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原因学校几年没有招生，1972年四医大口腔系才恢复，中间断层了几年。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口腔系学生，学校和医院对我们很重视，老教授们几乎都给我们上过课。
　　当时他们刚刚“解放”，教授们的孩子几乎都不在他们身边，有的上山下乡受教育，有的去了马场劳动。教授们常对我们说：“看见你们就想起我的孩子，你们年龄相差不大。他们如果能像你们一样上大学就好了。”所以，教授们把对自己孩子的爱，转移到我们身上了。
　　假期里，我们帮助教授搬蜂窝煤或干别的所谓的“重活儿”，教授杀鸡做饭招待我们。当时西安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鸡还是很便宜的。我们在教授家吃鸡肉、喝鸡汤、饭后听教授讲历史故事，讲抗日战争时，他们转移到大西南上学;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怎么抢救病人等等，但是他们从不谈“文化大革命”的事。
　　教授们的口才一流，历史故事讲得惟妙惟肖，有时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生怕打扰教授休息就说：“教授，时间太晚了，您该休息了。”我记得教授很有趣地说：“快了！快了！快讲完了，等讲完了再走。”他就像在上课一样，一定要有个结尾才行。那段时光我们很快乐，老的做吃的、小的干活儿，在一起吃饭，听听故事，大家欢笑在一起。
　　有人提醒我们，不要和教授们走得太近，关系太密切，他们都有历史问题。我们这批人几乎都是从部队野战军选送上来的，不是工农子弟就是高干子弟。在当时的年代，称得上根正红苗，所以也不理睬这些。
　　教授们把对自己孩子的爱转移到我们身上，对我们生活体贴入微。有谁病了，他们就来看望，还送吃的，在业务上也毫无保留地传授。我深感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2015年，我又回到四医大口腔医院，照常去看望史俊南教授。史老是我国牙体牙髓学泰斗，是国家一级教授、一代宗师，这一年他已96岁高龄了。我见到他时大吃一惊，史老蜷坐在沙发上显得格外瘦小，一头白发，显得非常苍老。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昏暗而呆滞。以前那流利的口才现在已不存在了，他说话的语速很慢，间歇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了，教授以往的风度，现在荡然无存。他对我说：“王克为教授去世了，丁鸿才教授几个月前也去世了，口腔医院以前的老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的言语凄凉，表情悲伤。
　　史老拍着额头对我说：“张梅梅这个名字我知道，但是张梅梅以前的模样，我想不起来了。”我心里一惊：哇呀，我可是他家里的常客呀，他怎么会把我忘了呢？
　　以前我在口腔医院颌面外科工作时，史教授常常到我们科来找我。他站在门口对我招招手说：“张梅梅，你出来一下。”
　　我问：“史教授什么事儿？”
　　“下班后到我们家来吃鸡。”
　　我推托地说：“史教授，我不好意思老到您家去做客。”史教授总是热情地对我说：“没事，你一定要来呀，你马老师已经做好了。”
　　每次我到史教授家，他的爱人马秀璋护士长（我们叫她“马老师”）总是做很多拿手的江南菜。史老非常好客，还不时地往我们碗里夹菜。那时，我和史教授的研究生郭薇成了他们家的常客。马老师是四医大口腔医院建院的元老护士长，听说她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富有，就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里的马家。马老师是一个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女人，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大儿子史久强患了肺结核，因为是“黑子女”被赶出医院，最后，因得不到治疗而惨死在家里。史教授被批斗得萌生上吊自杀的念头，马老师就不断地劝慰他，两人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才存活了下来。
　　马老师非常贤惠，她总是亲自下厨，热情待客，而自己却最后动筷。在她身上我看不出一点点儿大小姐的影子。马老师把家里打理得干净整洁，当时大家生活并不富裕，可是她却能把现有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连苹果也削成一片一片的插着牙签。
　　饭后，教授则与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中国历史、讲他以往的经历，有时也讲讲学术论文等等。教授的口才、教授的魅力，让我们十分敬佩。马老师则在一边端水果，热情地招待着大家。
　　史老和马老师是一对老鸳鸯，他们恩爱了一辈子。很可惜，马老师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留下史教授孤单一人。现在他们家显得很冷清，客厅摆得像仓库又像展览室，在客厅最醒目的墙上挂着马老师与史老的合影。这个像是丝绣的，看得出史老花了一番功夫。他对我说：“这个相片是苏州第一绣的徒弟绣的。”我走近一看，色彩鲜艳，绣得十分精致。
　　史老看着马老师的像自言自语：“她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她怎么会在医院死了呢？进去时还好好的，她对我说她要回家，我說你先住几天再回来。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她怎么会死了呢？她怎么会在医院里死了呢……”史老反反复复念叨着，像是对我说，又像对自己讲，我知道史老又在思念马老师了。
