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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挥洒的笔体。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永远做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桥梁和使者……”我想，这句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也表明了他走过并还在走着的人生历程。
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幢公寓内，一位日本老人，添田修平先生，平静地安享晚年。
和煦的阳光透过阳台的大玻璃窗洒进宽敞的客厅，洒在沙发上。精神矍铄的他，和我们几位来访者侃侃而谈。
“我每天晨起锻炼，用凉水擦身，上午的时间看书写作，下午则去散步，有时也去博物馆、美术馆，有时会去国际台里转转看看，还有时则去中国各地旅行。”
这位幸福安详的老人，在晚年寻找他的快乐时光。
而人们却不知，这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交往，他是新中国第一批从事对日广播的日籍播音员。他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路程。
偶然之间来到了新兴中国
1963年，一个平常的日子。
添田修平和夫人一道，搭乘一艘挪威的货轮，途径横滨驶往上海。在横滨上船前，许多亲友前来码头为他们送行。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丝带依依惜别，这一去，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而添田夫妇内心却满怀憧憬，他们满心希望去看看新兴的中国是什么模样。
家乡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添田修平，1929年出生。早年在东北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到早稻田大学深造，攻读俄罗斯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深爱，他工作后听说莫斯科广播电台招收外语播音员时，就去播音学校参加了培训，准备前去苏联应聘。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繁杂缓慢，久等无望，恰逢这时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在招收外籍播音员，办理手续相对简便，于是添田先生临时动意，到中国去!亲眼见识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
轮船到达上海港时，添田夫妇和同船的日本“蕨座”剧团成员受到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热情接待。协会人员聚集在港口齐声高唱“东京·北京”这首歌，还举着“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万岁”的红色横幅。到上海第二天，他们就乘坐飞机到了北京。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北京长安街上还跑着烧木炭的汽车，装炭的大袋子就放在车顶上，看了令人吃惊!这景象曾发生在日本的40年代，而那时早巳看不见了。大街上除了北京饭店、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几处高大建筑外，其余皆是青灰色的四合院平房。路上行人多穿朴素的中山装、布鞋、戴干部帽。”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添田夫妇开始了他们的对日播音工作，那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业务主要分为翻译、改稿、制作、播音等，添田夫妇全力投入，在播音专业领域中发挥着重耍的作用。而让添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偶然加入中国对日播音行列，使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对日广播的日籍播音员。
那时，添田会不由自主地把中日生活水平加以比较。相比之下，中国的条件实在很艰苦。“但我感到，正因为这样，大家才更努力，拥有让生活变得更好的迫切心情。”
更令添田夫妇感动的是，虽然中国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中国对外国专家给予了特别待遇。衣食住行都予以满足需要，购物有友谊商店，出门配备大巴接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甚至比在日本的生活还要优裕。
“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来到北京3年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到处闹革命，大串联，大多数人都不工作了。国际电台日语部只有添田和夫人等3人坚持在对日播音岗位上。
在那个极左年代，连外籍专家也受到了冲击，革命小将们说添田的播音是资产阶级腔调，“四平八稳”，没有“革命气势”，添田只好顺从形势，按小将们的要求，“挺胸抬头，慷慨激昂地大声吼出声音，连嗓子都吼哑了。”
“那时，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或是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我们半夜就要爬起来，赶去电台对日播音。那会儿强调宣传不过夜嘛!”
周总理有一次到国际台视察，看到添田和夫人正在播音，便亲切地对他们说：“面向日本的播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停止了对外播音，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对中国的外交也非常不利。希望你们能留下来，中国需要你们继续对日本播音。”
也就在那一年，添田修平与国家外国专家局签订的3年工作合同到期了，广播电台安排添田夫妇和一些外国专家回国休假。有不少外国人看到中国局势动乱，不打算回来了，添田的日本亲友们也劝他留在日本，添田夫妇思想斗争很剧烈，但最终他们仍选择了返回中国。理由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亲口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中国离不开你们!”
