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爭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邓玉芬由此成为全国知名的英雄母亲。
　　死也不能忘祖宗
　　邓玉芬家境贫寒，与丈夫任宗武结婚后，无房无地，被迫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含辛茹苦地养育了7个儿子。1933年，张家坟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划入伪“满洲国”，百姓从此坠入了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邓玉芬一家被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拼命劳作也难糊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寇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除了随意打骂侮辱、抓人杀人外，还不许使用中国年号，不许过中国节，甚至不许百姓说是中国人。邓玉芬心中充满了仇恨。邓玉芬的三儿子任永兴曾回忆说：“当年俺妈心里埋着恨，不许我们学日本话，不许我们干伪事，每年清明都在家里偷偷祭祖，叮嘱我们要记着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抗日是咱自己的事，咱能出人
　　1940年6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0团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来到猪头岭一带。邓玉芬看到八路军就像见到了亲人。她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心坎上，明白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寇，才能救国救己。不久，10团参谋李瑞徵来到这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任宗武商量：抗日是咱自己的事，咱能出人，叫老大老二打鬼子去吧。7月，丰滦密根据地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地区成立，邓玉芬的大儿任永全、二儿任永水成了游击队的战士。三儿任永兴仍记得当年入伍的情景：“妈说游击队正缺人手，就让我参加了白河游击队。”
　　三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闲不住。她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和农活，让丈夫腾出身子为八路军运军需、跑交通。邓玉芬的家是八路军的经常住所。任永志是邓玉芬的侄子，家也在猪头岭，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他回忆说：“邓玉芬是我三婶，她的家里经常住八路军，白乙化也住过，伤病员更是没断过。她待他们像亲人，自家吃糠咽菜，把粮食省下来招待八路军。为八路军烧水做饭、做鞋缝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都是寻常事。她养的鸡下了蛋，全用来补养伤病员。伤员痊愈归队，她还让带上几个熟鸡蛋。战士都叫她妈妈。”
　　“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了！”
　　1941年年底，日伪军开始疯狂制造丰滦密 “无人区”。邓玉芬和乡亲们誓死不离村，坚持斗争。草房被烧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再重新搭起来。为了不让敌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得逞，邓玉芬又叫四儿任永合、五儿任永安参加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即民兵），坚持“无人区”武装斗争。1942年3月，邓玉芬的丈夫与四儿、五儿在百梯子遭到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不幸遇害，四儿也受伤被抓。邓玉芬没有被吓倒，她坚定地对两个小儿子说：“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了！”
　　这以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任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1943年秋，二儿任永水战斗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邓玉芬怀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坚强的邓玉芬都挺住了。她把仇恨和怒火埋在心里，每天都拼命地做事，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样样干在头里。
　　1944年春，日军连续几天几夜对猪头岭一带进行“扫荡”。邓玉芬为了保护在山洞躲藏的区干部和乡亲们，当日军搜捕时用棉絮堵住大声啼哭的七儿的嘴。当晚，刚满6岁、没有大名、已病饿多日的七儿就死在妈妈怀里。抗战胜利后，为保卫解放区，邓玉芬又毅然把身边唯一的六儿任永恩送去参加县支队，1948年在攻打黄坨子伙会据点战斗中，任永恩牺牲。时隔多年，提起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任连国就想起奶奶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为国死的，值！”
　　1970年2月，邓玉芬逝世了。逝世前，她念念不忘当年的八路军。任连国清楚地记得奶奶生前的最后嘱托：把我埋在路边，不要让从外边回来看我的孩子们找不着。2012年，密云县人民政府在张家坟村修建了“英雄母亲邓玉芬”纪念广场。苍山绿树环抱下，邓玉芬雕像耸立正中，慈祥的目光遥望远方，仿佛在呼唤逝去的丈夫和儿子们，在期盼当年的八路军孩子们归来。
　　（责任编辑：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