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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权威艺术杂志《艺术评论》每年都会评出“全球当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100人”,入选人包括艺术收藏家、博物馆馆长、艺术家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界人士开始榜上有名。许江、艾未未、蔡国强、侯瀚如等都曾经入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陈丹青、徐冰、刘小东等中国画家的作品在拍卖行的价格几年之内翻了数番,中国艺术家的雕塑出现在各种双年展上。以收藏中国艺术家作品为主的收藏家游荡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中国的艺术在世界上终于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更多的艺术家却对此持相当冷静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困难是,即使你用的材料、你的表现形式、你活动的舞台跟他们都一样,他们还把你看成中国艺术家。”这应该不仅仅是蔡国强一人的感觉。陈丹青也曾说,所谓的艺术的“中国世纪”是极度夸张的词,现在中国艺术的地位,不是艺术家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
在世界的话语权体系下,“中国”是一个很广泛意义的、内涵丰富的中国,与我们自己概念中的中国是两回事。只有与西方发生关系的那部分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那部分中国以及可以放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的那部分中国,才是西方感兴趣的中国。假设一个世界级展览,不包括中国艺术,如今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这并不是说要有一个“中国艺术展”全面展示中国的作品,而是不管做什么展览,都应该呈现中国艺术家的态度与想法,虽然中国艺术家的想法也许对主题的诠释没有任何贡献。也就是说,西方的话语体系需要得到中国的附和。
每一年的统计数字都显示,中西方的文化贸易存在很大的逆差。7:1甚至更多,我国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大概比例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左右。虽然我们的影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一部《阿凡达》演到赚取30亿票房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电影的非主流。中国当代的艺术走过了充满戏剧性的十年,只有无数喧嚣的展览而无一种有规模的运动,拥有众多的艺术家而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流派,也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作品而无“纪念碑”式的创作。如果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当代艺术的主流还曾经有反思和挑战旧体制这样的敏感的主题,那么现在这样的反思与挑战早已让位于市场与资本的博弈,年轻的艺术家更是对那段特定历史的特殊追求距离遥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全球化的合唱中。
话语权的流失,不仅会影响到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更要命的是会进一步导致国外对我们的误读。这当然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比如,很多外国人渴望了解当下的中国,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四大名著搬出来应对;本来影视作品是最直观、最恰当的文化符号输出,但武打、长辫子、皇道、王道等错误的文化信号让世界在错误的时空上看待中国。我们自己在传播自己的文化符号时,就一直处于混乱的无序状态。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我们过分热情地拥抱西方的价值体系。蔡国强的成功不仅被视为他个人艺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艺术的成功,而他一贯坚持的就是依据国际文化语境创作作品。国际上的潮流和时尚不断地更替,看似热闹非凡,但万变不离其宗,有自己相对恒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当代艺术都只是这个游戏中棋子,游戏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
对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有过这样几种态度,一是迎合,甚至克隆,严重的与本土现实、与自身传统的全盘脱节,现在依然泛滥成灾的政治波普就是其中的代表。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国想象”,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题材有特殊兴趣,喜欢所谓的“中国符号”。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于国际的需求与西方人的想象,当国外艺术的味觉出现了转向,对中国当代艺术失去兴趣时,再开始对本土艺术进行梳理和架构就有些来不及了。
