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魏书钧的那天出了点意外。我预定了错误的会议室使用时间，不得不在茶水区的角落里和他通电话。这是一个不太礼貌的失误。交谈声和微波炉的提示音一直在若有若无地传向电话那头，干扰着对话的进行。
　　魏书钧似乎适应良好。他本科读的是录音专业，在片场“跑活儿”时，嘈杂是监听耳机里的常态。录音师在片场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尽管当时的魏书钧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创作岗位”，但他往往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满足要求的创作环境。
　　窘境发生过很多。比如一场戏拍摄完毕，他扛着设备，好声好气地请求执行导演，能不能补录一段环境音。获得许可后，现场依旧嬉闹，没有人理会他一遍遍的“大家安静一下”。“潜台词就是你赶紧弄弄，大家收工，不要在這耽误时间，实在不行就后期做（音效）。”
　　很多年后，他把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长片《野马分鬃》里。
　　与现实中不同的是，电影里的男主角在补录三次失败后，把设备塞进身边同学的手里，便抡起拳头，冲向了身后的那片嘈杂。
　　魏书钧原本没想学录音的。他是北京人，1991年生，小时候因为长相周正，演过电影，和当下很多童星出身的年轻演员都是旧识。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时，他本想读播音系，又觉得这个专业很被动。录音系（全称“录音艺术专业”）的招生简章上要求考生有乐器基础，他从小学钢琴，又对幕后工种感兴趣，便选了录音系。
　　他原本也没想过要当导演。准确地说，和多数刚步入成年的年轻人一样，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本科毕业后，他和五位同学一起开了家传媒公司。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四合院，里屋用两张双人床拼了一个“炕”，便住下了六个人。他们给自己印了套煞有介事的名片。魏书钧的名片上写的是“CEO”。公司原本是打算承办小型晚会的，但遇到政策问题，业务做不下去了，于是便靠天吃饭，广告、短视频、财经访谈节目，有什么活儿就接什么活儿，没活儿就喝酒打游戏。
　　CEO·魏常抱怨找上门的客户太不靠谱，“这一行的各色人等全让我们给碰上了”。但一细想，来了这小院儿，看了这满地酒瓶的光景，还能和他们坐下谈业务的客户也可想而知。
　　他们还讨过薪，讨薪对象是某互联网大厂。当初是一个微信昵称叫“波伏娃”的大厂姑娘来四合院和他们谈的这单业务，一直是线上联络，要求他们每天为某短视频平台拍一个搞笑短片。CEO·魏不想接，“太没意思了”。财务总监接了，“账上好歹能来个几万块钱”。
　　到头来，小片儿都拍了，几万块钱却没到账。一行二人去了大厂的北京总部，“人家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找波伏娃，你别笑啊，我那时候没读过什么哲学，真不知道波伏娃是谁，那时只想向她讨薪”。
　　公司靠着账上时有时无的收入撑了两年后，六位合伙人中，一个回交响乐团吹长号，一个回老家考公务员，CEO·魏回传媒大学读研，剩下三人继续经营。一段与电影无关，却又适合发生在青春电影或情景喜剧里的日子结束了。
　　《野马分鬃》的点子最初诞生在那个四合院里。
　　一个夏夜，一群同行来院里喝酒，瞎聊。酒桌上一哥们儿说，他初三就不读书了，在家玩摩托车，做改装。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
　　魏书钧听得兴起，讲了一个自己和车有关的故事。读本科的时候，他买过一辆破旧的二手吉普，开着它载朋友满城跑，满城胡闹。后来，他又把吉普给卖了。再后来，他辗转打听到，那辆吉普被二手贩子卖给了内蒙古的一家牧民。
　　那天晚上，讲着讲着，他有些伤感。他想起那车被卖掉的时候，他不愿意自己当面交涉，便把它停在鼓楼西大街，让车贩子自己去开走。结果车贩子认错了车，撬开了旁边的一辆吉普，险些便开走了。
　　他还想起车被卖的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玩谷歌街景的时候，一时兴起，把定位拖到了鼓楼西大街，不断放大，放大，再放大，竟真的找到了停在街边的那辆吉普。那是谷歌街景数月前留存的影像记录，也是他与车真正意义上的告别。
　　本科那些年，魏书钧很少细想这辆吉普的事。那只是无数荒唐事中的一件而已。但隔了两三年，在一个热热闹闹的夏夜，他在追溯和讲述中，被伤感击中了。他想起买车那年的自己，刚刚成年，迫切地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你们开车，我也能开车，你们堵车，我也有堵车的权利，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
　　在拥有那辆吉普的日子里，他干过的所有荒唐事都有一辆车作为见证。“它就像我的一个壳儿，和我经历了很多，又分开了。我知道这样说很矫情，但一个未知的少年，碰到了一辆更充满未知的车，就是会带来很多想象空间。”
　　那些想象暂时停留在了那个夜晚。他只是知道自己被一种情绪击中了，但他没想拿它来干点什么。

　　直到两三年后，2017年春节，他用三天时间把那些回忆和想象写成了一个长片剧本的初稿。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传媒大学录音系的学生，他买了一辆二手吉普，想开着它去内蒙古草原，后来又把车卖掉了。
　　魏书钧是在篮球场上接到戛纳电影节的邮件的。那是2018年4月，他正和编剧及摄影师一起在家修改《野马分鬃》的剧本，同时也在设法找投资，好把它拍出来。没进度的时候，他们便去附近打篮球。
　　邮件里说，他的短片作品《延边少年》入围了第 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他有点懵。《延边少年》是他研究生毕业时拍的一部学生作品。投戛纳的时候他没想太多，毕竟他听说，戛纳每年要从三千多部短片里选一百部，最终入围的只有八部。
　　几个月后，《延边少年》在短片竞赛单元拿到了“特别提及”奖，《野马分鬃》也随之拿到了投资。但剧本还没改完。
　　他不想让这个剧本只停留在数年前那个夏夜的讲述里。记录和表达之间是有界限的。“你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就地取材，也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取材或者是小说里，但它们终究就只是材料而已，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材料和处理它们。其实我之前对这个界限的理解还有点模糊，但拍完《野马分鬃》之后就更清楚了。”在逐渐成型的剧本里，《野马分鬃》的故事一步步从魏书钧的个体经验脱离了出来。吉普车的出现和消失只是叙事的外壳，真正发生在主角身上的是一个年轻人被规训、被否定、被惩戒，最终打磨成年的故事。
　　解释这个概念时，他提起了《道德经》，“关于‘马’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道德经》里有很明确的比喻，它的天性是什么样的，直到它被钉了马掌，戴上鞍子。我觉得成年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匹意象中的马最终被写进了剧本的结尾，又奔跑进了成片的最后一个镜头。
　　两年后，《野马分鬃》在疫情期间入围了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多个电影节，戛纳组委会评价其“《野马分鬃》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导演精准的自我表达，它蕴藏着空气般自由的创造力，为当代华语电影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眼下，他正忙于筹备自己的第三部长片《白鹤亮翅》。而他的第二部长片《永安镇故事集》已经在疫情期间拍摄完成，并再次入围戛纳电影节。
　　魏书钧认为不必把一个创作者硬要划分到某个代际，或某个派系的创作者序列中去，不同代际的创作者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精神下成长起来而已。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得到了很多前辈同仁的帮助。本质上，与他在同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这批电影创作者没有分别。他依然希望以朴素、克制的方式讲述故事，并信奉一些朴素的理念，如《野马分鬃》里男主角遇到的一位三流艺术片导演所说，“每部电影开始之后，都会有它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