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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地理环境将永远是不容忽视的一股伟力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
文学艺术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历代曾有不少学者论及。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
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
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研治学术都主张“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论文学艺术重视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利与人和的互动，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影响着我国文学知识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中国人对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并平添了中华审美特色。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文学流派风格和不同流派的地域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流派风格的空间变化性，表现在对生活的反映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受着特定空间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如我国文学史上的“花间派”词人，大都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西蜀，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这些作者的作品大都具有“香艳柔美”“清丽秀雅”的风格特征。而那些边塞诗人大都长期生活在广漠萧索的北国疆场，其作品多具有“悲壮刚烈”的风格特征。
又如当今文学界广泛讨论的京派、海派、汉派、苏派、宁派、穗派等文学流派，更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这些地区存在的风格特异的作家群的形成与该地域环境的影响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界中，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作家，大都拥有一片为他们所熟悉的独具文化色彩的土地。如老舍之于京华，孙犁之于冀中，赵树理之于晋中，莫言、张炜之于胶东，沈从文、韩少功之于湘西风情，汪曾祺之于苏北水乡，陆文夫、范小青之于苏州市井，苗长水之于沂蒙山水，郑义之于太行山村，贾平凹之于陕西城乡，孔捷生之于海南林莽，鄢国培之于长江三峡……这种在特定地理环境孕育下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他们的作品显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风格。
同是一个地域的作家，由于作者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他们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其作品风格也有差别。比如，陕北人路遥、关中人陈忠实、陕南商洛人贾平凹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贾平凹作品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可能与商洛故地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文化地位有关。究其原因，还是与文化生成的“土壤”（即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关。商洛位于秦岭以南，这里的地理环境不能不养育了贾平凹或多或少的南国气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中写道的：“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带，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骨中存韵。”
既使同为一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如果处于不同地域的话，其文学风格也有殊多变异。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庚信，前期在梁为官，善作宫体诗。梁亡后被强留北朝，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就相应地由山清水秀的江南而变为广漠萧索的北国，诗风也由华艳轻窕一变而为苍劲沉郁。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文化）的变更给他的创作心理与作品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地理环境就是这样制约着作家，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之民风，一方民风有一方之文学。
当今我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等崛起，都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与地域文化，就是那不同的水土与地域文化，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
英国作家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很重要，文学所提供和表述的“地方性知识”弥足珍贵。弗罗斯特的这句话其实还有潜台词：人性大于地域性。文学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
文学中的“爱”，是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文学从未阻止过一辆战车、一把匕首，但人类文学凝聚起来的全部能量，比战车和匕首更有力量……这就是文学中的“人性”。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文学上引以自豪的是乡土文学。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翻开各类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大多数。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
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地域作家可以“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文学）思潮和创作中”。似乎可以看到各地区文学共性越来越突出，个性相对淡化，这一现象也让人思考共性是否会逐步消解个性这一严峻的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势头已是不可抵挡的事实。
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的日益增强，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作用将有所弱化。但从宏观与本质上考察，这种影响与作用不会消失。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作用和“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地理环境赋予文学这一文化产品的影响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将承传久远；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旧的地域差异消失了，新的地域差异往往也随之产生，在新的地域环境的熏陶与塑造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文化艺术产品都将不断呈现新的风格和形式。只要中国这片大地上有山水、气候之别，文化上有南北、东西之异，只要我们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地理环境将永远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塑造着民性和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伟力。
责任编辑 王碧清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
文学艺术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历代曾有不少学者论及。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
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
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研治学术都主张“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论文学艺术重视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利与人和的互动，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影响着我国文学知识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中国人对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并平添了中华审美特色。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文学流派风格和不同流派的地域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流派风格的空间变化性，表现在对生活的反映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受着特定空间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如我国文学史上的“花间派”词人，大都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西蜀，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这些作者的作品大都具有“香艳柔美”“清丽秀雅”的风格特征。而那些边塞诗人大都长期生活在广漠萧索的北国疆场，其作品多具有“悲壮刚烈”的风格特征。
又如当今文学界广泛讨论的京派、海派、汉派、苏派、宁派、穗派等文学流派，更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这些地区存在的风格特异的作家群的形成与该地域环境的影响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界中，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作家，大都拥有一片为他们所熟悉的独具文化色彩的土地。如老舍之于京华，孙犁之于冀中，赵树理之于晋中，莫言、张炜之于胶东，沈从文、韩少功之于湘西风情，汪曾祺之于苏北水乡，陆文夫、范小青之于苏州市井，苗长水之于沂蒙山水，郑义之于太行山村，贾平凹之于陕西城乡，孔捷生之于海南林莽，鄢国培之于长江三峡……这种在特定地理环境孕育下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他们的作品显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风格。
同是一个地域的作家，由于作者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他们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其作品风格也有差别。比如，陕北人路遥、关中人陈忠实、陕南商洛人贾平凹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贾平凹作品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可能与商洛故地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文化地位有关。究其原因，还是与文化生成的“土壤”（即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关。商洛位于秦岭以南，这里的地理环境不能不养育了贾平凹或多或少的南国气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中写道的：“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带，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骨中存韵。”
既使同为一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如果处于不同地域的话，其文学风格也有殊多变异。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庚信，前期在梁为官，善作宫体诗。梁亡后被强留北朝，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就相应地由山清水秀的江南而变为广漠萧索的北国，诗风也由华艳轻窕一变而为苍劲沉郁。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文化）的变更给他的创作心理与作品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地理环境就是这样制约着作家，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之民风，一方民风有一方之文学。
当今我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等崛起，都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与地域文化，就是那不同的水土与地域文化，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
英国作家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很重要，文学所提供和表述的“地方性知识”弥足珍贵。弗罗斯特的这句话其实还有潜台词：人性大于地域性。文学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
文学中的“爱”，是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文学从未阻止过一辆战车、一把匕首，但人类文学凝聚起来的全部能量，比战车和匕首更有力量……这就是文学中的“人性”。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文学上引以自豪的是乡土文学。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翻开各类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大多数。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
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地域作家可以“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文学）思潮和创作中”。似乎可以看到各地区文学共性越来越突出，个性相对淡化，这一现象也让人思考共性是否会逐步消解个性这一严峻的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势头已是不可抵挡的事实。
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的日益增强，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作用将有所弱化。但从宏观与本质上考察，这种影响与作用不会消失。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作用和“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地理环境赋予文学这一文化产品的影响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将承传久远；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旧的地域差异消失了，新的地域差异往往也随之产生，在新的地域环境的熏陶与塑造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文化艺术产品都将不断呈现新的风格和形式。只要中国这片大地上有山水、气候之别，文化上有南北、东西之异，只要我们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地理环境将永远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塑造着民性和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伟力。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