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遵循了孙博士的原则，想要把中国从贫穷中解救出来，”在父亲的心目中，宋庆龄是“我们家族的模范，是位伟大的女性”。
　　
　　父亲与宋庆龄的交往
　　
　　我的父母陈志昆与黄寿珍是美国公民。父亲的姐姐陈淑英嫁给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我的姑丈孙科于1934年从夏威夷把我父亲带到了中国，做他的英文秘书。孙科当时是南京政府最高立法机构立法院的主席。因为我父亲出生并在美国长大，中文讲得不是很好。孙科就请他的中文教师杨耀昆教授我父亲中文。在观察了我父亲一段时间后，杨耀昆告诉他，因为父亲对国民党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他并不适合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并且不愿意同日本作战。杨先生认为他应该与宋庆龄会面。在孙科的安排下，父亲在上海与宋庆龄进行了首次会面。
　　孙家过去常称呼宋庆龄“上海婆”，就像称呼孙博士的发妻卢慕贞“澳门婆”那样。我父亲叫宋庆龄“阿姨”。他说宋庆龄轻声细语、非常善良，但同时又有坚定的信念和原则。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孙科博士让我的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与此同时，父亲也开始在伯克利读研究生。在这里父亲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并且想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见面。在周恩来的引荐下，他去了延安，并在延安生活了9个月，他见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将军等领导人。毛主席与我的父亲在他的窑洞吃过晚餐后还亲自为他题写了一幅书法。
　　在延安的时候，我父亲深深地被年轻人的精神所感染。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与日本抗战，拯救中国——是那样的无私，在工作上甘于奉献。父亲申请到前线参加抗战。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战士。我们需要像你这种背景和联系的人，回到重庆去，告诉大家你在延安看到的情况并且教育启发他们。”
　　父亲听从了周恩来的指示。他开始向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人们讲述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感是多么振奋人心。过了一段时间，孙科博士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让他不要再谈论有关延安的事情，“志昆，蒋介石会怀疑我把你送到了延安。”
　　
　　1940年至1946年，我父亲在东南七省以及四个战争区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主任。工业合作社在支持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是工业运动中的重要一环。他们通过在农村建立小型的合作社为战争筹集资源。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是宋庆龄的姐夫，也是工业合作社的主席。在这段时期，父亲与宋庆龄的交往很多，常常就自己工作的事情与她进行探讨。父亲认为这段时期是他生命中最有收获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因为他积极地参加到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中，并且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之际，父亲返回了檀香山，成为了一位房地产经纪人。1950年父亲与母亲黄寿珍结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希望看到新中国”的父亲在结婚之后的第八天，就携母亲到了北京。1950年至1961年，父母一直生活在中国。父亲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帮助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1957年，父亲帮助中国举办了第一次广交会。
　　我的哥哥陈平和我都出生在中国。父亲说我们曾到宋庆龄家中拜访过她，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记不真切。
　　
　　姨婆家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1961年，我们全家搬到了香港，父亲成为一名银行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银行中位居高职的惟一一名美国公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他曾帮助增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还协助美国银行发行了在香港的首批旅行支票。
　　1972年，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后不久美国与中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父亲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高层领袖都有联系的特殊人物，同时又通晓美国文化与实践，他开始从事美中之间的贸易咨询业务。他和母亲自1972年至1987年他们退休时，一直代表着美国财富杂志排名500强的大公司。他们被视为美中商务咨询的先锋，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代表的时候与我的父母成为朋友。在乔治·布什的介绍下，父亲认识了与休斯工具公司的主席，该公司由霍华德·休斯的父亲所创立。休斯工具公司后来委派我父亲任公司的顾问。中国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曾经参观过休斯工具公司，是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实现历史性访问的过程中访问过的两家公司之一。
