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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参加并完成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之一。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據地，配合了川陕、陕甘红军的斗争;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地区创造了条件;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始终坚持和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长征;贡献;经验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08-06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地区立下卓越功勋。然而，与中央红军长征相比，学术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关注度不高①，本文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概括出红二十五军长征做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探寻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助于对红二十五军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程共9000余里，途经鄂、豫、陕、甘、宁五省，历时10个月。在参加长征的四支主力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相对是比较顺利的，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或遇到重大挫折。
1.实施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1932年重建，后来编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自1933年5月开始，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败。1933年10月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了斗争方针，实行游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式，坚持反“围剿”斗争，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依然严峻，敌人力量强大，而且已经构成堡垒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压缩分割，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②红二十五军急需找出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
1934年8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③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在1934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发给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会议最终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④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到达桐柏山区后，发现“桐柏山区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⑤，战略回旋余地不大，难以立足发展。此时蒋介石命令“追剿纵队”追击，并令驻河南省域的国民党军堵截。中共鄂豫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生存发展之地”⑥，果断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在方城县境内越过许南公路时，遭到独树镇附近敌人的强力阻击。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最终，红二十五军经过浴血奋战，冲破重重包围，挺进到伏牛山区。然而伏牛山“这一带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都很匮乏”⑦，而敌人仍穷追不舍，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难度仍然很大，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继续西进。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省卢氏县，击溃在豫陕交界处的反动民团，进入陕南境内。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会议期间，突然遭到敌军袭击，经过20多次拼杀，终于将敌人打垮。庾家河战斗“毙伤敌人800余人，我军也伤亡2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⑧。至此，红二十五军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胜利完成。
2.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庾家河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鄂豫陕省委，这是因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容易发生斗争，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在与川陕红军、陕北红军的相互配合上，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⑨。经过半年的发展，“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等地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的斗争，使国民党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B11。经过紫荆关、袁家沟口大捷，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次胜利，“宣告敌人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计划彻底破产”B12。
3.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
1935年7月15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带来的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和主力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会议认为：“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B13提出红二十五军要“在一切行动中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根据地”。B14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北上。8月21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县，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完成了长征。三天后，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从四川进入甘南，到达哈达铺。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形成战略上的支援，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和陕甘红军斗争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部队。在庾家河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二十五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建立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B15。
1935年5月上旬，敌人发动了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根据陕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了敵人第二次“围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以致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B16。
2.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统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B17决定：“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B18红二十五军在得知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计划分兵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命令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此时蒋介石根据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判断其有接应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趋势，害怕侧背受制，发出指令，严防两支部队会合。杨虎城据此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先将红二十五军消灭的军事方针。红二十五军抱着“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B19的决心，先逼天水，再渡渭河，攻占秦安，切断西兰公路。从8月14日到31日，红二十五军在陇东的广大地区活动，切断西兰公路18天，“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B20。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人，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3.巩固陕北根据地，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先后取得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B21。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B22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B23
4.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灵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要求党与红军政治部不仅要在日常实际生活上，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B24。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的地区。省委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水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女性，注意实行公买公卖”B25。军政委吴焕先还把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召集起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毛主席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B26
5.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B27。红二十五军在行军途中以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B28。1934年11月30日，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出布告，宣布：“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B29庾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绅士，不分政治倾向，共同抗日。通过发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揭发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了偏僻山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误解，以实际行动证明红军是为广大劳苦人民服务的军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6.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见到周恩来后，提出了让红军派出得力部队到西安一带保护西安的要求。张、杨认为：“只有徐海东能安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心，也只有他和他率领的红军，才能抗击来自南京方面的强大压力。”B30中央接受张、杨的要求，派出徐海东亲率红十五军团于1936年12月15日进驻商县地区，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对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与其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强的组织保证、正确的战略决策、有效的政治动员和严格的纪律执行是分不开的。
