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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沿着920级阶梯，登上米兰大教堂（Duomo di Milano）屋顶的观景台，透过栏杆看广场上的人们像粒子一样，毫无规则地往这个城市的各个方向移动。我想起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写过：
“生活中很少有什么时刻能像飞机起飞升空时那样让人释然。飞机先是静静地停在机场跑道的一头，从机舱的玻璃窗看出去，是一长串熟悉的景观：公路、储油罐、草地和有着古铜色窗户的酒店；还有我们早已熟知的大地…一而现在，随着飞机引擎的轰鸣，我们突然平稳地升上了天空，眼前展现的是直视无碍的广阔视野。在陆地上我们得花上整个下午才能走完的旅程，在飞机上，只要眼珠微微转动便可一扫而过……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现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
飞机和米兰大教堂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即便有，也是米兰大教堂135个尖塔直冲云霄之势引发了我内心向上的渴望。欧洲的教堂往往占据城市空间的主导地位，通向教堂的路径并不对称，从各个小巷子，都只能看到教堂的一部分，直到走到教堂的前面才能见识到它的全部。先前只见局部的不确定与突如其来的清晰感形成强烈的反差。教堂的绝对高度代表了世俗对他们心目中的宗教思想和人物所能赋予的最崇高的形象。
哥特式教堂的造型风格尤以高、直、尖为特征，具有强烈向上的动势。我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科隆大教堂时产生的震撼。人们突然面对高耸入云的建筑，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敬畏而卑微的心理；而当人们站在高处俯瞰，又会因为尺度的反差而感叹人的渺小。不管是坐在机舱内俯瞰大地，还是攀登到教堂顶部俯瞰城市，物理位置的高低往往反应了身份的尊卑。我之所以想起德波顿关于飞行体验的描述，正是因为我体会到人对于身处高位有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追求。
在飞机被发明出来以前，人们想要体验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只有攀登。在早期的西方语言中，登山被称为“阿尔卑斯主义”（Alpinism）。因为在欧洲腹地，阿尔卑斯山是他们所知的最不可逾越的高峰。征服高地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身处低势所带来的局促感的过程。从平地走向高处，这个过程犹如飞机上升一般让人释然。
我有时候想，人类社会从一种身份的无差别状态走向一个等级分明的群落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人类的营造活动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人类最早选择天然的洞穴为家。进入氏族社会以后，为了适应部落的群居方式，人类学会了挖掘人工洞穴。这时期的洞穴多在地面以下，人类借助土层有壁不易坍塌的特点来营造居所。从竖穴发展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渐渐地，人们有意抬高建筑使其高于周围环境，借此强化其在环境中的形象。
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帕特农神庙是献给雅典的保护女神雅典娜的。今天我们认为帕特农神庙是所有建筑物中最完美的这个观念，无论是在建筑师还是在普通人的思想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帕提农神庙的正立面的各种比例尺度一直被作为古典建筑的典范；其构图形式也被用于很多不同类型的建筑。而事实上，在J.D.勒鲁瓦（Julien DavidLeroy）1758年首次出版的《希腊最美丽的纪念物遗迹》里发表卫城的复原图以前，几乎没有学者重视过帕特农神庙。
十几年后，勒鲁瓦担任布隆代尔（Jacques Fran
ois Blondel）的助教。布隆代尔是法国建筑学派最早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重要的建筑教育家。布雷（Boull6e）、勒杜（Ledoux）、钱伯斯（Chambers）这些新古典主义最杰出的建筑师都曾从他的布道中受益。在勒鲁瓦的书出版以前，布隆代尔认为最重要的四座希腊庙宇是土耳其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The Temple ofArtemis），土耳其米利都的阿波罗神庙（Apollo），希腊埃莱夫西纳的德米特尔神庙（Demeter）和雅典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lympieion）。据说书出版以后，布隆代尔在讲义中仍然没有加入帕特农神庙的任何插图（彼得·柯林斯语）。它那时还没有被普遍地被看作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建筑物。直到1855年，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在《建筑历史》中阐述：从本身的级别来说，帕特农神庙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
就这样，帕特农神庙的“精制”经过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仔细地测量，终于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希腊的庙宇永远选择最精当的位置，但就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所处的位置而言，它的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雅典卫城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上，这座小山海拔高度约150米，三面被悬崖包围，人们只可由西面步行上去。以前按照古典主义传统来工作的建筑师们，习惯将把公共建筑物放在平地上，并把公共建筑安排在公共广场的四周。所有周边的建筑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而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位置的动人之处在于，周围的环境成了风景画。人们仰望这个建筑时，会意识到，建筑就是空间之内的物体，而不是构成其他空间的物体。这种独立超脱的韵味因为卫城高高在上的位置，显得格外尊贵、神圣而不可侵犯。
