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房价虚高，甚至政府出台政策限制购房，这些听起来都是当下发生的经济现象，但是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开封，这些也并不稀奇。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宋代是最接近当代市场经济表象的，从宋代的房地产业就可见一斑。一个开放的，相对不专权的社会造成了种种近似于当代的经济现象，从中也可以吸取一些经验，为我们现在所用。
　　我研究过历朝历代的房地产交易，我觉得在已经逝去的所有朝代当中，只有宋朝的楼市跟我们今天最为相像。
　　现在农村里的人喜欢去城里买房，小城市里的人喜欢去大城市买房，一切资源都往大城市流动，致使一线城市的居住需求越来越旺，居住成本越来越高。宋朝也是如此，南宋士大夫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写道：“今畎亩之民稍有余赀，皆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儒师难遇，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宋朝的农民稍微有点儿余钱，都会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余钱，他们就会离开村庄，搬到县城里住，甚至从县城搬到省城里住。不是说中国农民“安土重迁”吗？不是说古代中国人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吗？为什么宋朝的农民一有钱就想在城里安家呢？因为宋朝农村的生活环境太差了，“医药弗便、饮膳难得、儒师难遇”，没有好大夫，没有好饭馆，没有好老师，看病难，吃饭难，小孩子也上不到好学校，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能受到好的教育，长大了混他个一官半职，当然要从农村搬到城市、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了。
　　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都买不起，要么按揭，要么租住，要么做房奴，要么做蚁族，宋朝是不是这样呢？我看差不多。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写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非常高，寸土寸金，如果不是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你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南宋哲学家朱熹则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时候，首都住房非常紧缺，国家干部都买不起房子，连宰相都要租房，直到宋神宗即位，给高级官员盖了福利房以后，宰相们才算有了窝。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买不起房，也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蚁族：“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筥，分寝儿女。”（陶穀《清异录》）四户人家挤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家住一个小房间，都拖儿带女，孩子们没地方睡觉，怎么办呢？有人在屋里半空中架一块木板，把房子改造成复式，有人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让儿女睡在上面。
　　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政府搞过限购，而大宋朝廷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同时限制地方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一套都不许买。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诏令，一是为了限制兼并，二是为了平衡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让老百姓有房可买。
　　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
　　现在贪官多如牛毛，这些贪官还狡兔三窟，普通老百姓一套房都买不起，他们一人能买几十套甚至几百套，所以住房市场上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宋朝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变态现象？当然出现过。就拿南宋初年来说吧，“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此人陷害过岳飞）虚报兵员，大吃空饷，宋高宗在杭州分给他一幢别墅，他又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名下房产不下万间（参见周密《癸辛杂识》）。奸相秦桧贪污的财富更多，房产也更可观，据陆游说，秦桧死后，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产，光秦桧的孙子秦埙名下就有六千亩地和十三处房（参见陆游《渭南文集》）。再看北宋末年，宋徽宗豢养的奸臣何执中在开封涉足房产开发，买地建房用于出租，“日掠百二十贯房钱。”（董弅《闲燕常谈》）平均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一百多贯，而当时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两百贯。与此同时，普通百姓正在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发愁，甚至于跑到街上向人乞讨“房钱”（参见周密《齐东野语》）。
　　当然，宋朝房地产市场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战争——宋朝房价特别是南宋房价之所以暴涨，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的。
　　北宋末年，金兵攻宋，东京汴梁很快沦陷，黄河以北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跟着皇室往南迁，最后在杭州、苏州、南京、长沙、镇江等地定居，致使当地人口剧增，房荒严重，这一问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南宋时期江南各大城市的房价才一直居高不下。而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住房短缺，而是空置房太多，就连北京都有上百万套空置房。一边是房屋空置，一边是房价高昂，这才是两宋三百年内没有出现过的一大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