另外一种是对西方的风潮视若无物,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说自话,坚守所谓的传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不仅事涉本国,也会遭遇全球目光的审视,坚守传统文化其实是构建多元文化的本质需求。当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时,不同风格的艺术可以贡献出不同的智慧,用艺术的想象提出应对的不同方案。倘若文化趋同,则会导致价值判断的同质化,酿成想象力贫乏甚至多数暴政。以电影为例,现在每个国家都被好莱坞模式的《阿凡达》所击败,但每个国家都要寻求跨国、跨文化制片合作,也想生产出自己的《阿凡达》,征服全球市场。全球电影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我们当然是受益的,中国的艺术终于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好的中国艺术甚至改变了世界的版图。而我们更是受害者,本应属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特点正在一步步丧失,有时想,我们的当代艺术被西方捧得越高,有时只是意味着我们亦步亦趋得太快,在世界文化的基本格局所处的地位越来越卑微。
话语权的争夺,并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有时更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也需要步步为营。在中国本身的体系中,我们都没有能成功地设置出一个主流的表达,确立自己的表达体系,何谈推广与影响。只要建立了稳定而系统的价值体系,接下来,才有可能尝试着在区域内有所建树。如当年的邓丽君在日本、东南亚这些曾经被我们影响的国家都有巨大的号召力,所以我们至少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和内容,在这个受汉文化影响历史相当长的区域市场上有建树。接下来自然就是要寻求在全球的华语圈站稳脚跟,最后可能才轮得到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权威的话语权。
但我们不能通过“闭门造车、自娱自乐”来争夺国际话语权。近些年,中国在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从观念、概念和逻辑上被西方彻底“洗脑”,言必称“西方”。一些在西方并不流行的理论,在中国甚至没有经过实践的洗礼,没有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正面的碰撞,便开始主导中国当代艺术命运的变革。但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拒绝跟西方主流学界打交道,也并不能就此增强中国的话语权。
说到底,争夺话语权的根本在于贡献新理念、新知识,而非贡献另一套别人并不懂的话语体系。我们一直都有自己的审美评判标准和体系,只是失去了开发它的自信,找不到安放它的位置,导致在这样一场话语权争夺的战争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显得有点儿急功近利,显得有点儿进退失据。只有当中国所有的艺术从追求技术的层面自觉地提升到精神的主体上,上升到艺术思想的突破上,寻找到物质事态内部的特性,把握了对生命、存在的本源思考,对一些普遍的问题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回答,中国的艺术才会大放异彩,影响世界。如果独自沉醉于传统艺术的语境之中,完全脱离当代的生活环境和话语环境,漠不关心西方艺术的发展动向,只能使自己日趋边缘化,被冷落乃至遗弃。
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穿梭,你会发现许多中国古代的艺术品都是各馆的镇馆之宝,它们和其他西方的艺术珍品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谱系。与之相比,中国的当代艺术对于世界的贡献就略显逊色。话语权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文化表现力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这世界并不存在哪国艺术品的划分,只有好坏的区别。
中国的艺术在世界上终于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更多的艺术家却对此持相当冷静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困难是,即使你用的材料、你的表现形式、你活动的舞台跟他们都一样,他们还把你看成中国艺术家。”这应该不仅仅是蔡国强一人的感觉。陈丹青也曾说,所谓的艺术的“中国世纪”是极度夸张的词,现在中国艺术的地位,不是艺术家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
在世界的话语权体系下,“中国”是一个很广泛意义的、内涵丰富的中国,与我们自己概念中的中国是两回事。只有与西方发生关系的那部分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那部分中国以及可以放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的那部分中国,才是西方感兴趣的中国。假设一个世界级展览,不包括中国艺术,如今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这并不是说要有一个“中国艺术展”全面展示中国的作品,而是不管做什么展览,都应该呈现中国艺术家的态度与想法,虽然中国艺术家的想法也许对主题的诠释没有任何贡献。也就是说,西方的话语体系需要得到中国的附和。
每一年的统计数字都显示,中西方的文化贸易存在很大的逆差。7:1甚至更多,我国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大概比例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左右。虽然我们的影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一部《阿凡达》演到赚取30亿票房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电影的非主流。中国当代的艺术走过了充满戏剧性的十年,只有无数喧嚣的展览而无一种有规模的运动,拥有众多的艺术家而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流派,也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作品而无“纪念碑”式的创作。如果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当代艺术的主流还曾经有反思和挑战旧体制这样的敏感的主题,那么现在这样的反思与挑战早已让位于市场与资本的博弈,年轻的艺术家更是对那段特定历史的特殊追求距离遥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全球化的合唱中。