　　接下来那年，我的父母和我代表休斯工具公司和石油部及外贸部机械公司谈判把钻头技术转让给了中国，石油部成功地在武汉江汉油田承建钻头工厂——该项目交易额高达2亿美元。
　　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开始经常性地拜访宋庆龄。当我1978年与父母一起搞贸易的时候，每次在北京我都会跟父母一起拜访宋庆龄，我称她为“Grandaunt”(姨婆）。她家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她对我们总是非常体贴、非常热情。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拥抱亲吻。
　　
　　她总是要妈妈或者我坐在她身边，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还拉着妈妈的手。每次去她家我都很开心。姨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很和蔼，很爱她的家庭。总是询问我父母有关她弟弟宋子安、宋子良以及我的表哥表姐们，孙科的四个儿女孙治平、孙志强、孙穗英、孙穗华和他们家庭的情况。
　　当我告诉她我订婚了，并把我的未婚夫带去见她的时候，姨婆特别高兴。她给了我一个用红纸包起来的闹钟，告诉我这个是用来祝贺我在新生活里幸福满满。我一直珍藏着这件珍贵的礼物。
　　姨婆总是邀请我们去她家，还经常在家里做菜给我们吃。她会从家里的小池塘里抓一条鲜鱼给我们做着吃。她还一直记得我父亲喜欢吃春卷和红烧大虾，这两个菜也是她在家烧菜的时候经常为我们准备的。如果我们因为忙于工作，无暇去拜访她，她还会做好春卷和红烧大虾，派人送到我们常住的北京饭店。
　　我们频繁地通信。为了保护宋庆龄的身份，在从香港给她写信的时候，我们会用她的别名林泰。
　　
　　宋庆龄最后的日子
　　
　　1981年，姨婆被诊断出患了血癌，最后因为这个病不治去世。在她去世前，许多亲属和朋友都在她的床边。听到她病危的消息后，我的父母和我匆忙赶到北京。我们一到北京，廖公（廖承志）来接我们，简单地说了一下她的身体状况后就把我们送到姨婆家里。跟我们一起的还有她的家人孙穗英、孙穗华及丈夫张家恭、林达光、陈恕，还包括姨婆最好的朋友邓广殷和沈粹真。
　　我们到了之后，站在床边叫她的名字。姨婆当时太虚弱了，不能回应我们，但是眼泪从她的双颊滚落下来，而且还努力地想跟我们再说说话。但是很快，她又进入了昏迷状态。
　　
　　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关心她的健康状况。他们派了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医疗队，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大夫，对姨婆进行24小时的照顾，提供一切可能的最好治疗。主治医生中的一位是周尚珏大夫，他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医生，跟我们多年以前就成为了朋友。廖公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非常尊重家人的意见，有关于姨婆的治疗、丧葬等具体细节都与我们进行协商。
　　宋庆龄患病的最初阶段，我们决定告诉宋美龄她病情的严重情况，希望美龄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家人发电报到纽约通知美龄。几天以后，有封电报回复过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我们对这个反应感到很吃惊，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内容也非常冷漠。这次电报之后，我们没有再从美龄那里收到任何消息。
　　姨婆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当天深夜，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电报局给她在世界各地的亲属发电报，通报这个悲痛的消息。
　　中国政府为姨婆举办了最高规格的告别仪式。她的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停放了三日，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排队瞻仰她的遗容，表达哀思。中国所有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各界的代表都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我们这些亲属坐在一辆汽车上，紧随警车护卫的灵柩。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长安街两侧，目送着灵车开往八宝山。当时街道两旁聚集的群众非常多，我们的丧礼队伍几乎无法前进。许多人在悲痛地哭泣。还有一些人在灵车经过时行礼致敬。我们被人们所表现出来对姨婆的敬爱深深地打动，同时也意识到，姨婆在为提高中国的妇女儿童地位方面做出了多大的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付出了多少心血！
　　按照她的遗愿，她与自己的父母葬在一起。她非常谦逊，没有要求与孙逸仙博士一同葬在南京中山陵。
　　
　　建立美国的宋庆龄基金会
　　
