档案学研究范围;二是提高了档案学研究水平,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其缺陷主要有三:一是盲目移植;二是移植表象,缺乏理论特色;三是忽视了移植的层次性。档案学学科“移植”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三:一是学科体系构成原则——简单明了、层次清楚、有条理、可扩展、包容性好;二是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国情,批判地继承,经过实践检验;三是层次性原则——从概念、思路、方法、学科四个层次上逐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