1.始终坚持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是始终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的结果。红二十五军对党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视，坚决贯彻执行。首先，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就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做出的。中央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并分割成各个小块，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去建立新根据地。”B3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决定离开大别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后，因为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联系党中央、听从中央指示一直是红二十五军的迫切愿望，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架电台，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一切行动始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紅十五军团又在中央指示下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给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随后西征，打破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接应了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徐海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部进驻商、洛一线，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徐向前评价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有着坚强的党性观念的人民军队”B32。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得到统一，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才能顺利实现。
2.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六次根据实际情况对战略方向进行了灵活调整，每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根据地区域内物力、财力被摧残殆尽”，“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空前艰难”。B33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难有出路，“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B34。于是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桐柏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桐柏山区之后，发现这里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条件，又果断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决定北上挺进伏牛山区，从而跳出了敌人的合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到达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该地区地狭人少，物资缺乏，同时，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艰难，不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再次调整进军方向，继续西进。1934年12月进至陕西洛南，在庾家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陕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不便，而且由于蒋嫡系军队与西北军存在矛盾，导致这里“统治力量薄弱，便于红军活动”B35，最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对全国形势分析判断的基础上，认为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因此，省委决定：“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B36根据这一认识，中共鄂豫陕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北上。这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根据全国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做出的又一次正确决策。在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电台，始终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省委和军领导人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而敌军日益逼近，继续作战十分不利，便立即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最终先期到达陕北、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找到落脚点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中共鄂豫皖省委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向是正确的。
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集体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始终尊重客观实际，同时又善于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红二十五军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3.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长征是红军离开原有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很多红军指战员对离开根据地难免有不解和不舍。因此，战略转移之前，必须对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动员，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要到哪里去。正如毛泽东所说：“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B37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中，在每一次重大的行动前，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向全军干部战士讲解政治形势，进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卖国的国民党，把军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中国工农红军特调动一部分军队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B38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红军所到之处，“帮助保障工人立刻增加工资、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帮助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B39等。这些动员活动，使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明确了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以及长征途中的所要做的工作、任务，使部队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
庾家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B40决议草案具体规定了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集中力量进行革命群众工作，进行土地改革等。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B41，充分说明“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B42。这些政治宣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增进了人民对红军的了解，争取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中共鄂豫陕省委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进行西征北上的行动动员。全军上下，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经过政治动员，全军将士目标更加明确，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最终成为第一个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
由上可见，红二十五军在每次重大战略行动之前，都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全军将士行动目的明确，坚决地、英勇地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中各个阶段的任务，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4.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严明的纪律是红二十五军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原因之一。”B43红军严守纪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在单家集、兴隆镇，军政委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B44，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很多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连打胜仗，纷纷参加红军。
红二十五军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得整支队伍军纪严明，为团结军民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四、结语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弥足珍贵，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有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如石仲泉在《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重走长征路”系列选登之二》一文中就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的时间地点以及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和长征后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阐述，《秘书工作》2006年第10期。姜为民、张明金在《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文中记述了对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访谈，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相关史实作了回顾，《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关于对红二十五军相关人物的研究，有程沐雨的《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纵横》2005年第11期、王家进的《程子华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山西老年》2006年第10期、张清改的《试论吴焕先在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贡献》，《传承》2013年第3期等文章。总体而言，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相关研究专著几乎没有。一些学术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分析也大同小异，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一些研究论文偏重于史实介绍，缺少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历史贡献和经验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另外，研究方法单一，有待于向多样化发展。
②④⑨⑩B11B12B13B15B16B17B21B22B23B24B25B26B27B28B29B32B34B43B4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12、118、132、144、145、153、158、144、154、158、193、195、198、162、162、163、122、124、127—128、2、117、2、162页。
③B31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2页。
⑤⑥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⑦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⑧刘华清：《长征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国监察》2006年第18期。
B14B18B36B38B39B40B4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29、338、337、284、286、288、293頁。
B19刘伯承等：《星火燎原》第3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第197页。
B20程子华、刘震、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1996年第10期。
B30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B33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39页。