　　在她的葬礼期间，为了纪念她并且继续她的事业，宋庆龄的家人决定在美国建立宋庆龄基金会。组委会的成员都是宋庆龄的亲属。它们包括：孙穗英、林达文、Regina Lin（孙穗英的女儿）、Gregory Lin（孙穗英的儿子）、孙穗华、张家恭、Genevieve Tchang (孙穗华的女儿)、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及戴成功（孙中山外孙女）。基金会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基金会的目标是：提高中国妇女儿童的福利，加深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理解，促进世界和平。
　　基金会建立之后，我们建议中国成立对应的基金会，北京和上海都采纳了建议，分别建立了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作为该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并给我们发来了贺电。
　　从此，我的父母不知疲倦地为美国宋庆龄基金会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奔波，包括给中国的孩子们带来美国的经典电影。1989年他们还协助把上海少年宫的艺术团带到夏威夷演出，虽然那段时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还赞助了许多中国的学校项目。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我的哥哥陈平。1979年，26岁的哥哥乘坐的飞机失事，我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为了能够从应该负责本次飞机失事事件的美国航空和麦德劳·德格拉斯公司两方获得赔偿，我们一家经历了10年痛苦的诉讼。我们从地方法院到联邦法院再到上诉法院，一路胜诉。在解决了诉讼问题、付清了律师费以后，父母将这笔赔偿金的绝大部分捐给了如下机构：
　　芝加哥伊利诺伊技术学院——哥哥在那里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6年学业。我们为电子工程系的学生提供了5年的奖学金，他们的专业与哥哥一样。哥哥的梦想是要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计算机产业。
　　夏威夷大学——为来自中国的在公共卫生系读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们希望培养更多的人回到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奖学金提供期间为5年。
　　为上海宋庆龄幼儿园购买教育设备和体育器材。这个幼儿园是由宋庆龄建立的，由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领导。
　　通过北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我们还捐助建设了河北省丰宁县大滩小学。1998年，我的父母与黄华部长及夫人何理良，还有宋庆龄基金会的领导们一同访问了这所小学。
　　1983年至1985年，我的父母协助建立夏威夷和广东省之间的友好省关系，也参加了檀香山市政代表团两次访问海南岛，还建立了瓦胡岛与海南之间的友好岛关系。1985年，檀香山市政府发表宣言，表彰我父母对檀香山在亚太地区未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所作出的贡献。
　　1994年，我的父亲获得了宋庆龄樟树奖的殊荣，这项荣誉旨在表彰个人在提高中国妇女保健以及儿童教育和健康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父母退休后，我一直在继续他们的事业，增强美中友谊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帮助在夏威夷的许多学校发展与中国的学生交流项目；设立了管理培训项目，为中国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老师提供在夏威夷的培训；在夏威夷顶尖的医院里培训中国医院的主任。还帮助组织了上海少年宫的艺术团在夏威夷进行了3次表演；曾3次带领夏威夷呼啦舞蹈团参加了上海国际儿童艺术节。我还接待过许多访问夏威夷的中国代表团。1997年，江泽民主席在对檀香山市访问之际，我成为市长欢迎宴会仪式的主持人，江主席在檀香山市的哈里斯市长面前称赞我，是个“优秀的司仪”，而且“中文也很棒”。
　　在前外交部长黄华先生最近出版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他说：“陈志昆先生的女儿早已接过年迈父母的友好事业, 为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和理解奋力工作。”能受到黄老的赞扬，我深感荣幸。
　　
　　宋庆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我非常钦佩宋庆龄，并且将她作为我们家庭的楷模，同时也是20世纪这个世界的榜样。
　　我给女儿起名卓忆龄，为了回忆宋庆龄。我希望女儿能够像宋庆龄那样有生活的坚定原则，并且像她那样秀外慧中。虽然我们在夏威夷生活，但对21岁的儿子卓忆平和19岁的女儿卓忆龄，从出生起我们就教他们说中文。我带孩子们去过中国很多次，这样他们才能了解自己的根，并理解中国文化。1997年我带着孩子随父母一起在香港见证了香港回归中国这一历史时刻。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紧密：儿子决定将中国作为自己未来事业发展的地方。去年夏天他在中国工作，今年夏天他还要去中国，并且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女儿学习中国民族舞和少数民族舞蹈已经有11年了，她与夏威夷凤武宫舞蹈团一起去过中国3次，在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的帮助下,到了中国的偏远地区演出，并与那里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大学毕业后，她想要帮助世界上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