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路:源自昆仑的神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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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山,位于新疆的南部,自西向东绵延2500公里,是昆仑山的长度;南接藏北高原,北瞰塔克拉玛干沙漠,宽度200余公里,是昆仑山的厚度;海拔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是昆仑山的高度。人们经常用龙的形象来描述昆仑山起伏逶迤的层峦,是因为至今没有一个人看清昆仑山的面貌,晶莹的冰雪之下,昆仑山挺立着坚韧不拔的脊梁。
  远在古代,人们沿着山道,由东向西走向中亚、南亚、欧洲,或是来自古罗马的商队,由西前往东方的中国,都是在昆仑山庇佑下行走的。
  人们最初对昆仑山的认识,并不是从神话开始,相反,关于昆仑山的故事都源自民间,那些往来西域和中原的昆仑山驮工,将昆仑山的人文地理向中原人介绍;而来自中原的人,则将在昆仑山的所见所闻融合在自己的想象中,一代又一代,由最初的亲身经历衍变为传说,那些闻所未闻的传说,又成为神话最好的素材。
  据相关考古资料显示,新疆于田县阿什库勒盆地是古代人类在昆仑山较早、也是海拔最高的活动区域。昆仑山山区细石器自海拔4650米的阿什库勒盆地,至中山区的普鲁均有细石器遗址,于低山区及山前绿洲地带亦有分布,于田县境内古代细石器遗址分布比较分散,形成昆仑山垂直分布的古代新石器文化特征。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史前玉石并用时期,玉是当时作为工具使用的,主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于田县境内的昆仑山盛产美玉,早期的人类活动是玉文化形成的源头,玉和石的分离是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古代昆仑山居民最初认识昆仑山美玉并不是从河水中捞玉开始。而是始于昆仑山中。
  “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出白《尚书·胤征》篇,在古代是一句熟语。文中透露一条信息,记录距今约四千年的夏代,昆仑山曾发生火山爆发,玉和山石在火焰中燃烧。这可能是中国地质史上最早有关火山爆发的记载,同时也是矿物学上对玉和石最早的界定。
  由于古代气候的变化,原来气候温润的高山湖泊地带寒漠化加剧,已不适宜古人生存,古人逐渐由高山区向中山区迁徙,在狩猎环境不足以维持生存需要的状况下,进而在山前绿洲开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至此,古人类在昆仑山上的时光,是玉文化的雏形期。之后,玉、石分离的文化现象,已初步为后来的玉文化形成奠定基础,而这条自昆仑山迁徙的路线就是后来“玉石之路”的一个起点。
  而玉石之路应是比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经贸与文化交流的神奇通道。
  据考古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发现公元前l世纪由于阒输送的和田玉琢制饰件。以往,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中、西亚国家,也都曾发现由西域输送的和田玉制成的玉器,其中最早的年代上限约四千年,时间与夏代相当。古代西域境内昆仑山玉文化的形成,比通常认为的四千年前后可能更早些。
  古代人崇拜大山,并以玉祭祀山神。人们认为,以玉祭山神是对山神赐福的回馈,因此,对昆仑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昆仑山玉的企羡。在中原使用的玉器中,以昆仑山的玉质为最好,尤其是昆仑山所产的白玉。在古籍中,因昆仑山脉某一座山盛产白玉便直呼其为“白玉山”。
  昆仑山产玉是中原文化的物质基础,昆仑山所产的玉因而具有神秘性,玉的属性由物质被赋予了精神内容,这是昆仑山神话的象征。