B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B3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B4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责任编辑：何 参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长征;贡献;经验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08-06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地区立下卓越功勋。然而，与中央红军长征相比，学术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关注度不高①，本文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概括出红二十五军长征做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探寻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助于对红二十五军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程共9000余里，途经鄂、豫、陕、甘、宁五省，历时10个月。在参加长征的四支主力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相对是比较顺利的，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或遇到重大挫折。
1.实施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1932年重建，后来编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自1933年5月开始，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败。1933年10月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了斗争方针，实行游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式，坚持反“围剿”斗争，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依然严峻，敌人力量强大，而且已经构成堡垒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压缩分割，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②红二十五军急需找出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
1934年8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③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在1934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发给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会议最终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④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到达桐柏山区后，发现“桐柏山区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⑤，战略回旋余地不大，难以立足发展。此时蒋介石命令“追剿纵队”追击，并令驻河南省域的国民党军堵截。中共鄂豫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生存发展之地”⑥，果断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在方城县境内越过许南公路时，遭到独树镇附近敌人的强力阻击。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最终，红二十五军经过浴血奋战，冲破重重包围，挺进到伏牛山区。然而伏牛山“这一带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都很匮乏”⑦，而敌人仍穷追不舍，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难度仍然很大，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继续西进。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省卢氏县，击溃在豫陕交界处的反动民团，进入陕南境内。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会议期间，突然遭到敌军袭击，经过20多次拼杀，终于将敌人打垮。庾家河战斗“毙伤敌人800余人，我军也伤亡2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⑧。至此，红二十五军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胜利完成。
2.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庾家河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鄂豫陕省委，这是因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容易发生斗争，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在与川陕红军、陕北红军的相互配合上，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⑨。经过半年的发展，“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等地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的斗争，使国民党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B11。经过紫荆关、袁家沟口大捷，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次胜利，“宣告敌人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计划彻底破产”B12。
3.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
1935年7月15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带来的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和主力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会议认为：“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B13提出红二十五军要“在一切行动中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根据地”。B14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北上。8月21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县，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完成了长征。三天后，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从四川进入甘南，到达哈达铺。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形成战略上的支援，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和陕甘红军斗争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部队。在庾家河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二十五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建立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B15。
1935年5月上旬，敌人发动了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根据陕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了敵人第二次“围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以致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B16。
2.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统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B17决定：“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B18红二十五军在得知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计划分兵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命令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此时蒋介石根据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判断其有接应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趋势，害怕侧背受制，发出指令，严防两支部队会合。杨虎城据此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先将红二十五军消灭的军事方针。红二十五军抱着“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B19的决心，先逼天水，再渡渭河，攻占秦安，切断西兰公路。从8月14日到31日，红二十五军在陇东的广大地区活动，切断西兰公路18天，“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B20。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人，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3.巩固陕北根据地，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先后取得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B21。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B22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B23
4.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灵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要求党与红军政治部不仅要在日常实际生活上，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B24。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的地区。省委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水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女性，注意实行公买公卖”B25。军政委吴焕先还把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召集起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毛主席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B26
5.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B27。红二十五军在行军途中以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B28。1934年11月30日，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出布告，宣布：“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B29庾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绅士，不分政治倾向，共同抗日。通过发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揭发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了偏僻山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误解，以实际行动证明红军是为广大劳苦人民服务的军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6.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见到周恩来后，提出了让红军派出得力部队到西安一带保护西安的要求。张、杨认为：“只有徐海东能安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心，也只有他和他率领的红军，才能抗击来自南京方面的强大压力。”B30中央接受张、杨的要求，派出徐海东亲率红十五军团于1936年12月15日进驻商县地区，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对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与其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强的组织保证、正确的战略决策、有效的政治动员和严格的纪律执行是分不开的。
