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那时的我：在每个周日的傍晚，从牛街小镇上同学单位的车库里，骑上我寄存在此的单车，然后随着214国道上喧吵的车流急慌慌地一路向北。慌什么？着什么急啊？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质问自己。因为到了学校，无非还是我一个人，孤独的长夜、空旷的校园……晓不得那时候的我，为什么总是那样急慌慌地赶路。
　　我的目的地是与小镇相距大约5公里的太平小学。这是一个以破旧闻名的学校。2001年3月，我就是通过那扇垮塌得只剩下一半的学校大门，踏上心中一直颇觉神圣的三尺讲台的。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围合的校舍，照样还是危房。学校没有水，还常常停电。半夜里看书，许多不知名的飞虫和蚊子，从学校周围的稻田里齐聚而来，把电灯泡裹成一个乌黑的鸟巢，过不上多久，就有无数的虫尸筛糠般飘落下来，钻进我的脖颈的衣缝里，弄得我浑身奇痒。关门窗太闷，不关门窗又怕蚊虫，我就在这烦闷忧扰中，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
　　年轻人最感到无奈甚至是害怕的还是孤独。我常常站在学校的楼梯口，望着学校对面国道上往来如风弛向远方的车流怔怔发呆。
　　那时的我，常常会在放学后的下午时分，骑上单车满坝子胡逛。不多久，这个被称为洱源北大门的牛街坝子已经被我溜得很熟，包括坝子里的十几所学校。其中有好几个山区学校，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教师。男教师分成两极，一部分是差不多快退休的老教师，一部分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给婚恋对象介绍自己时，最难以启齿的莫过于自己乡村教师的身份。尽管“识相”的年轻老师已经把眼光放得很低，但乡村男教师的光棍群体，终于成了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颤巍巍地立在高崖之上。
　　没过多久，那种曾让人感觉无比崇高的职业神圣感渐渐从心底淡去，乡村教师的生活让人感到厌倦。在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甚至没有爱情的环境里，“逃离”成了年轻教师们的共同行动。很快，有人考研去了北京，有人转岗到了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还有人则选择调动，从山里到了坝子，从坝子到镇上，或是到县里的知名学校任教。
　　期间，我也很“幸运”地被调到了镇里的初中，但两年后又被“打回原形”，回到乡下的小学……因为自己在文字上的一些特长，也曾被县委宣传部等一些单位垂青，但总是接二连三地与机会擦肩而过。为此，我也曾感到无奈和绝望。
　　牛街坝子狭长，从南到北绵绵十几公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一样的山沟。不论小学还是初中，我的学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牛街山沟的大山小岭。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告诉孩子们：一定要走出这条山沟，到外面看看远比我们牛街更加宽广的蓝天。
　　那些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大的心灵熨帖。他们总是那么深深地爱着我、信任我。我到过他们居住的村寨，在那寒家小舍的光景里，他们生活的苦痛远远超过我。经济脆弱到哪怕只是突然间雨水多了或是少了，家里人拾不到菌子出售，他们就有失学的可能，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生活的期盼，却远远超过了我。有一年，一个喜欢写作的学生告诉我：将来要写一本属于牛街的书，就叫“一线蓝天”，这成了她和我的共同约定。我在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静下心来，认真教好书，记录好生活，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牛街待了整整8年，在逃离她多年后的某天中午，我突然意识到：曾经的生活与苦痛，才真正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
　　牛街，她给了我人生中一座价值连城的富矿。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生活，也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我那仅有的百十来个学生，其中居然出了研究生、军人、工程师，还有医生和商人，以及手艺绝好的建筑匠人，甚至还有出国的。回味那时的美丽与疼痛，我很快就想起了和学生的约定，便把这一线蓝天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赶在太阳落山以前》，真切记录了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苦痛与真情、辛酸与欢慰。
　　生活是上天最大的恩赐，苦痛是人生的最大财富。假若有再次选择的机会，我肯定还是愿意回到基层。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哪怕再来一次8年，在平心静气中接受生活、感谢生活，享受生活。
　　◇责任编辑：徐永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