  在先秦史书记载中,昆仑山玉器作为贡品进献中原,最早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其年代邈远而不可考实。河南安阳洹水北岸殷墟墓地发掘时,于商王武丁元妃妇好墓中出土精美玉器756件,玉材多为新疆和田玉。殷商的玉石来源,一部分是古代昆仑山游牧部族的贡品,另一部分则是由古代商贾输送中原。
  殷商王室崇尚玉石,史书多有记载。《史记》中记载,周武王伐殷商,纣王“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殊玉”,即质地好而多的美玉,说它是和田玉也不为过吧?周武王伐纣,获得殷商王朝不少玉器,郭沫若先生诠释,“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句,认为“亿”为十万,但这个数字就已相当可观。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是一部以纪行体例描述古代东、西交通路线的书籍,书中记录行程日期、风物民俗、道路方向、山川地貌等内容,所记述的中国古代西北地理内容比较详细。这部书假托周穆王之名,实则是东方商贾西行的记录,多与古代史地书籍记载相吻合,如《山海经》等。书中最关键的是记录了昆仑山产玉地区及行走路线,几乎就是战国时期贯通东西方玉石之路的线路图。
  书中记载,周穆王十三年(公元前989年),穆天子从蠲山(今山西高平县)向北行进,进入河北;又向西行,沿黄河至青海乐都羌人的游牧地,然后到达今天的柴达木盆地;穿越山路,到达昆仑山北坡,在赤水的北岸宿营,穆天子在这里住了三天。穆天子从这里登上昆仑山,在山中拜谒了黄帝的宫殿,为黄帝时的大臣丰隆之墓培土。穆天子下山后,向西路过珠泽(今于田县龙湖),珠泽水域方圆三十里,湖泊四周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穆天子在此处钓鱼。珠泽人向穆天子献白玉石,穆天子赏赐珠泽人金环、珠带、贝饰品等物,又赏赐黄牛十二只,并留下三十个饲养人放牧。
  穆天子离开了珠泽向西,从北坡登上了舂山(今帕米尔高原),在这里得到了白色美玉。向西行到了赤乌,这个地方的居民是周代迁徙来的羌人。从这里北上又折行向东过黑水(今叶尔羌河),来到了“群玉之山”,在这里取得玉石、玉器,用车盛载了万只玉石。
  穆天子北上又向西行,到达了今天的伊犁,向西到达玄池水(今伊塞克湖),又到今楚河流域狩猎九天,然后东归南下到今焉耆,由此到敦煌。穆天子大致按来时的路径,回到了今山西北部,南下渡河,返回都城宗周(今河南洛阳)。
  《穆天子传》一书,对中原向西至昆仑山北坡一线,记述的路线比较明确,由此至西、至北行走的路线,是东、西方玉石之路的延伸。这部书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是第一个以纪实地理的方法著作此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精于史地的中原人,所记载的内容虽未必都亲自经历,原始材料肯定出自前往西域贸易的商贾所见所闻,而这些商贾的贸易物品是昆仑山所产的和田玉。以此而论,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最早的一部玉石之路专著。
  汉代,张骞遣副使前往于阗开采玉石,自此,由最初的单一玉石贸易进入直接参与采玉、运输、贸易的全过程。汉武帝时,西域昆仑山所产的玉石,源源不断输进中原,于阗在传统玉文化长河中,以其盛产美玉而占据玉文化市场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
  上溯昆仑山玉文化历史源头,玉石之路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可供开采的玉石资源;长途跋涉于玉石之路的玉石商贾;玉石商贾可以利用的运输路线。
  其一,玉石资源产地的分布: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国出玉”,“于阗国……多玉石”,“西夜国……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都善国是楼兰国覆灭后,迁徙到昆仑山下重立的移民国。《汉书-西域传》称,鄯善国距离 阳关一千六百里,又说距阳关最近的是若羌国,距离阳关一千八百里,原因是若羌国在昆仑低山区中,而鄯善国处在玉石之路上,去若羌国要经鄯善国而人山中。考古发现,若羌县西南海拔2000米的山间有古代戍堡,时间最早为汉代,延续至唐代,是古代若羌国的遗址之一。至今,且末山中依然保留古代羌人放牧时留下的岩画,所以,汉代若羌国虽然距阳关最近,但却要经过都善国绕道而行。从这点可以表明,鄯善国玉石的来源出自其西面的且末国和西南山中若羌,而鄯善国是玉石之路的必经之地。