1.始终坚持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是始终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的结果。红二十五军对党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视，坚决贯彻执行。首先，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就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做出的。中央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并分割成各个小块，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去建立新根据地。”B3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决定离开大别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后，因为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联系党中央、听从中央指示一直是红二十五军的迫切愿望，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架电台，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一切行动始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紅十五军团又在中央指示下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给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随后西征，打破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接应了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徐海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部进驻商、洛一线，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徐向前评价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有着坚强的党性观念的人民军队”B32。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得到统一，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才能顺利实现。
2.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六次根据实际情况对战略方向进行了灵活调整，每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根据地区域内物力、财力被摧残殆尽”，“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空前艰难”。B33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难有出路，“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B34。于是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桐柏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桐柏山区之后，发现这里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条件，又果断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决定北上挺进伏牛山区，从而跳出了敌人的合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到达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该地区地狭人少，物资缺乏，同时，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艰难，不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再次调整进军方向，继续西进。1934年12月进至陕西洛南，在庾家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陕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不便，而且由于蒋嫡系军队与西北军存在矛盾，导致这里“统治力量薄弱，便于红军活动”B35，最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对全国形势分析判断的基础上，认为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因此，省委决定：“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B36根据这一认识，中共鄂豫陕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北上。这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根据全国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做出的又一次正确决策。在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电台，始终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省委和军领导人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而敌军日益逼近，继续作战十分不利，便立即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最终先期到达陕北、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找到落脚点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中共鄂豫皖省委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向是正确的。
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集体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始终尊重客观实际，同时又善于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红二十五军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3.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长征是红军离开原有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很多红军指战员对离开根据地难免有不解和不舍。因此，战略转移之前，必须对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动员，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要到哪里去。正如毛泽东所说：“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B37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中，在每一次重大的行动前，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向全军干部战士讲解政治形势，进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卖国的国民党，把军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中国工农红军特调动一部分军队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B38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红军所到之处，“帮助保障工人立刻增加工资、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帮助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B39等。这些动员活动，使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明确了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以及长征途中的所要做的工作、任务，使部队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
庾家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B40决议草案具体规定了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集中力量进行革命群众工作，进行土地改革等。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B41，充分说明“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B42。这些政治宣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增进了人民对红军的了解，争取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中共鄂豫陕省委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进行西征北上的行动动员。全军上下，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经过政治动员，全军将士目标更加明确，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最终成为第一个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
由上可见，红二十五军在每次重大战略行动之前，都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全军将士行动目的明确，坚决地、英勇地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中各个阶段的任务，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4.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严明的纪律是红二十五军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原因之一。”B43红军严守纪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在单家集、兴隆镇，军政委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B44，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很多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连打胜仗，纷纷参加红军。
红二十五军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得整支队伍军纪严明，为团结军民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四、结语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弥足珍贵，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有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如石仲泉在《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重走长征路”系列选登之二》一文中就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的时间地点以及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和长征后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阐述，《秘书工作》2006年第10期。姜为民、张明金在《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文中记述了对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访谈，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相关史实作了回顾，《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关于对红二十五军相关人物的研究，有程沐雨的《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纵横》2005年第11期、王家进的《程子华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山西老年》2006年第10期、张清改的《试论吴焕先在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贡献》，《传承》2013年第3期等文章。总体而言，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相关研究专著几乎没有。一些学术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分析也大同小异，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一些研究论文偏重于史实介绍，缺少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历史贡献和经验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另外，研究方法单一，有待于向多样化发展。
②④⑨⑩B11B12B13B15B16B17B21B22B23B24B25B26B27B28B29B32B34B43B4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12、118、132、144、145、153、158、144、154、158、193、195、198、162、162、163、122、124、127—128、2、117、2、162页。
③B31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2页。
⑤⑥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⑦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⑧刘华清：《长征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国监察》2006年第18期。
B14B18B36B38B39B40B4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29、338、337、284、286、288、293頁。
B19刘伯承等：《星火燎原》第3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第197页。
B20程子华、刘震、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1996年第10期。
B30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B33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39页。
B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B3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B4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