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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与“老范”都是传媒业界的年轻人对他的称呼,前者是后辈们敬重他的为人与处事,后者是因为他的谦和与耐心。2004年他成为《传媒》的封面人物时,正执掌着“南方”帅印;5年之后当《传媒》的记者再一次坐到他的对面,范以锦已经是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不仅实现了同事们对他“安全着陆”的企盼,而且他也将业界的资源带回母校,“自在清闲”地做着学问。
1969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这段几乎被每一本新闻学教材称为“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里,范以锦从暨大经济系毕业,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之后,于1970年正式安排工作成为南方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埋首粤东山区记者站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一辈子的南方报人,与同事们一起创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报业”。
见证报业三十年
老范参加工作的1970年由于是“文革”中期,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乃至无休止的派斗、武斗,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而他才拥有了毕业分配的机会,但“仍是耽搁了一些时日,不过在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的时候,我更加了解了底层百姓的艰辛”。
社会秩序相对平稳的“文革”中期,仍然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媒体也难逃成为斗争工具的命运。在老范的记忆中,“林彪事件发生后,报纸开始批‘左’,一段时间后说形‘左’实‘右’,又开始批‘右’。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报人深受鼓舞。过些时候,报纸又根据上头的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当时对‘假大空’的崇尚又使得记者根本不必深入采访,只要掌握好上头的精神就行了。一个记者一个月能发一两篇文章就‘很优秀’了,没有施展的良好平台,无作为甚至乱作为”。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所改变,在“实事求是”成为社会与新闻界的共同准则之后,范以锦与他的同事们进入了一个有作为的时期。1976年年底他成为《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的站长,尔后,他写了大量反映农村现实的报道。“但在当时,旧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退。1978年正值冬种时,我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但也有大兴问罪之师的人,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但我并不害怕他的说法,因为感觉有中央政策在壮胆,我的报道符合实际就没什么好怕的。
2001年底,范以锦成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职务升迁之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矛盾很多但也充满了发展机遇。老范的这段职业生涯因为逐渐走上了领导者之位,与此前的“自由自在”的记者身份显得迥然不同。“从政府角度看,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加强新闻管理,以免不慎重的报道引发社会危机。我理解政府管理部门的心情和做法,实际上我们也是认真配合的。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打着维护稳定旗号的利益集团的掺杂,这对于推进新闻改革的害处和对政府形象的影响不言而喻”。
老范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如履薄冰,但也是在那段时间借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南方报业进一步拓展疆域。“报社第一把手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规划好集团的发展战略、思路、框架,尤其是人才结构,为集团内有才华的年轻人营造良好的舞台”。
这样的舞台上,诞生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就是今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当年沈颢、刘洲伟拿着自己的方案去找时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的李孟昱和总编辑范以锦,按照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多年的“谁出主意谁来办”的原则,两位领导批准他们拟定的方案,并让他们分别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二把手。“重用能出好主意的年轻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不会担心。也许他们会过于冲动,但总会成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已形成了内部人才流动的机制”。
专职研究战略的老范提出的第一个战略就是“多品牌战略”,“我大概在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提出走多品牌战略之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品牌,因为我们已经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只是没有直呼它品牌。外界认为我是第一个将品牌理念引入到到传媒业的,特别是提出多品牌战略。其实只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不敢把报纸当作商品、把报业当作产业运营,未能在操作理念、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突破。我只是在已有品牌的基础上,提出传媒品牌理念和多品牌战略,并完善组织结构及运营模式”。
按照范以锦所说,当时提出品牌战略考虑之一是市场发展的需要,广东报业竞争激烈,《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先后崛起,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仅依靠《南方日报》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于是便有了“南都”品牌;二是做强做大的需要,目光要投向全国,于是便有了《南方周末》不断的向全国拓展、新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跨区域创办《新京报》。此外,另一个指导思想是品牌延伸,确立“报系”概念。“关于‘报系’概念的由来,是当年沈灏问我《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子报子刊和会展、论坛等平台之后,应构建怎样的组织架构,我随口提出‘报系’概念。以后,《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有了自己的报系。‘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形成了,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迅速发展”。
“当时提出走品牌战略的时候,大家都齐心协力,没有多少反对声音。个别人也有小富即安的想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危机。一两个媒体风险较大,多品牌有助于分散危机”。多年后,当老范回看自己的“南方”生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留下多少财富,但却留下了发展思路,留下了人才,留下了未来发展的后劲。
一样“领导”,两样心态
“报社领导岗位是光荣神圣的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又会碰到陷阱,如履薄冰。我自1983年进入报社领导班子的23年间,从不敢怠慢,尤其是担任总编辑、社长以后,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报社的事业中。我企望花甲之年后能给我留点‘自己能支配自己’的空间。我依时从集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公于私都有利。从今天开始,我那根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我要说——不当‘新闻官’的感觉真好!”