  昆仑山中段北坡的于阗国产玉最多,主要产白国中的三条河。《宋史-列传》记载:“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源出昆冈山。”《明史·西域传》记载,于阗国“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
  从玉石分布的地段可以看出,汉代以前玉石产地主要集中在以于阗为中心地段的昆仑山脉中段,张骞出使西域时,于阗已成为昆仑山美玉最重要的集散地。
  汉代以前昆仑山产玉主要在这三个地区,而以于阗国最负盛名,采玉昆仑决定玉石之路的形成。
  其次,玉石商贾以趋利为宗旨而决定玉石的流向:
  玉石之路上最早的驮工是羌人,羌人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前往来这条九死一生的艰难路程。至公元前4世纪时,秦献公远逐西羌,有九支羌人小部族“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汉代昆仑山山区的若羌国是其中的一支,若羌以西有赤水羌,自东而西,羌人遍布昆仑山山区以游牧为生,其中的一部分羌人曾从事农耕,因此,昆仑山下从事农耕的“城郭之国”中有羌人的成分。
  早期与玉石之路关联甚密的还有大月氏人。大月氏在较早史书中又称“禺氏”,战国时期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一带,匈奴受其统治。公元前2世纪,匈奴兴起,迫使大月氏西迁,大部分月氏人迁至中亚楚河流域,小部分月氏人避难敦煌南山,与西羌一支杂处。西迁的月氏人占据了北方游牧民族乌孙的地域,其后,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击败月氏人,大月氏南下征服了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同。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张骞率使团前往大月氏,意欲召大月氏返回敦煌故地联合攻击匈奴,但此时月氏人处境安稳,并无东归之意,之后,月氏人征服了厨宾等邻国,建立了贵霜王朝,定都蓝氏城(今阿富汗境内)。两汉时期西迁后的大月氏与中原的贸易文化往来始终未曾中断,并且屡屡参与西域事务,而早期的佛教也是由大月氏人传人西域的。在昆仑山北麓诸国都有月氏人的踪迹,大月氏人是玉石之路西行路线的先导。
  汉代以前,昆仑山北麓产玉地区是玉石源头和玉石之路启端,往来玉石之路的商人主要是羌人和大月氏人及一部分土著人。
  其三,玉石之路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
  西汉初期,经“文景之治”,国力强盛,至汉武帝时,开拓西域,已成为宏观战略的需要。在军事上采取断匈奴右臂,割断匈奴与羌人联系的战略方针,排除匈奴的军事威胁,巩固西汉边境政权;同时,疏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玉石之路,控制沿昆仑山一带的羌人诸小国,已势在必行。因此,玉门关固然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其经济贸易的作用也同等重要,自汉代以后,玉门关收缴玉税,虽因时而变,却也因之引为惯例。
  一条昆仑山山麓下连接东、西贸易往来的玉石之路,使于阗的采玉业在汉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从以往的考古发现,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曾出土汉代诸侯王金缕玉衣,经专家鉴定,墓中均发现来自昆仑山的美玉。这表明,玉石之路经由玉门关之后,玉石商队从原来集中于汉代都城长安,扩大为向各地分流。
  汉代,玉石之路由西而东的路线基本可以确定:沿昆仑山北坡行走,至鄯善国分为两路,一路经若羌、墩里克,穿库姆塔格沙漠东行,至甜水井东去玉门关。公元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走的就是这条路。
