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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对于北平的知识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分野，对于那些保持中立，醉心学术，埋首于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一刻是到了非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了。
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8年12月15 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1949年1月2日《北平日报》报道
接触嗅觉灵敏人物摸索和平的影子
（本报讯）三十八年元旦在故都，过的异常紧张吃力，……梗在人们心里或露在嘴边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和平之神真的要来了吗 ？”
和平是全面性的，对于这个问题，在北平无法找到解答，惟有从嗅觉灵敏人物口中去探索。
首先被人注意的是外籍人士的意见，新年美国大使馆照例有个酒会，在这个集会中，外籍人士……大都避免评论……
最难捉摸的是在平军政当局们的意见，……公共场合中，对于总统文告抱着守口如瓶的态度。让情绪埋藏在心底。
民意代表们发言度数比较宽，七省市参议会的定例集会恰恰在新年举行，……贺翊新议长说：谈话虽然涉及和的问题，并未作正面讨论。……刘象山说：大家都愿意和平，关键只在共党。
……
政治圈外人物的意见：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是一般教授层。……某教授说总统进退无关的表示，是出自被动，和平关键虽在中共，总统个人仍然须付出更大的诚意，……杨人梗说：和平能否实现要看今后一段时间的演变，目前情形距和平尚有相当距离，和谈本是双方面的事，政府虽启和平之门，中共怎样表示还是一个问题。……
逢到和谈一类问题，一些带有党派色彩的学者们往往特别为人注目……梁秋水以沙哑的音调说：“我看和平还很渺茫呢”。去年十月间呼吁过一次和平的张申府教授，……觉得虽然现在“和平空气已经比去年十月间浓厚得多了，但是距离仍然还很远，……只靠单方面，和谈是没办法实现的”。新年在故都，人们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三十八年元旦带给人的是希望抑或失望呢？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真空地带弦诵不辍 清华师生寒窗苦读
（本报特写）清华大学，从上星期起，已经正式上课了。在那个真空地带里，他们师生依旧弦诵不辍的在苦读寒窗，和平常没有两样。
校长梅贻琦南下之后，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就由文学院院长哲学家冯友兰代理，教授会的主席，也是冯先生担任。关于学生的行政，由校务委员会议决通过后施行。关于教务方面，如复课、考试之类，则由教授会会商决定。全校教职员，除了日前南飞的三四人之外，都留居校中，努力于诲人不倦的生活。
校中存粮，足够维持三个月的，这当然也是安定的原因之一。……守城门的国军，对检查固然认真，而态度非常和蔼，颇能表现军民融洽的精神。每一个城门都有国军驻扎着，专负检查任务。
出得城去，有国军步哨，沿途非常平静……有时迷了路，诚朴的村民，会很热诚的指示给你途径。进城时，从城府和附近其他的小村庄，一样可以雇到三轮和两轮的人力车，但只能送到城门口为止，交通也相当方便。
……清华学生在城中的，原有三百人，最近因为开课，陆续返校的已经过半数。其余有的借读北大，有的在准备返校中。因为北大和清华的课程并不完全一致，借读自然也并不完全理想。……最近警备部规定了出去的不得再进来，进来的不得再出去的办法，所以现在他们再要出入城门的时候，旅行证就要扣留下来了。城里的教职员和学生，都珍重着他们这个唯一的机会，而且预备着再一出城，便安心的在真空地带中，静静钻研学问去了！
……在围城之外，断续的炮声中，读书人还能照旧读书，能说不是一种福气吗？（白）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战时气氛充满了故都，南方的朋友很关心我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命运，是值得感谢的，不过实际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既非显要，更非什么专家教授，当然难列国宝名单之内，潜逃又没有必要，更没有被抢救的机会，所以现在的生活与将来命运的问题，我将与其他二百万同胞得到同一的答案，就大环境来讲，每个人都好像是太平洋里的一个花生皮，实在用不着什么大惊小怪，何况既生长在这个不平凡的社会里，而又愿意继续活下去，就不应当过于悲观，因为悲观就是弱者，适足以促短了自己的生命！
故都紧张的局面，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我等之辈以及劳动的朋友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但都能死心踏地安安稳稳的活下去，既不发表什么宣言，也不造任何谣言，充分的表现出纯洁的天良，使人们都认识了穷朋友的可爱！
三年前一部分接收大员们，在他们的事业与财富上都算成功了，他们的洋楼、汽车，虽然无法携走，但是他们的金条美钞以及临走的飞机票都是我们鲜淋淋的血肉，我们骨瘦如柴，他们肠肥脑满，他们不但接收了国家的事业，而且吮尽了我们的骨髓！“抗战”的时候他们在后方，“戡乱”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后方，好像是后方永远应当属于他们的，而前方永远应当属于我们的，这样看起来，他们莫非真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莫非真的是万牲园的猴子？有人建议给当局，走可以由他们走，但是必须拿出相当额数的救济金，还要公布他们的名单，不过笔者意见，关于救济金的问题，似乎不必，因他们的财富既然在法律上已然承认是他们的，那就是他们的好了，我们这样要法，未免迹近勒索，何况来路不名，取之伤廉，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济，但是名单是必须公布的。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是你自己为官的自由，我们不加干涉，但当你既“入”既“居”之后，就应当始终负责你认为邦有道则仕，你认为邦无道则隐。忽“仕”忽“隐”，我们是吃不消的，因此我们必须请求当局公布他们的名单，名单公布之后，好防止他们二次复员。（瘦鹏）
大事记：
●1948年10月21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
●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6月）。