　　史老对我说：“我们合个影吧。”我让妹妹照了几张相，教授提议要站起来再照几张。
　　我问他：“您能站着照吗？”
　　他说：“行。”
　　于是，我和我的儿子搀扶着他站起来，又照了几张相，此时教授兴趣大增，他要带我们参观他的正军级住宅。我扶着史老走进每个房间，他仔细地给我们介绍着：“这间是厨房”“这间是餐厅”“这是我的卧室”“这幅画是某某送的”“这幅字是某某写的”……
　　转了一圈儿后，史老对我说：“你看，我家房间多，你就不要住酒店了，在我家住好了。”
　　我说：“史教授，非常感谢！但是我们有四个人，您家住不下。”史老还像从前一样，对学生和朋友始终像家人一样，他依然是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史老反复对我讲：“我现在成了被他们保护起来的动物了。”
　　他家的保姆告诉我们，史老非常喜欢他的学生和部下来看他，每当他们来看他时，史老就非常高兴。我忽然明白了，史老一定是感到寂寞了，他怀念从前，想像以前那样生活、想像以前那样工作。我看他家里摆得既像库房，又像展览室，心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呢？也许这些东西能满足他对往事的回忆吧。 　　天渐黑了下来，我怕影响史老休息便起身告辞。史老坚持要把我送到电梯口，我推辞不了，只好走进了电梯并与他挥手告别。谁知我刚走出大楼，就听到喊声：“再见！”我回头仰望看，只见史老还站在电梯走廊的窗口旁，他伸出头不断地向我们挥着手，那满头的白发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
　　我眼睛一热，突然心里升腾出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难过极了，泪水浸满了眼眶，我用哽咽的声音冲着史老喊道：“教授，您快回去吧！再见！”
　　我不想让周围的人看见我在流泪，一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只要我再喊一声，我就一定会哭出来。
　　走在幽暗的小路上，我的心在哭泣，我感到喉咙憋得难受，真想找一个地方一个人放声大哭一场。我内心升起一种不祥之感：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呢？或许下次见面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这时，我感觉心里冒出一个声音在对他说：“只要我回四医大，我就一定会来看您。您不认识我也没关系，只要我认识您就行。”此刻，我的心里流淌出一首多年不唱的老歌《老黑奴》，它不停地在我心里唱啊唱……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的朋友，早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到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到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不能重相逢，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把我轻声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幸福伴侣，如今各奔东西，怀中爱儿，早已离我远去。他们已到，我所渴望的乐园，我听到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到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为什么这首凄凉而又伤感的歌，在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难道这曲、这词，代表着教授此时的心境吗？它又预示着什么？
　　四年过去了。
　　2019年，我又回到了四医大（现在已经改称空军军医大学）。我又去看望了史教授，他已经101岁了。这一次他完全不认识我了，双眼闭着坐在轮椅上。他又老了很多，整个人缩得更小了。保姆对他大声喊道：“教授，你的学生来看你了！”
　　我赶紧制止了保姆的喊叫，让教授休息，看看他就行了。我站在他的身边，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史教授，我又来看你了，我没有食言。”
　　2020年10月15日，史教授的儿子史久成给我發来一条短信告知我：史俊南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0月13日，在西安西京医院心内科去世。
　　我国著名的口腔医学教育家、牙髓生物学奠基人、泰斗级专家史俊南教授与世长辞了。他荣获总后勤部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的称号。史老走完了他102年的人生历程。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哪怕只有一天，仅仅一天就够了。我一定要用心体会他们对我们的爱，感悟他们对科学的严谨和对病人的关爱，用心欣赏他们对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造诣;虚心地聆听他们的教诲。
　　如果人真有灵的话、如果心真能感应的话，那么，我要把我的祝愿传给他们。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鲁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