2006年11月15日范以锦发表如上“离任感言”。除去关注度极高的“南都案件”外,范以锦在任期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复杂事件,但每一次他似乎都“安然度过”,就像南方报业的一位中层干部所言“老社长很正直,肯担事,有智慧,总是有很强的能量”。
化解复杂事件,范以锦说要有分析与判断能力。2004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去广东某地医疗服务站看病,发现游医乱诊断乱收费严重,回到报社后写了新闻稿。医疗站的人得知之后,先是用广告利诱“南都”不登载此稿,被拒之后又到上头活动。有人给报社打电话,说一位很重要的领导要求不要见报。“当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你让我考虑一两分钟。两分钟后我告诉他们立即见报,规模能做多大就多大”,“之所以敢让他们见报,是我分析首先重要领导不会为小医疗站说情,再说如果真的不允许刊登一定会有权威部门下禁令,不会通过熟人用传话的方式,所以我判断有领导撑腰是假的。见报之后这位领导看到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批示称赞《南方都市报》报得好。”
在领导岗位上,老范有几次甚至有被撤职的危险。范以锦说“下级服从上级没有错,但要有自己的底线,让我冲破道德的底线、良心的底线来保全‘乌纱帽’,我做不到”。
老范的智慧与担当让他的新闻生涯顺利走到60岁。年届60时,他两次向省委提交退位报告,并提出接任推荐人选,延长工作8个月后正式退休。“我对南方的感情自然是舍不得离开。但其一确实是时间到了,不想让自己再承受不属于这个年龄该承受的压力。另外最重要的是当时南方报业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省委领导也提出要善待媒体,此时提出退休有利于班子顺利交接”。
就这样,范以锦“安全着陆”了,之后成为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从“新闻官”转变为“新闻教官”。“宣传有纪律、讨论无禁区,从有纪律的地方来到无禁区的地方”,老范对传媒界、传媒队伍的看法与退休后的生活方式一样发生着转变。
“在业界的时候,经常讲传媒大学生跟实践脱节,但进入学界后我发现业界也跟理论脱节。以论文做个例子,学界写的论文学术性比较强,针对性不够;但业界写的论文层次性不够,没有学术味和理论厚度,很多是工作性质的论文。我认为应该将二者结合,业界需要提升新闻和经营管理的理论厚度,要营造未来发展的后劲,否则就无法做强做大。我期待学界和业界能够结合得更好”。
目前,做业界和学界沟通的桥梁是范以锦除去上课之外的另一个工作重心。2007年3月,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决定合办“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这是范以锦倡导促成并亲力亲为操作的。训练营活动中,暨大每年4月至9月从新闻与传播学院选拔本科二年级学生及一些研究生参与训练。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派出业务精英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进到南方报业见习,人力资源中心为“准记者”办理实习手续,对他们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建立联系档案,长期追踪考察,从中挑选优秀人才。这样直接的链接高校与媒体的深度合作在广东还是第一次。
成功的另外一例,就是暨大与《珠海特区报》的合作。“刚开始由我们新闻学院的老师给他们培训,大概是3个月20多个课时,培训老师既有学界的也有业界的。培训之后他们感到很不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在珠海特区报社招了近30名研究生,派老师过去上课。采编人员进步很大,最近几年他们连续拿了广东省的新闻一等奖,我心里很高兴”。
报业改革的难度在于执行
成为院长之后的范以锦忙里偷闲地在新浪开了博客,也在一些传媒刊物开设了专栏。《“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的概念》、《“躲猫猫”事件背后媒介与政府关系分析》、《2008重大传媒事件》、《强势主流媒体不应弱化舆论监督》、《“管控”管出“负面影响”》等文章表明他其实一直在关注传媒界,只是因角度“不在此山中”而有了更“学术”的理解。
对于最近讨论很热的《中华新闻报》的破产清算,以及逐渐明确的报刊推出机制时间表,范以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下来的几种情况: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走市场打拼,比如都市类的报纸。二是权威性极强的报纸,比如党委机关报,凭借政府资源的支撑,能经营得下去,就是发生了经济困难,政府财政也会鼎力支持。三是背靠大机关大机构(包括大企业)的报社,由于主管主办单位经费充裕,挤点钱出来扶持报刊并非难事。四是办得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以较高的价格定价发行不亏本。“但《中华新闻报》不属于此间的任何一种,困境早就有了,它的破产清算跟金融风暴没有多大关系,跟新媒体的发展对报业的影响也没有关系。它的破产主要源于其地位的尴尬,走市场不好走,又没有党委机关报这样的权威性和非保不可的地位。而一份报纸要想办好,一是必须能够持续投入,二是要有较强的人才支撑。《中华新闻报》拥有的投入资金有限,这样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够。如果以周报的形式维持生存也许会好一些,但倒掉之前其日报的发展形式加速了自身的危机,同时由于其发展初期也没有打下很好的走市场的基础,等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段再来考虑走市场化之路,已无可能,其结果是能够预料的”。
