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接见外宾，需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要记账交费，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笼统搞错了。’”这是《四十年》一书中记述的周恩来的小则“逸事”。该书是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童小鹏晚年撰写的，披露了总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其中大量廉洁奉公的事迹以前人们并不知晓。
　　读来令人感动。
　　周总理有一句口头语，是“正己率下”，他的“正己”也正达到苛刻的程度。乘车决不允许“笼统搞错”是一例。他作报告，报刊发表后，稿费从来分文不收。其他如，国务院召开会议，常常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准备工作餐，周总理规定标准是“四菜一汤”，每人都要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他还坚决反对装修国务院会议厅的建议，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他也反对部委建楼堂馆所、搞高档装修，1959年，水利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他得知后，很不高兴地批评水利部，水利部党组立即决定将这幢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作了深刻检查。这正是“正己率下”的力量。
　　周总理的这种精神、情怀和表率，其实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写照，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正是靠着这样一种精神、情怀和表率作用，共产党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拥戴，党也拥有了深厚的执政之基。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就是最为生动的阐述。
　　然而，也有那么些党员干部却以为执政了，权柄在手，反其道行之。他们不仅做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认为是“公家人”、领导干部，衣食住行都应由公家负担，且还有“理论”。广东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家里的一应开销全部由公家支付，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概由秘书打理，连外出开会购买卫生巾，也叮嘱随行人员“莫忘开发票”。她的“理论”是“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接受审查时还号啕大哭说：“我想不通，想不通，我是人民的公仆，我花人民的一点钱算什么？！”云南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不仅贪污受贿近500万元，也是个“报销狂”，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用品、袜子等，全部公款报销。他的“理论”是：“我是县委书记，有报销的便利条件。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正常啊！”这些年，这样的贪官可谓不绝如缕。
　　如此贪婪，耸人听闻。这些个贪官的行径，在老一辈革命家面前，是彻底暴露出了丑陋的面目，也让人感到，贪官那种极尽揩油之能事的“下三滥”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且，究其实，他们的所谓“理论”都不过是掩盖贪欲的“遮丑布”。
　　虽然贪官“面目可憎”，其“理论”不过是“遮丑盖臭”，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他们何以如此振振有词，或者说，如此恬不知耻？
　　说到底，还是在于抛弃了党的宗旨，丢失了理想信念。如此，必然是认为当官即必须要发财，把当官当生意做，通过当官发财，于是，抬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的“理论”，鲜廉寡耻地将自己（家）“绑”到公家的账簿上，而且认为官越大就越有便利条件，像“我是县委书记，有报销的便利条件”之类的，便不可避免地如堤之管涌，他们也真正成了“损公肥私”。
　　对照老一辈革命家的严于律己、大公无私，那些贪官不用说，就是现在相当一些党员干部也都应该觉得汗颜。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党的宗旨和理想信念教育，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使党员干部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清正廉洁。同时，扎紧制度篱笆，使贪官无揩油之“缝隙”。
　　当然，对党员干部个人来说，人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有没有“不要笼统搞错了”的襟怀。这是廉洁自律的“原点”。
　　图：王恒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