这句话感动了两位日本人，他们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嘱托和希望，返回了中国。
“如果不是总理这句话，也许我早巳回了日本。是总理的话，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担负起一个日中友好交流使者的使命。”
但在“文革”极左思潮下，电台的对外广播难以正常化，当时根本不考虑日本听众到底想了解什么，一味宣传革命思想。以至许多日本听众来信说：“你们到底在闹些什么?”“我们压根儿听不懂啊!”无形中损失了许多忠实的日本听众。
与中国患难与共、改革共进的日子
添田和夫人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后，便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同事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1976年7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也受到余震波及，居民们都搬进了防震棚。但对外广播不能中断，大家冒着余震的危险，在电台大楼里坚持工作和播音，做好了万一发生余震可能牺牲的准备。
当时电台通知外国人可以回国或去南方避难。电台的德国人、法国人都在地震发生当天紧急回国了。
但添田修平想到：既然中国人都留下来工作，我们也不能自己先躲起来，大家共患难吧。虽然内心也不免恐惧，特别是看到街上到处是防震帐篷，办公室也随时可能倒塌下来时。但添田和夫人仍然坚持下来了，没有离开工作和播音岗位一步。
接下来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播音工作也变得丰富多彩，自由度大多了。“文革”时从上至下都有框框束缚，人们不敢说话，采访也严格限制。而后来，“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工作充满了乐趣。”添田不无感慨地说。
“印象颇深的是，我们曾搞了一个介绍中国历史人物的系列广播节目。如‘三国’、‘水浒’中的历史人物，写成历史小说式的广播稿，播放后很受日本年轻人欢迎。有的节目甚至前后播放了50多回。日本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听众纷纷来信赞扬这个节目。做节目时虽然很辛苦，但获得了日本听众的喜爱，让人感到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幸福安详的晚年生活
一向热爱自己工作的添田修平，在73岁那年退休了。
退下来后，他还时常去国际台转转，热心为一些年轻播音员做业务指导。“这些年轻人虽然都受过播音方面的科班训练，但日语发音有其特殊性，如不经过特殊训练，日本听众听起来就会感到别扭，不那么亲切。”
他还在写一本个人传记。框架已经拟好，正在填充详细内容。他想通过传记把一生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梳理一下，把自己对广播的历史，广播的交流文化的看法留下来。
他的主要嗜好就是读书，家里的沙发、茶几、床头，到处摆着他常看的书，历史类、文艺类，什么书都看，他喜欢在书中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做些比较和思考。
添田说：“日本经过明洽维新的重要变革时期，社会有了一次大发展，那时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而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逐渐走进世界前列，未来可以引领世界潮流了。而相反日本的发展显得有些缓慢了……我希望两国都能进一步发展，取长补短，达到双赢。”这是他读书明史的见解。
添田先生还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交流思想，“这样能保持我的思想不衰老，跟上社会的步伐。”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添田则一路锻炼身体，一路观察百姓生活，看看街头的新楼建筑，时装新款，菜场新蔬。
再有，他也经常逛逛北京的博物馆、艺术馆，新画展他是一定去看的。因为他喜欢中国传统书画，家中陈设布置了不少中国书法和国画艺术作品。
前两年，青藏铁路通车后，76岁的添田先生还满怀兴致地携家人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西藏高原。亲历布达拉宫、纳木错，眺望世界屋脊喜马拉雅雪山，他感到颇为开心。
添田先生的日本亲友常来北京探望他。添田带他们一起去北戴河度假疗养，去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亲友们看到他在中国的晚年生活幸福、安逸，无后顾之忧，甚为安慰和羡慕。
“儿子在东京，女儿在香港，我在北京，我们一家人很和美。夫人病逝后，我与新老伴结识相伴了10年，她随时随刻照料我的生活，我还有什么可忧虑呢。”添田先生朗声笑说。
访问结束前，添田先生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在我的青壮年时代，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我用自己的播音工作为发展日中两国的友谊做出了贡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说完，他又用挥洒的笔体，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永远做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桥梁和使者……”我想，这句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也表明了他走过并还在走着的人生历程。
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幢公寓内，一位日本老人，添田修平先生，平静地安享晚年。