对于报刊退出机制的问题,老范更担心它的实施难度,“退出机制并非今时今日才提出,但是因为涉及到退出人员安排等问题一直没有真正深入推进。但退出机制是报刊业健康发展无可回避的路径,这和大浪淘沙是一个道理。另外媒体的转企改制也一样,很好的出发点难就难在具体执行上,转制一定要真转,不能假脱离”。
63岁的“老范”离开业界已经两年有余,但“要当勇士,不做‘烈士’(无畏的牺牲)”的话语仍然掷地有声。花甲之年的范以锦不仅没有成为新闻的“烈士”,安全着陆之后仍然在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着“南方”,关注着中国报业,也在另一番天地中继续着他热爱的新闻工作。
1969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这段几乎被每一本新闻学教材称为“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里,范以锦从暨大经济系毕业,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之后,于1970年正式安排工作成为南方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埋首粤东山区记者站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一辈子的南方报人,与同事们一起创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报业”。
见证报业三十年
老范参加工作的1970年由于是“文革”中期,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乃至无休止的派斗、武斗,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而他才拥有了毕业分配的机会,但“仍是耽搁了一些时日,不过在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的时候,我更加了解了底层百姓的艰辛”。
社会秩序相对平稳的“文革”中期,仍然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媒体也难逃成为斗争工具的命运。在老范的记忆中,“林彪事件发生后,报纸开始批‘左’,一段时间后说形‘左’实‘右’,又开始批‘右’。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报人深受鼓舞。过些时候,报纸又根据上头的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当时对‘假大空’的崇尚又使得记者根本不必深入采访,只要掌握好上头的精神就行了。一个记者一个月能发一两篇文章就‘很优秀’了,没有施展的良好平台,无作为甚至乱作为”。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所改变,在“实事求是”成为社会与新闻界的共同准则之后,范以锦与他的同事们进入了一个有作为的时期。1976年年底他成为《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的站长,尔后,他写了大量反映农村现实的报道。“但在当时,旧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退。1978年正值冬种时,我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但也有大兴问罪之师的人,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但我并不害怕他的说法,因为感觉有中央政策在壮胆,我的报道符合实际就没什么好怕的。
2001年底,范以锦成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职务升迁之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矛盾很多但也充满了发展机遇。老范的这段职业生涯因为逐渐走上了领导者之位,与此前的“自由自在”的记者身份显得迥然不同。“从政府角度看,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加强新闻管理,以免不慎重的报道引发社会危机。我理解政府管理部门的心情和做法,实际上我们也是认真配合的。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打着维护稳定旗号的利益集团的掺杂,这对于推进新闻改革的害处和对政府形象的影响不言而喻”。
老范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如履薄冰,但也是在那段时间借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南方报业进一步拓展疆域。“报社第一把手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规划好集团的发展战略、思路、框架,尤其是人才结构,为集团内有才华的年轻人营造良好的舞台”。