  另一条路,由汉代时的鄯善国北上楼兰国地域,东至土垠。十多年前,我曾考察汉代土垠传舍,发现传舍遗址散落着玉石碎片,有白玉、青白玉、青玉,与和田玉比对,质地、颜色完全相同,这些碎裂的玉片,棱角明显,可以断定为山料。土垠传舍始建于西汉,于东汉元延五年之后放弃,因而西汉时期,玉石之路经由罗布泊东北岸的土垠,穿龙城,走白龙堆,越三陇沙,至后坑,人玉门关,是一条主要的运输路线。
  此外,还有一条路线,从今若羌东南人山,沿崎岖山道,经茫崖,入青海,途经柴达木盆地至中原。这条路可能是先秦时期故道,路途坎坷,两汉时期,开玉门关外路,这条故道很少利用,至魏晋以后,青海道逐渐繁兴。
  古代玉石和丝绸的贸易也正是通过这几条商道进行的,这几条商道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它贯通欧亚太陆,让古老的中华民族成为那个时期对世界经济、文化开放的国家,它的雏形期主要是玉石贸易,并在其后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玉石与丝绸商道。
  玉石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也为佛教东传的僧侣带来了机遇。两汉时期,用于贸易往来的商道成为佛教东传的路线,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僧侣。僧侣们随玉石商队逶迤东行,于途中散播佛教,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相继信奉佛教,并将佛教经敦煌传播中原。这条佛传之路在汉代以后继续使用,并不断地扩展,这是玉石贸易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史上必然的重合。
  古代昆仑山北麓各产玉国,与中原历代政权的关系也很微妙,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昆仑山产玉国向中原政权贡献玉石的记载。西汉初期,昆仑山产玉国向西汉王朝贡玉,目的是修缮政治、贸易关系,稍后,以贡玉的形式表达成为西汉属国的诚意。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昆仑山诸国皆作为地方政权向西汉中央政府贡献玉石。于是,玉石之路出现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玉门关。
  “玉门关”,顾名思义,是为玉石商队设立的关卡。汉武帝时,开拓西域,耗资巨大,以玉门关税收用于守关吏卒的饷费当在情理之中,它符合当时边塞军费匮乏的实际情形,而征税的主要对象是西域的玉石商贾。
  关于玉门关设立的时间,据《汉书·武帝纪》所记,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7年),分酒泉郡西北地方为敦煌郡,敦煌郡下置六县,设玉门关、阳关于龙勒县境内。
  阳关位于龙勒县境西南,汉以前就已是西域通往中原的商道,所谓阳关即是山之南的关隘。后人常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并衍生出“阳关大道”之说。其实,西出阳关,涉沙海,饮苦水,风沙肆虐,几百里荒无人烟,景象一片凄凉。1995年,我曾随着驮队缘山前荒道西行至若羌,最初,循山间古道行走,还可以见到砾石戈壁生长的沙生植物,行至拉配泉,偶见荒野中有几只鹅喉羚;深入库木塔格沙漠,柽柳死尽,芨芨草全被沙漠所湮没,天寒地 冻,所带的饮用水冻结成冰,四周找不到柴禾,只得噙冰润喉;沙丘相望,如行巨冢群中。途次,沙覆荒径,几欲迷失方向,至斯米尔不拉克才寻见驼行小道,到达若羌米兰时,毛发灰白,形同野人。亲身经历阳关道,才晓得所谓的“阳关大道”全然是误解,就我而言,宁过独木桥,不走阳关道。
  隋唐之际,昆仑山所产的玉制品,成为西域商贾与中原商贸交易的大宗物品,不仅如此,西域商贾交易的对象由地方官吏至宫中后妃。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新唐书·柳公绰列传》记述:“玉工货钗值七十万钱。”玉首饰之昂贵,足见当时官宦人家尚玉之风。