和煦的阳光透过阳台的大玻璃窗洒进宽敞的客厅，洒在沙发上。精神矍铄的他，和我们几位来访者侃侃而谈。
“我每天晨起锻炼，用凉水擦身，上午的时间看书写作，下午则去散步，有时也去博物馆、美术馆，有时会去国际台里转转看看，还有时则去中国各地旅行。”
这位幸福安详的老人，在晚年寻找他的快乐时光。
而人们却不知，这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交往，他是新中国第一批从事对日广播的日籍播音员。他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路程。
偶然之间来到了新兴中国
1963年，一个平常的日子。
添田修平和夫人一道，搭乘一艘挪威的货轮，途径横滨驶往上海。在横滨上船前，许多亲友前来码头为他们送行。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丝带依依惜别，这一去，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而添田夫妇内心却满怀憧憬，他们满心希望去看看新兴的中国是什么模样。
家乡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添田修平，1929年出生。早年在东北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到早稻田大学深造，攻读俄罗斯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深爱，他工作后听说莫斯科广播电台招收外语播音员时，就去播音学校参加了培训，准备前去苏联应聘。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繁杂缓慢，久等无望，恰逢这时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在招收外籍播音员，办理手续相对简便，于是添田先生临时动意，到中国去!亲眼见识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
轮船到达上海港时，添田夫妇和同船的日本“蕨座”剧团成员受到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热情接待。协会人员聚集在港口齐声高唱“东京·北京”这首歌，还举着“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万岁”的红色横幅。到上海第二天，他们就乘坐飞机到了北京。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北京长安街上还跑着烧木炭的汽车，装炭的大袋子就放在车顶上，看了令人吃惊!这景象曾发生在日本的40年代，而那时早巳看不见了。大街上除了北京饭店、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几处高大建筑外，其余皆是青灰色的四合院平房。路上行人多穿朴素的中山装、布鞋、戴干部帽。”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添田夫妇开始了他们的对日播音工作，那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业务主要分为翻译、改稿、制作、播音等，添田夫妇全力投入，在播音专业领域中发挥着重耍的作用。而让添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偶然加入中国对日播音行列，使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对日广播的日籍播音员。
那时，添田会不由自主地把中日生活水平加以比较。相比之下，中国的条件实在很艰苦。“但我感到，正因为这样，大家才更努力，拥有让生活变得更好的迫切心情。”
更令添田夫妇感动的是，虽然中国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中国对外国专家给予了特别待遇。衣食住行都予以满足需要，购物有友谊商店，出门配备大巴接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甚至比在日本的生活还要优裕。
“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来到北京3年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到处闹革命，大串联，大多数人都不工作了。国际电台日语部只有添田和夫人等3人坚持在对日播音岗位上。
在那个极左年代，连外籍专家也受到了冲击，革命小将们说添田的播音是资产阶级腔调，“四平八稳”，没有“革命气势”，添田只好顺从形势，按小将们的要求，“挺胸抬头，慷慨激昂地大声吼出声音，连嗓子都吼哑了。”
“那时，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或是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我们半夜就要爬起来，赶去电台对日播音。那会儿强调宣传不过夜嘛!”
周总理有一次到国际台视察，看到添田和夫人正在播音，便亲切地对他们说：“面向日本的播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停止了对外播音，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对中国的外交也非常不利。希望你们能留下来，中国需要你们继续对日本播音。”
也就在那一年，添田修平与国家外国专家局签订的3年工作合同到期了，广播电台安排添田夫妇和一些外国专家回国休假。有不少外国人看到中国局势动乱，不打算回来了，添田的日本亲友们也劝他留在日本，添田夫妇思想斗争很剧烈，但最终他们仍选择了返回中国。理由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亲口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中国离不开你们!”