这样的舞台上,诞生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就是今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当年沈颢、刘洲伟拿着自己的方案去找时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的李孟昱和总编辑范以锦,按照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多年的“谁出主意谁来办”的原则,两位领导批准他们拟定的方案,并让他们分别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二把手。“重用能出好主意的年轻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不会担心。也许他们会过于冲动,但总会成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已形成了内部人才流动的机制”。
专职研究战略的老范提出的第一个战略就是“多品牌战略”,“我大概在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提出走多品牌战略之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品牌,因为我们已经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只是没有直呼它品牌。外界认为我是第一个将品牌理念引入到到传媒业的,特别是提出多品牌战略。其实只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不敢把报纸当作商品、把报业当作产业运营,未能在操作理念、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突破。我只是在已有品牌的基础上,提出传媒品牌理念和多品牌战略,并完善组织结构及运营模式”。
按照范以锦所说,当时提出品牌战略考虑之一是市场发展的需要,广东报业竞争激烈,《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先后崛起,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仅依靠《南方日报》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于是便有了“南都”品牌;二是做强做大的需要,目光要投向全国,于是便有了《南方周末》不断的向全国拓展、新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跨区域创办《新京报》。此外,另一个指导思想是品牌延伸,确立“报系”概念。“关于‘报系’概念的由来,是当年沈灏问我《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子报子刊和会展、论坛等平台之后,应构建怎样的组织架构,我随口提出‘报系’概念。以后,《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有了自己的报系。‘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形成了,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迅速发展”。
“当时提出走品牌战略的时候,大家都齐心协力,没有多少反对声音。个别人也有小富即安的想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危机。一两个媒体风险较大,多品牌有助于分散危机”。多年后,当老范回看自己的“南方”生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留下多少财富,但却留下了发展思路,留下了人才,留下了未来发展的后劲。
一样“领导”,两样心态
“报社领导岗位是光荣神圣的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又会碰到陷阱,如履薄冰。我自1983年进入报社领导班子的23年间,从不敢怠慢,尤其是担任总编辑、社长以后,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报社的事业中。我企望花甲之年后能给我留点‘自己能支配自己’的空间。我依时从集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公于私都有利。从今天开始,我那根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我要说——不当‘新闻官’的感觉真好!”
2006年11月15日范以锦发表如上“离任感言”。除去关注度极高的“南都案件”外,范以锦在任期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复杂事件,但每一次他似乎都“安然度过”,就像南方报业的一位中层干部所言“老社长很正直,肯担事,有智慧,总是有很强的能量”。
化解复杂事件,范以锦说要有分析与判断能力。2004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去广东某地医疗服务站看病,发现游医乱诊断乱收费严重,回到报社后写了新闻稿。医疗站的人得知之后,先是用广告利诱“南都”不登载此稿,被拒之后又到上头活动。有人给报社打电话,说一位很重要的领导要求不要见报。“当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你让我考虑一两分钟。两分钟后我告诉他们立即见报,规模能做多大就多大”,“之所以敢让他们见报,是我分析首先重要领导不会为小医疗站说情,再说如果真的不允许刊登一定会有权威部门下禁令,不会通过熟人用传话的方式,所以我判断有领导撑腰是假的。见报之后这位领导看到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批示称赞《南方都市报》报得好。”
