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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我们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