这句话感动了两位日本人，他们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嘱托和希望，返回了中国。
“如果不是总理这句话，也许我早巳回了日本。是总理的话，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担负起一个日中友好交流使者的使命。”
但在“文革”极左思潮下，电台的对外广播难以正常化，当时根本不考虑日本听众到底想了解什么，一味宣传革命思想。以至许多日本听众来信说：“你们到底在闹些什么?”“我们压根儿听不懂啊!”无形中损失了许多忠实的日本听众。
与中国患难与共、改革共进的日子
添田和夫人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后，便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同事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1976年7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也受到余震波及，居民们都搬进了防震棚。但对外广播不能中断，大家冒着余震的危险，在电台大楼里坚持工作和播音，做好了万一发生余震可能牺牲的准备。
当时电台通知外国人可以回国或去南方避难。电台的德国人、法国人都在地震发生当天紧急回国了。
但添田修平想到：既然中国人都留下来工作，我们也不能自己先躲起来，大家共患难吧。虽然内心也不免恐惧，特别是看到街上到处是防震帐篷，办公室也随时可能倒塌下来时。但添田和夫人仍然坚持下来了，没有离开工作和播音岗位一步。
接下来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播音工作也变得丰富多彩，自由度大多了。“文革”时从上至下都有框框束缚，人们不敢说话，采访也严格限制。而后来，“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工作充满了乐趣。”添田不无感慨地说。
“印象颇深的是，我们曾搞了一个介绍中国历史人物的系列广播节目。如‘三国’、‘水浒’中的历史人物，写成历史小说式的广播稿，播放后很受日本年轻人欢迎。有的节目甚至前后播放了50多回。日本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听众纷纷来信赞扬这个节目。做节目时虽然很辛苦，但获得了日本听众的喜爱，让人感到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幸福安详的晚年生活
一向热爱自己工作的添田修平，在73岁那年退休了。
退下来后，他还时常去国际台转转，热心为一些年轻播音员做业务指导。“这些年轻人虽然都受过播音方面的科班训练，但日语发音有其特殊性，如不经过特殊训练，日本听众听起来就会感到别扭，不那么亲切。”
他还在写一本个人传记。框架已经拟好，正在填充详细内容。他想通过传记把一生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梳理一下，把自己对广播的历史，广播的交流文化的看法留下来。
他的主要嗜好就是读书，家里的沙发、茶几、床头，到处摆着他常看的书，历史类、文艺类，什么书都看，他喜欢在书中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做些比较和思考。
添田说：“日本经过明洽维新的重要变革时期，社会有了一次大发展，那时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而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逐渐走进世界前列，未来可以引领世界潮流了。而相反日本的发展显得有些缓慢了……我希望两国都能进一步发展，取长补短，达到双赢。”这是他读书明史的见解。
添田先生还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交流思想，“这样能保持我的思想不衰老，跟上社会的步伐。”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添田则一路锻炼身体，一路观察百姓生活，看看街头的新楼建筑，时装新款，菜场新蔬。
再有，他也经常逛逛北京的博物馆、艺术馆，新画展他是一定去看的。因为他喜欢中国传统书画，家中陈设布置了不少中国书法和国画艺术作品。
前两年，青藏铁路通车后，76岁的添田先生还满怀兴致地携家人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西藏高原。亲历布达拉宫、纳木错，眺望世界屋脊喜马拉雅雪山，他感到颇为开心。
添田先生的日本亲友常来北京探望他。添田带他们一起去北戴河度假疗养，去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亲友们看到他在中国的晚年生活幸福、安逸，无后顾之忧，甚为安慰和羡慕。
“儿子在东京，女儿在香港，我在北京，我们一家人很和美。夫人病逝后，我与新老伴结识相伴了10年，她随时随刻照料我的生活，我还有什么可忧虑呢。”添田先生朗声笑说。
访问结束前，添田先生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在我的青壮年时代，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我用自己的播音工作为发展日中两国的友谊做出了贡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说完，他又用挥洒的笔体，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永远做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桥梁和使者……”我想，这句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也表明了他走过并还在走着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