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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不能把鲁迅走向左翼的选择简单解读为“遵命文学”一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来概括鲁迅的“左联”实践。鲁迅与“左联”的纠葛,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具有目的理性色彩的社会行动,其中承载了他试图寻求组织化力量以革新社会的愿望;同时也呈现了其深刻甚至超前的主观理性与通过建构强大现代国家以制定良善制度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从此种分歧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鲁迅进入到内部去展开批判和抵抗的、“横站”的左翼立场,也能够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虽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对于近代以来所发展出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