在领导岗位上,老范有几次甚至有被撤职的危险。范以锦说“下级服从上级没有错,但要有自己的底线,让我冲破道德的底线、良心的底线来保全‘乌纱帽’,我做不到”。
老范的智慧与担当让他的新闻生涯顺利走到60岁。年届60时,他两次向省委提交退位报告,并提出接任推荐人选,延长工作8个月后正式退休。“我对南方的感情自然是舍不得离开。但其一确实是时间到了,不想让自己再承受不属于这个年龄该承受的压力。另外最重要的是当时南方报业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省委领导也提出要善待媒体,此时提出退休有利于班子顺利交接”。
就这样,范以锦“安全着陆”了,之后成为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从“新闻官”转变为“新闻教官”。“宣传有纪律、讨论无禁区,从有纪律的地方来到无禁区的地方”,老范对传媒界、传媒队伍的看法与退休后的生活方式一样发生着转变。
“在业界的时候,经常讲传媒大学生跟实践脱节,但进入学界后我发现业界也跟理论脱节。以论文做个例子,学界写的论文学术性比较强,针对性不够;但业界写的论文层次性不够,没有学术味和理论厚度,很多是工作性质的论文。我认为应该将二者结合,业界需要提升新闻和经营管理的理论厚度,要营造未来发展的后劲,否则就无法做强做大。我期待学界和业界能够结合得更好”。
目前,做业界和学界沟通的桥梁是范以锦除去上课之外的另一个工作重心。2007年3月,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决定合办“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这是范以锦倡导促成并亲力亲为操作的。训练营活动中,暨大每年4月至9月从新闻与传播学院选拔本科二年级学生及一些研究生参与训练。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派出业务精英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进到南方报业见习,人力资源中心为“准记者”办理实习手续,对他们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建立联系档案,长期追踪考察,从中挑选优秀人才。这样直接的链接高校与媒体的深度合作在广东还是第一次。
成功的另外一例,就是暨大与《珠海特区报》的合作。“刚开始由我们新闻学院的老师给他们培训,大概是3个月20多个课时,培训老师既有学界的也有业界的。培训之后他们感到很不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在珠海特区报社招了近30名研究生,派老师过去上课。采编人员进步很大,最近几年他们连续拿了广东省的新闻一等奖,我心里很高兴”。
报业改革的难度在于执行
成为院长之后的范以锦忙里偷闲地在新浪开了博客,也在一些传媒刊物开设了专栏。《“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的概念》、《“躲猫猫”事件背后媒介与政府关系分析》、《2008重大传媒事件》、《强势主流媒体不应弱化舆论监督》、《“管控”管出“负面影响”》等文章表明他其实一直在关注传媒界,只是因角度“不在此山中”而有了更“学术”的理解。
对于最近讨论很热的《中华新闻报》的破产清算,以及逐渐明确的报刊推出机制时间表,范以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下来的几种情况: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走市场打拼,比如都市类的报纸。二是权威性极强的报纸,比如党委机关报,凭借政府资源的支撑,能经营得下去,就是发生了经济困难,政府财政也会鼎力支持。三是背靠大机关大机构(包括大企业)的报社,由于主管主办单位经费充裕,挤点钱出来扶持报刊并非难事。四是办得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以较高的价格定价发行不亏本。“但《中华新闻报》不属于此间的任何一种,困境早就有了,它的破产清算跟金融风暴没有多大关系,跟新媒体的发展对报业的影响也没有关系。它的破产主要源于其地位的尴尬,走市场不好走,又没有党委机关报这样的权威性和非保不可的地位。而一份报纸要想办好,一是必须能够持续投入,二是要有较强的人才支撑。《中华新闻报》拥有的投入资金有限,这样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够。如果以周报的形式维持生存也许会好一些,但倒掉之前其日报的发展形式加速了自身的危机,同时由于其发展初期也没有打下很好的走市场的基础,等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段再来考虑走市场化之路,已无可能,其结果是能够预料的”。
对于报刊退出机制的问题,老范更担心它的实施难度,“退出机制并非今时今日才提出,但是因为涉及到退出人员安排等问题一直没有真正深入推进。但退出机制是报刊业健康发展无可回避的路径,这和大浪淘沙是一个道理。另外媒体的转企改制也一样,很好的出发点难就难在具体执行上,转制一定要真转,不能假脱离”。
63岁的“老范”离开业界已经两年有余,但“要当勇士,不做‘烈士’(无畏的牺牲)”的话语仍然掷地有声。花甲之年的范以锦不仅没有成为新闻的“烈士”,安全着陆之后仍然在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着“南方”,关注着中国报业,也在另一番天地中继续着他热爱的新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