●1948年11月20日：国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覆灭，丧师12万。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俘。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
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8年12月15 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1949年1月2日《北平日报》报道
接触嗅觉灵敏人物摸索和平的影子
（本报讯）三十八年元旦在故都，过的异常紧张吃力，……梗在人们心里或露在嘴边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和平之神真的要来了吗 ？”
和平是全面性的，对于这个问题，在北平无法找到解答，惟有从嗅觉灵敏人物口中去探索。
首先被人注意的是外籍人士的意见，新年美国大使馆照例有个酒会，在这个集会中，外籍人士……大都避免评论……
最难捉摸的是在平军政当局们的意见，……公共场合中，对于总统文告抱着守口如瓶的态度。让情绪埋藏在心底。
民意代表们发言度数比较宽，七省市参议会的定例集会恰恰在新年举行，……贺翊新议长说：谈话虽然涉及和的问题，并未作正面讨论。……刘象山说：大家都愿意和平，关键只在共党。
……
政治圈外人物的意见：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是一般教授层。……某教授说总统进退无关的表示，是出自被动，和平关键虽在中共，总统个人仍然须付出更大的诚意，……杨人梗说：和平能否实现要看今后一段时间的演变，目前情形距和平尚有相当距离，和谈本是双方面的事，政府虽启和平之门，中共怎样表示还是一个问题。……
逢到和谈一类问题，一些带有党派色彩的学者们往往特别为人注目……梁秋水以沙哑的音调说：“我看和平还很渺茫呢”。去年十月间呼吁过一次和平的张申府教授，……觉得虽然现在“和平空气已经比去年十月间浓厚得多了，但是距离仍然还很远，……只靠单方面，和谈是没办法实现的”。新年在故都，人们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三十八年元旦带给人的是希望抑或失望呢？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真空地带弦诵不辍 清华师生寒窗苦读
（本报特写）清华大学，从上星期起，已经正式上课了。在那个真空地带里，他们师生依旧弦诵不辍的在苦读寒窗，和平常没有两样。
校长梅贻琦南下之后，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就由文学院院长哲学家冯友兰代理，教授会的主席，也是冯先生担任。关于学生的行政，由校务委员会议决通过后施行。关于教务方面，如复课、考试之类，则由教授会会商决定。全校教职员，除了日前南飞的三四人之外，都留居校中，努力于诲人不倦的生活。
校中存粮，足够维持三个月的，这当然也是安定的原因之一。……守城门的国军，对检查固然认真，而态度非常和蔼，颇能表现军民融洽的精神。每一个城门都有国军驻扎着，专负检查任务。
出得城去，有国军步哨，沿途非常平静……有时迷了路，诚朴的村民，会很热诚的指示给你途径。进城时，从城府和附近其他的小村庄，一样可以雇到三轮和两轮的人力车，但只能送到城门口为止，交通也相当方便。
……清华学生在城中的，原有三百人，最近因为开课，陆续返校的已经过半数。其余有的借读北大，有的在准备返校中。因为北大和清华的课程并不完全一致，借读自然也并不完全理想。……最近警备部规定了出去的不得再进来，进来的不得再出去的办法，所以现在他们再要出入城门的时候，旅行证就要扣留下来了。城里的教职员和学生，都珍重着他们这个唯一的机会，而且预备着再一出城，便安心的在真空地带中，静静钻研学问去了！
……在围城之外，断续的炮声中，读书人还能照旧读书，能说不是一种福气吗？（白）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战时气氛充满了故都，南方的朋友很关心我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命运，是值得感谢的，不过实际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既非显要，更非什么专家教授，当然难列国宝名单之内，潜逃又没有必要，更没有被抢救的机会，所以现在的生活与将来命运的问题，我将与其他二百万同胞得到同一的答案，就大环境来讲，每个人都好像是太平洋里的一个花生皮，实在用不着什么大惊小怪，何况既生长在这个不平凡的社会里，而又愿意继续活下去，就不应当过于悲观，因为悲观就是弱者，适足以促短了自己的生命！
故都紧张的局面，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我等之辈以及劳动的朋友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但都能死心踏地安安稳稳的活下去，既不发表什么宣言，也不造任何谣言，充分的表现出纯洁的天良，使人们都认识了穷朋友的可爱！
三年前一部分接收大员们，在他们的事业与财富上都算成功了，他们的洋楼、汽车，虽然无法携走，但是他们的金条美钞以及临走的飞机票都是我们鲜淋淋的血肉，我们骨瘦如柴，他们肠肥脑满，他们不但接收了国家的事业，而且吮尽了我们的骨髓！“抗战”的时候他们在后方，“戡乱”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后方，好像是后方永远应当属于他们的，而前方永远应当属于我们的，这样看起来，他们莫非真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莫非真的是万牲园的猴子？有人建议给当局，走可以由他们走，但是必须拿出相当额数的救济金，还要公布他们的名单，不过笔者意见，关于救济金的问题，似乎不必，因他们的财富既然在法律上已然承认是他们的，那就是他们的好了，我们这样要法，未免迹近勒索，何况来路不名，取之伤廉，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济，但是名单是必须公布的。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是你自己为官的自由，我们不加干涉，但当你既“入”既“居”之后，就应当始终负责你认为邦有道则仕，你认为邦无道则隐。忽“仕”忽“隐”，我们是吃不消的，因此我们必须请求当局公布他们的名单，名单公布之后，好防止他们二次复员。（瘦鹏）
大事记：
●1948年10月21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
●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6月）。
●1948年11月20日：国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覆灭，丧师12万。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俘。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