话语权的流失,不仅会影响到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更要命的是会进一步导致国外对我们的误读。这当然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比如,很多外国人渴望了解当下的中国,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四大名著搬出来应对;本来影视作品是最直观、最恰当的文化符号输出,但武打、长辫子、皇道、王道等错误的文化信号让世界在错误的时空上看待中国。我们自己在传播自己的文化符号时,就一直处于混乱的无序状态。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我们过分热情地拥抱西方的价值体系。蔡国强的成功不仅被视为他个人艺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艺术的成功,而他一贯坚持的就是依据国际文化语境创作作品。国际上的潮流和时尚不断地更替,看似热闹非凡,但万变不离其宗,有自己相对恒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当代艺术都只是这个游戏中棋子,游戏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
对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有过这样几种态度,一是迎合,甚至克隆,严重的与本土现实、与自身传统的全盘脱节,现在依然泛滥成灾的政治波普就是其中的代表。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国想象”,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题材有特殊兴趣,喜欢所谓的“中国符号”。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于国际的需求与西方人的想象,当国外艺术的味觉出现了转向,对中国当代艺术失去兴趣时,再开始对本土艺术进行梳理和架构就有些来不及了。
另外一种是对西方的风潮视若无物,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说自话,坚守所谓的传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不仅事涉本国,也会遭遇全球目光的审视,坚守传统文化其实是构建多元文化的本质需求。当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时,不同风格的艺术可以贡献出不同的智慧,用艺术的想象提出应对的不同方案。倘若文化趋同,则会导致价值判断的同质化,酿成想象力贫乏甚至多数暴政。以电影为例,现在每个国家都被好莱坞模式的《阿凡达》所击败,但每个国家都要寻求跨国、跨文化制片合作,也想生产出自己的《阿凡达》,征服全球市场。全球电影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我们当然是受益的,中国的艺术终于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好的中国艺术甚至改变了世界的版图。而我们更是受害者,本应属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特点正在一步步丧失,有时想,我们的当代艺术被西方捧得越高,有时只是意味着我们亦步亦趋得太快,在世界文化的基本格局所处的地位越来越卑微。
话语权的争夺,并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有时更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也需要步步为营。在中国本身的体系中,我们都没有能成功地设置出一个主流的表达,确立自己的表达体系,何谈推广与影响。只要建立了稳定而系统的价值体系,接下来,才有可能尝试着在区域内有所建树。如当年的邓丽君在日本、东南亚这些曾经被我们影响的国家都有巨大的号召力,所以我们至少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和内容,在这个受汉文化影响历史相当长的区域市场上有建树。接下来自然就是要寻求在全球的华语圈站稳脚跟,最后可能才轮得到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权威的话语权。
但我们不能通过“闭门造车、自娱自乐”来争夺国际话语权。近些年,中国在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从观念、概念和逻辑上被西方彻底“洗脑”,言必称“西方”。一些在西方并不流行的理论,在中国甚至没有经过实践的洗礼,没有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正面的碰撞,便开始主导中国当代艺术命运的变革。但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拒绝跟西方主流学界打交道,也并不能就此增强中国的话语权。
说到底,争夺话语权的根本在于贡献新理念、新知识,而非贡献另一套别人并不懂的话语体系。我们一直都有自己的审美评判标准和体系,只是失去了开发它的自信,找不到安放它的位置,导致在这样一场话语权争夺的战争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显得有点儿急功近利,显得有点儿进退失据。只有当中国所有的艺术从追求技术的层面自觉地提升到精神的主体上,上升到艺术思想的突破上,寻找到物质事态内部的特性,把握了对生命、存在的本源思考,对一些普遍的问题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回答,中国的艺术才会大放异彩,影响世界。如果独自沉醉于传统艺术的语境之中,完全脱离当代的生活环境和话语环境,漠不关心西方艺术的发展动向,只能使自己日趋边缘化,被冷落乃至遗弃。
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穿梭,你会发现许多中国古代的艺术品都是各馆的镇馆之宝,它们和其他西方的艺术珍品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谱系。与之相比,中国的当代艺术对于世界的贡献就略显逊色。话语权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文化表现力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这世界并不存在哪国艺术品的划分,只有好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