后世建筑师在没有现成的丘陵位置时，常常将建筑的入口放在陡峭的高台或者阶梯的顶端，利用这些技法将建筑从环境中烘托出来。在文艺复兴晚期，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的别墅就常常由波浪形或者线形的台阶引向正面的敞廊，他将古典神庙的外墙应用到私人住宅上无疑具有将神的居所世俗化的含义，而增加建筑的高度也对身份感的提升起到了强化作用。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十分流行。
然而，在几百年前增加一个建筑的高度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这也归咎于其复杂的修饰。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在历史上曾因其高度和规模而闻名的宗教建筑，会感叹其建造过程的艰辛：德国乌尔姆主教座堂修了500多年；科隆大教堂修了600多年；林肯座堂修了200多年；斯特拉斯堡主教座堂修了快300年；鲁昂主教座堂陆续修建了600年；而米兰大教堂，也陆续修了400多年。这些倾注了数代人心血的建筑，几乎都寄托了世俗人群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 在每一个建筑时代里，经常会有一种建筑类型主导全部建筑，神庙主导古代希腊，教堂主导漫长的中世纪，府邸主导奔放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则是巴洛克风格最佳的载体。到了19世纪，无所顾忌、追求自由的美国人推陈出新。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建筑类型，并将对高度的追求转移到这种新的建筑载体上
摩天大楼。从前人们通过追求神圣建筑的高度来表达对神性的宣誓，到摩天大楼出现以后，人的权威和权利有了新的可施加的对象。
摩天大楼是工业文化下最野心勃勃的产物，没有技术的革新它将无法实现。1853年乘客电梯的发明和1890年钢结构的完善影响了高层建筑，使得城市中心得以集中开拓，房地产商和制造业巨头为之兴奋。从那时开始，建筑师对于高度的追求就不再像古典建筑那样低调内敛、不易察觉，而是变得非常直白。
纽约和芝加哥几乎同时加入修建高楼的竞赛，但是这两座城市的摩天大楼风格不尽相同。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和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摩天大楼通常占据较大的地块，体量粗壮，强调水平方向的视觉冲击力，给人_种“矮胖”的印象。这是因为在1893年，芝加哥规定房屋高度不能超过42米。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放宽了一倍，即便如此，早期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就高度而言还是落了下风。纽约的摩天大楼通常占据较小的地块，体量修长，具有呼啸而去的冲天之势。一百年过去了，尽管今天的我们已经对摩天大楼毫不陌生，曼哈顿的天际线还是会让初到纽约的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敬畏和钦佩。
纽约的城市发展史无疑浓缩了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尤以曼哈顿为最。那些城市之间促狭的小格子竟然催生出像针尖一样的建筑形态，它们对彼此毫不谦让，但又恪守自身位置的本分。在一个世纪内，由于摩天大楼的出现，以及地铁（1863）、电车（1884）和轻轨铁路运输（1890年）的相继问世，在欧洲已有五百年历史的有限城市的传统被完全打破了。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人在高楼大厦这种垂直空间上的秩序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身份尊贵的社会阶层常占据了较高的空间，而出身卑微的阶层则被迫处于较低的空间。
上个世纪库哈斯（Rem Koolhaas）提出的“大都会的拥挤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和高度相关的。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都能大行其道。事实上，只要稍微与我们的生活经历加以联系，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精致的餐厅、画廊和各类精品店常常被安排在摩天大楼的高层；而超市或者平价百货商店往往在摩天大楼的低层，甚至是地下
每个人都极易到达，那里是最不容易让人觉察出身份差异的场所。大众媒体上宣称的美好生活，阳光、空气、毫无阻挡的视野，所有的一切常常是设立在高过大多数人头顶的场景之中。在荧幕上，很少有完美的爱情故事在地下停车场结局，高级的社交活动也频繁出现在大厦顶层的露台上。这些视觉信息都传递出一个认知：人需要高于某处，才能高于某事。
芝加哥、纽约、东京、香港、台北、上海和迪拜…一眼下所有以天堂和地狱并称的城市都以摩天大楼作为城市的标签，并且乐此不疲。当然，今日有望冲击世界排名的高楼极少出现在西方城市，它们大都在东方。双子塔仍然雄伟地矗立在吉隆坡的风景中，一眼可辨。台北101大厦，高度超过吉隆坡双子塔57米，又一跃成为世界之最。在上海，KP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让其势。在迪拜，芝加哥的建筑师事务所SOM抛弃了本土战场，大手笔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超过800米的建筑，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在东京，森大厦株式会社和KPF联合开发的六本木新城森大厦虽然外表和高度平庸，但是它打破了传统的商场、办公室、住宅混合的摩天大楼模式，成功引入了另一个新元素
艺术博物馆。森艺术博物馆占据了大厦顶部的两层空间，是全东京最高档的空中美术馆。
在夜晚来临之后，高楼林立，上下穿行的电梯，是许多摄影师描绘城市节奏的题材，它们营造出来的光路，相对于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立交桥，更像是城市上通下达的血脉。
