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94年，在巴黎基督教会的一座塔里，囚禁着一位78岁的老人，名叫罗杰·培根（1214-1294年）。培根本是一个英国人，19岁时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到巴黎研究神学，得了神学博士，可是这期间他接触了阿拉伯的异说。1250年他回国后，在牛津大学讲坛上便大讲起科学。比如那天上的虹，圣经上说是天主垂像，是祝福或是警告，他却是雨水反映的阳光。法兰西斯教派不能容忍他这个叛逆，便把他召回巴黎，监禁了十年。后来多亏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升任罗马教皇，释放了他，并让他写一本科学总集。这是集阿基米德之后的科学大成的着作。他并不敢彻底怀疑上帝，他只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造物者的合理性，只有对一切进行实验。他第一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并弄清了望远镜、显微镜的原理。他勇敢地指出大地是个圆球。他提出数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教皇对他的“邪说”十分恼火，于是他被判处永远监禁，不能看书、实验和写字，最后死于监禁中。

　　培根死后，他的著作也全被搜集烧毁。他的那部送到罗马的巨着手稿虽没有焚烧，可也无人问津，一直被埋没了450年，直到1773年才被重新发现。培根，还有他同时代的反神学的哲学家阿威罗尼斯，及稍后一点作环球探险的哥伦布，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如同划破夜空的几颗寒星，把那黑暗的中世纪撕开了一个裂缝……
　　中世纪的那些伟人们大概都要在古堡里受一点煎熬的。罗杰·培根死后又过了249年，在波兰一个山区小镇弗劳思堡的城墙角上，也有那么一座小塔楼。楼外平台上装有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这是一座自装的十天文观测台。楼里住着一位70岁的老人，他须发皆白，穿一件长长的黑袍，正在房中来回踱着，他叫哥白尼（1473-1543年），是这里的教长。这时他正在发脾气：“真是无知，真是些可怜的奴才。他们已被托勒玫和那些教皇愚弄了一千多年，却还有脸来嘲笑别人。”
　　原来哥白尼自从1502年在罗马留学并任教长后，便对托勒玫的“地心说”提出怀疑，从而生成了“日心说”的假设。他和培根一样，学的是神学，最后却倒向了科学。读者有所不知，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进神学院，或者当兵。这哥白尼在神学院学到一点文化后自己搞开了观察和计算。他弄清了七大行星都在按各自的轨道围绕着太阳旋转，他房间的墙壁上就挂着那幅大示意图。这当然惹恼了教会中那些顽固份子。他们说哥白尼是疯子，还编了讽刺剧，在外面正在大吵大嚷地上演呢。难怪老人这般气愤。
　　这时侯，正在墙角伏案计算的一个年轻人忽地翻身站起说：“老师，他们这样猖狂，我们就该公开回答。我真不明白，你的日心说思想从生成到现在也有36年了，就是《天体运行》一书，写好也有九年了，为什么不发表出去？”
　　老人刚才约满脸怒气，突然又转成一脸忧郁，说：“孩子，你不知道，现在因循守旧的势力这样张，我们的学说稍不完备，就会被完全扼杀啊！”
　　“我相信，就是现在没人理解，后人也自有公论。老师，你已年近七十，再不发表，就看不到自己的书了啊！”
　　“是的，我是快升天的人了，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对我已无能为力了，可是孩子你呢？书一发表，他们会加害于你的。”
　　“我死也不悔。我从德国老远跑来就是因为你这伟大学说的感召。老师，朋友们都在劝你，快发表吧，这里不能印，我可以带到德国去。”这个人叫列提克，是在德国威滕堡大学教书的年轻数学家。哥白尼气愤地关上窗户，转身坐下来，喘着气，心情忧郁地说：“孩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上个世纪西班牙卡斯提腊有个叫阿尔芳斯（1221-1284）的国王吗？他感到托勒玫的体系太复杂，只说了一句：上帝创造世界时要是徵求我的意见，天上的秩序可能比现在安排得更好些。只这一句话，连王位也丢了。多么黑暗的长夜呀，到现在天还没有亮。”
　　哥白尼又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壁橱前，拿出那本发黄的手稿，在序言中又加上了一句：“我知道，某些人听到我提出的地球运动的观念之后，就会大叫大嚷，当即把我轰下台来！”然后他将书捧给列提克：“孩子，一切出版事宜全托你去办吧。”
　　有这么一首词单表这哥白尼为了新书不敢发表的矛盾心情：
　　天将晓，有人醒来早。打点行装赴征程，冰霜重，风如刀，门开又关牢。
　　天将晓，进退费心焦。重任催人心难宁，顶风霜，踏路遥，怯怯复跃跃。
　　这列提克追随哥白尼多年就是要让这本书尽快问世，今天老师一发话，他不敢怠慢，连忙收拾行袋怀抱书物，到德国去了。一年后，1543年这本名为《天体运行论》的书终于出版。别看哥白尼那样怯生生地拿出这本书来，它却意义极大，成了一块里程碑而标志着世界近代科学的开始。后来恩格斯对此还专有一段评语道：“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以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