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西汉儒者正式提出"正统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空间(大一统)、时间(五德终始循环论)和"德性"的养成.但西汉帝王一度热衷于肉身成仙、长生不朽之术,大多痴迷于齐地方士编造的圣王神迹故事,儒生建议帝王在天降灾异时修身养德的谏言往往无效.在儒生的"天谴灾异说"和方士的"圣身仙化说"之间,儒家明显处于下风.于是儒生改弦更张,效法方士,通过制作谶纬经书,同时唤醒最初儒家的"巫祝"身份,把孔子比拟为远古圣王,为汉帝制法.这批人被称之为"方士化儒生",而"方士化儒生"诡称孔子接受上天的符命,通过制造一种天人沟通的新型"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汉儒者正式提出"正统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空间(大一统)、时间(五德终始循环论)和"德性"的养成.但西汉帝王一度热衷于肉身成仙、长生不朽之术,大多痴迷于齐地方士编造的圣王神迹故事,儒生建议帝王在天降灾异时修身养德的谏言往往无效.在儒生的"天谴灾异说"和方士的"圣身仙化说"之间,儒家明显处于下风.于是儒生改弦更张,效法方士,通过制作谶纬经书,同时唤醒最初儒家的"巫祝"身份,把孔子比拟为远古圣王,为汉帝制法.这批人被称之为"方士化儒生",而"方士化儒生"诡称孔子接受上天的符命,通过制造一种天人沟通的新型"政治神话",提前为汉帝当"新王"作出预测,汉帝成为孔子预言的执行者,最终形成儒家立义、帝王立制的双轨统治局面.
其他文献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想文化所涌现的声势浩大的"空间化转向",既给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视野,也对其提出了尖锐的理论挑战.只有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空间化视角,才能理解当今世界最新现实.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概念并没有现成的经典文本与理论来源可以遵循,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细致的前提性批判与内在逻辑重新建构工作.其中,前提性批判的重点首先在于反思与检讨传统教科书中著名的物质体论式的空间概念;其次是批判社会空间论或社会结构论概念,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的误解;再次是阐述空间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建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开始了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和苏联先例作用的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但是,若深入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则可发现:那时所讲的"民族自决"不是民族分离和独立,而是新的政治力量嵌入后国家的地方存在形式.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对外抵抗的需要,鉴于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开始由"民族自决"向"民族自治"转变.到1949年,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最终放弃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从"道路"之"道"到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老子之"道"是一个关键环节.就《老子》第一章来看,老子之"道"处于由"具体"而"抽象"的过渡阶段,它已不是具体的"道路",但仍未摆脱"路"的意象,其确切所指应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这一论断建立在对《老子》第一章的如下新理解之上:第一,"有"与"无"是指示事物不同状态或属性的两个"常名",是揭示"常道"的概念工具,与"常道"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所以不能把"常道"理解为"有"或"无";第二,"玄之又玄"的"玄",不
"从人欲"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历代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实行,尤以宋代最为突出,理论上奉之为治国理念,行政上落实于多方面.宋儒认为"从人欲"是天命的要素、国家兴亡的首要条件和治理的前提,常以此劝谏皇帝.对此,真正重视并实行的是宋仁宗.本着这一基本精神,宋政府历来推行抑强惠民政策,官员甚至以此为荣,与地主富户作斗争,以维护百姓的利益,以至于有士大夫为富室鸣冤叫屈.朝廷似并非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从人欲"落实到诸多方面,尤以社会保障、与民同乐、听取民众意见等方面为史所罕见."从人欲"是有条件和节制的,否则会导致政
“人物编”是古今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了几部新出版的志书,感到在“人物编”的编撰上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扬善不吝,隐恶不书。如《淅川县志》人物传记45人,反面人物仅
先秦两汉国君、重臣与饥饿者一饭结恩,带有仁德惠政的政治色彩.佛经文学开创了相对应的"报一饭之怨"叙事.明清受恩者角色身份有两大变化:一是侠盗报一饭之恩,报恩伦理成为传闻当事者之人生信条,往往超越小团体组织律令;二是较多描写过路鬼神精怪报一饭之德.再者,女性酬一饭之德,有"女侠救难"先借求"一饭"考验,而后解救;也有世俗式领受一餐甘嫁为妻妾.母题突出了饥困时接受一餐恩惠,一餐提升了破解困境的力量,也提供了报恩诚信的机会.因困厄、危难自尊意识、知己渴求的肯定,可超越仙鬼与凡俗的"全方位"酬报观,强化了"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