  玉石人关的形式也不相同,贡品是一种形式,中央政权派遣官吏监收玉器为其中的另一种形式,而大宗的玉石入关仍以商贾贸易为主。玉石商贾为了躲避玉石关税,常用的手法是以贡品的名义携带大量的玉石人关。汉代以后,几乎历代都存在玉石商贾避税的现象。
  来往玉石之路上并不只是西域商贾,也有不辞万里搜取于阗玉石的官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
  内给事朱如玉,是五品官衔的宫中太监,倚仗其特殊的身份聚敛玉器,中饱私囊。他回到长安,谎称途中借道回纥,遭遇回纥人抢劫。其后,这批为宫中制作的玉器,大概在交易中被人识别出系于阗所制玉器,朱如玉被处以“流死恩州”之罪。
  朱如玉奉旨求玉于阗,应该在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之前,因为在建中四年唐朝将领朱泚发动兵变,李适逃离长安,朱如玉大概在建中元年出使西域,西出玉门关经由高昌(今吐鲁番),到达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今库车县)。去于阗的路有两条: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南下经过莎车前往于阗;第二条路,由龟兹向西南行至拨换城(今沙雅县境),南下沿建德力河(今于田县境克里雅河)抵达于阒国。当时,克里雅河畔设有驿站(今喀拉墩遗址),供使节、军旅往来食宿,因而,走第二条路线的可能性较大。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改称西域为“新疆”,在叶尔羌、和阆各设办事大臣一员,由官府垄断玉石开采,严禁当地民众及内地商户、民夫采集玉石,并在产玉地设卡伦(哨卡)监守。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下令在于阗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及哈朗归山,每年春秋两次采玉,所采玉石派专人送往京城。
  清朝入关后,日益腐败,下至州县,上至辅弼大臣,乃至皇室内亲,皆贪婪无忌,而觊觎和田玉者更不在少数。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派遣慧贤皇贵妃的侄子高朴前往叶尔羌办事。高朴在叶尔羌疏请解除封山禁采玉石的旨令,于叶尔羌之南的密尔岱山每年采玉一次,在乾隆的恩准下,解除旧令。于是,高朴动用三千民夫上山采玉,私下坐地盗卖官玉,后被告发。高朴除私吞大量玉石之外,叶尔羌尚存赃银“一万六千余,金五百余”。而清朝时期,在昆仑山产玉地区,巧取豪夺和田玉的官吏又何止高朴一人!
  乾隆年间,于密尔岱山采得九千斤重的大玉石,历时三年余运至京城,运输途中之艰难可想而知。此玉石后被琢制成《大禹治水图》,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的玉文化从上古时代到清朝时期,经历了漫长的时空,玉石文化闪烁的绚丽之光,一直为世人所憧憬。在玉文化历史长河中,殷商一代是兴玉之始;周代时,将玉文化引入礼制,赋予玉以极高的社会伦理价值;汉代是玉石鼎盛时期,玉石之路极大限度地向西方延伸,让中国的玉文化具有世界性;清代是玉文化的专制时代,玉石之路成为清朝政府搜刮玉石的专用线,堆积出统治者的“宫廷玉文化”。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是《后汉书·西域传》记述汉代玉石之路上的情景:带着玉符,手持信节,背负着使命的汉使,相继不绝;西出玉门关,沿着古道,不分四季寒暑,驰驱于一座座驿站之间;那些西去的丝绸客商,东来的玉石驼队,在日落前汇聚关塞之下,袅袅的炊烟,悠扬的胡曲,驱散几多商旅的乡愁。这幅古道的画面凝固在玉石之路两千年之久,令人喟叹不已。
  我眼前时时浮现连绵不断的沙碛,纵横密集的雅丹群,沙漠中灼热的气浪,远处的沙蜃和炫目的幻影,那是自己往日憧憬的奇观,又是践行时最危险的死亡边缘。即是如此,依然钦敬瀚海中行走的玉石驮工,沙暴席地如潮涌,人就像一片树叶在沙漠中飘曳,驮工们与死亡临界线发生在每年、每月、每天,一生如此。
  在玉石之路上,一代代驮工以生命作为代价输送和田玉,这也可以当作和田玉贵天下的一个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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