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人一样，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年代成长起来的何欣，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但在留学生活中，他改变主意踏入了投资这一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直接投资集团——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的何欣再回去看当初参与设计的建筑项目，觉得“怎么看怎么丑”。“我在读商学院之前和之后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回想起来，其实在大学时何欣的投资天赋就已经显露出来，当时他利用学校摄影部与只收外汇的宾馆之间的价差，“倒卖”柯达胶卷赚了不少请同学吃饭的钱。
　　
　　我是1981年上的大学，在浙江大学结构工程专业学习，上大学时看的第一部外语片是《飘》。那几年出国留学是一种风潮，我在大学里比较早就接触到一些外教，外教在中国的生活其实很寂寞，老师就常找我们去他们家里聚会，他们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同时也就接触到一些国外的学术知识，慢慢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198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作工程师，工资是60多元一个月。好在我在美国有不少亲戚朋友，不仅资助我还帮我同国外的一些教授取得联系。比较幸运，我拿到了加拿大交通部提供的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奖学金，1988年去加拿大读工程硕士。当时我的梦想还是成为科学家，我们那一代人都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当时初三和高三都没读，就读所谓“快班”上了大学，一直的梦想就是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1991年在卡尔顿读完硕士后，我进了美国一家工程公司做工程顾问工作。
　　本来是要继续读博士，但后来在工作中碰到很多MBA，我发现他们的思维跟我很不同，听他们谈起金融、投资什么的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当时我主要研究复合材料的结构，做很多数学模型，非常乏味。我一想复合材料的博士和博士后要读5年，我做那么多研究将来会有多少人看？是否也考虑一下读MBA？
　　后来就决定读MBA，申请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到香港，当时香港刚刚开始发展证券市场，需要大量熟悉中国市场的分析员，1994年我回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DBS证券公司的证券分析员，然后又到了日本的日兴证券做基金管理。
　　1998年，我进入英特尔投资部作助理董事，这是我做风险投资的开始。这一年正好也是中国风险投资业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懂技术又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我当时对风险投资是不太懂的，但对技术还比较了解，而且证券分析和风险投资研究和工作的方式比较接近，所以进了这一行。
　　我是英特尔风险投资团队最早的员工之一，在亚太区我们投资了8个项目，其中中国的项目有鲨威体育、搜狐、亚信、UT斯达康、电讯盈科等。现在市场上大家看到的网络公司，我们当初全都看过，跟他们有过很多互动和探讨。很多网络公司的模式是拷贝美国的，我们常跟创业者探讨这些商业模式怎么在中国来做，无形当中帮助了很多创业者，有的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这也为以后从事这一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之后到2000年凯雷投资进入中国时，我加盟担任副总裁。当时觉得凯雷的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比较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薪筹奖励制度也不同。
　　凯雷在中国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1年，我们投资的多是比较早期的项目，科技泡沫的时候我们的投资非常保守，投资的并不多；2001—2004年是第二阶段，我们投资的面扩大了，同时对所投资公司的行业和商业模式看得比较重，其间我们投资的携程项目获得了15倍的回报率；去年以来是第三阶段，我们投资了很多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都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凯雷在亚洲的发展已受到认同，我们付出了很多的耐心和努力。凯雷的每一步成长我都参与了，而且我是从2000年加盟到现在唯一还留下来的，2002年被提升为董事，2005年初提升为董事总经理，并被评为十大“首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下一阶段我会比较专注在中国地区的投资和凯雷在本地的团队建设。现在我们基金的规模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我想下一个阶段的投资环境比过去更好，我们要保持领先优势，让凯雷在中国成为更成功的品牌。
　　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做投资这一行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对于学习新事物和改进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帮助。前段时间我回浙大庆祝毕业20周年，我们同学聚会，我看到回去的同学们，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或者工程师，改行的人寥寥无几，我倒觉得金融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的生活应该是我更加喜欢的，也更适合我的性格，我一点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