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全球经济进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
　　这场萧条引发了全球经济大衰退，衰退持续时间长，从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开始，全球传导，几经周折，直到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二战结束，全球经济才最终走出泥潭。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而大萧条之前，美国更经历了10多年的经济超速增长，歌舞升平的“柯立芝繁荣”长期为天下所知。
　　但危机于1929年“突如其来”，危机有三个特点，它们似曾相识：
　　第一是“突然”。之前，美国股市居高不下，房地产业繁荣，每个人都相信明天一定更棒。但经济基本面却在实质恶化，这没人关注。一切始于信贷泡沫，由泡沫堆砌的表面繁荣，至今警醒着所有经济体。
　　第二是贸易战。美国是萧条中心，但通过“初级全球化”的传导，各个国家互相“传染”。为保护国内市场，全球性的贸易战爆发，它和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治理变革。萧条推动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扩权，这使得国内市场更趋统一、福利制度得以构建。同时期，各国纷纷也有了集权倾向，但程度和方向不同，因此民族和国家也走上了不同命运。
　　那么，美国为何能走出萧条？后世经济学家分析了诸多原因，比如搞公共工程，用对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比如银行大歇业，遏制了经济进一步紧缩；还有爆发二战，战争一下子推高了总需求等等。
　　但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
　　美国人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爆发危机的时候，没有“外部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允许资产泡沫破裂，从而真正调整经济的结构。同时，联邦在金融、财政领域的大幅介入，能迅速重塑国民信心和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些“大手笔”也不会引发资本外逃—因为，彼时的欧洲将马上成为战场。
　　但后世其他经济体，在遇到经济下滑之时，可能面临比当年美国更强大的“外部约束”。因此，改革更需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