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潘维明已经多年没有来往，我们曾经是一条船上的伙伴。前些日子忽然有消息说，他因为经济问题又被抓走了。回想二十多年前，潘维明是中国政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我曾投笔从政，追随其左右，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1985年春，我研究生毕业前夕，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发起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时任部办公室主任的潘维明负责实施，到各大学召集座谈会。有人把他介绍给我，说此人前途无量。潘维明是共和国同龄人，中学毕业后从上海到青海务农，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时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在人才云集的北大能脱颖而出的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后任就是当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潘维明在全校毕业班同学中发起募捐，在北大校园第一次树起蔡元培先生铜像。毕业后，他留校担任校办副主任，主任是胡启立的夫人郝克明。小潘的夫人梁小宛在上海工作。1984年，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潘维明调回上海，担任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种浑身散发着魅力和朝气的团派干部：个子不高，但生得虎背熊腰，浓眉大眼；讲话雄辩滔滔，很有感染力；待人热情豪爽，充满亲和力。我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交谈之下一拍即合。他邀我去宣传部工作，我当即答应。此时还未毕业，算是借调到宣传部研究室。几星期后，部长王元化离休，潘维明越过4位副部长，被提拔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不久就成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宣传部中最年轻的部长。
　　1985年春，我进入宣传部后很快就取得潘维明的信任，成为朝夕相处的部属和朋友。他全力以赴领导文化发展战略讨论。研究室主任黄安国是高干子弟，又是一名作家，负责联络文艺界，并帮助小潘取得了胡立教、汪道涵、夏征农和市委其他老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负责联络学术圈，尤其是团结上海的中青年学者。我俩就此成为他的左右手。
　　潘维明因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声名鹊起。1986年10月，香港《广角镜》发表长篇报道，称他是“中共政坛上一颗跃起的新星”。此时潘维明踌躇满志，一心准备在政坛更上层楼，所作所为开始稳重起来。这年岁尾，上海交通大学发生学潮。潘维明随市领导前往交大和学生对话。领导夸奖小潘在学潮中立场坚定、临危不惧。他自己回来后也眉飞色舞地描绘如何控制局面。不料，交大事件并未平息，反而波及全国。小潘因此被召到中央党校参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习班”，并被免去宣传部长一职。潘维明回沪之后，先在上海电机厂挂职锻炼，担任党委副书记，市委准备让他官复原职。他的机要秘书小朱得知此消息后透露给其他几位副部长。因小潘在春风得意时对他们颐指气使，大家都不希望他回巢，于是集体向市委表态，结果他被任命为出版局党委书记。
　　在小潘受挫折的日子里，我们的关系反而更亲密起来。下班后或者周末常在一起聊天、聚餐或出游。此时的他已没有了以往的浮躁，热情豪爽以及亲和力又重新回来了。此时，我们都已看到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相约不如在此期间充实自己，等待再展宏图的时机。我开始为重返学界做准备，安国去上海文联担任秘书长，小潘则安心做他的出版局党委书记。
　　风波之后，潘维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他在政坛两起两落，但并不气馁，仍异常活跃地往来于京沪两地，一边拜在于光远门下攻读经济学博士，一边酝酿筹组中国企业文化协会。有人想把他一棍子打死，借生活问题把他搞臭。夫人常年在西德进修，潘维明有好色的弱点。1991年2月，他在成都落入陷阱被抓，以流氓罪被判刑4年。消息传出，有人击掌称快，有人颇感疑惑，有人为他抱憾，更有人恨其不争。
　　潘维明获释后，我还不时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听说他在摄影上很有成就，出版了《中国农家》、《利比亚：透过一个中国摄影师的镜头》等摄影专辑。又听说他成立了一家专造高档相机的合资企业“凤凰潘福莱公司”，自任董事长。还听说他在昔日北大同窗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家生产直升飞机的卡米航空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局主席。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为他高兴。当年小潘成不了政坛新星，也许可以在商界做一颗新星了。想不到潘维明在花甲之年再度入狱，也许这颗新星从此真的坠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