单单为追求世界第一的头衔而修建高楼固然有些孩子气，然而世人对极限高度的幻想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倦怠的迹象。2000年，游戏玩家们沉浸在《杀出重围》（Dells Ex）的奇幻未来世界里。游戏虚构了一个因人类膨胀而恐怖主义盛行的动荡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到处都是倒塌的废墟。而到《杀出重围3——人类革命》时，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上海横沙岛。一个被称为盘古（Pangu）的单体建筑支撑起一个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层组成的两界。盘古是中国古代神话里开天辟地的神，其寓意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城上之城。
历史上曾有先例可循。在爱丁堡旧城内曾有一条深达7层的地下街道玛丽金街，是16世纪贫民聚居区的一条地下街，后来因为黑死病爆发而被关闭。17世纪时，以这条街为地基，在其正上方建造了皇家交易所，原来街道的天窗全都消失了，但里面一直有人居住。
中国社会也似乎有可能接受这样的建筑分层。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住在北京地下狭小的出租房里。他们就像从前修建科隆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的工匠那样，蜷缩在建筑的最底层，构筑的却是城市最远大的愿景。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果真如此，那么高度就是这雄辩术中最惯用的论据。
“生活中很少有什么时刻能像飞机起飞升空时那样让人释然。飞机先是静静地停在机场跑道的一头，从机舱的玻璃窗看出去，是一长串熟悉的景观：公路、储油罐、草地和有着古铜色窗户的酒店；还有我们早已熟知的大地…一而现在，随着飞机引擎的轰鸣，我们突然平稳地升上了天空，眼前展现的是直视无碍的广阔视野。在陆地上我们得花上整个下午才能走完的旅程，在飞机上，只要眼珠微微转动便可一扫而过……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现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
飞机和米兰大教堂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即便有，也是米兰大教堂135个尖塔直冲云霄之势引发了我内心向上的渴望。欧洲的教堂往往占据城市空间的主导地位，通向教堂的路径并不对称，从各个小巷子，都只能看到教堂的一部分，直到走到教堂的前面才能见识到它的全部。先前只见局部的不确定与突如其来的清晰感形成强烈的反差。教堂的绝对高度代表了世俗对他们心目中的宗教思想和人物所能赋予的最崇高的形象。
哥特式教堂的造型风格尤以高、直、尖为特征，具有强烈向上的动势。我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科隆大教堂时产生的震撼。人们突然面对高耸入云的建筑，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敬畏而卑微的心理；而当人们站在高处俯瞰，又会因为尺度的反差而感叹人的渺小。不管是坐在机舱内俯瞰大地，还是攀登到教堂顶部俯瞰城市，物理位置的高低往往反应了身份的尊卑。我之所以想起德波顿关于飞行体验的描述，正是因为我体会到人对于身处高位有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追求。
在飞机被发明出来以前，人们想要体验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只有攀登。在早期的西方语言中，登山被称为“阿尔卑斯主义”（Alpinism）。因为在欧洲腹地，阿尔卑斯山是他们所知的最不可逾越的高峰。征服高地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身处低势所带来的局促感的过程。从平地走向高处，这个过程犹如飞机上升一般让人释然。
我有时候想，人类社会从一种身份的无差别状态走向一个等级分明的群落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人类的营造活动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人类最早选择天然的洞穴为家。进入氏族社会以后，为了适应部落的群居方式，人类学会了挖掘人工洞穴。这时期的洞穴多在地面以下，人类借助土层有壁不易坍塌的特点来营造居所。从竖穴发展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渐渐地，人们有意抬高建筑使其高于周围环境，借此强化其在环境中的形象。
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帕特农神庙是献给雅典的保护女神雅典娜的。今天我们认为帕特农神庙是所有建筑物中最完美的这个观念，无论是在建筑师还是在普通人的思想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帕提农神庙的正立面的各种比例尺度一直被作为古典建筑的典范；其构图形式也被用于很多不同类型的建筑。而事实上，在J.D.勒鲁瓦（Julien DavidLeroy）1758年首次出版的《希腊最美丽的纪念物遗迹》里发表卫城的复原图以前，几乎没有学者重视过帕特农神庙。
十几年后，勒鲁瓦担任布隆代尔（Jacques Fran
ois Blondel）的助教。布隆代尔是法国建筑学派最早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重要的建筑教育家。布雷（Boull6e）、勒杜（Ledoux）、钱伯斯（Chambers）这些新古典主义最杰出的建筑师都曾从他的布道中受益。在勒鲁瓦的书出版以前，布隆代尔认为最重要的四座希腊庙宇是土耳其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The Temple ofArtemis），土耳其米利都的阿波罗神庙（Apollo），希腊埃莱夫西纳的德米特尔神庙（Demeter）和雅典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lympieion）。据说书出版以后，布隆代尔在讲义中仍然没有加入帕特农神庙的任何插图（彼得·柯林斯语）。它那时还没有被普遍地被看作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建筑物。直到1855年，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在《建筑历史》中阐述：从本身的级别来说，帕特农神庙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
就这样，帕特农神庙的“精制”经过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仔细地测量，终于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希腊的庙宇永远选择最精当的位置，但就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所处的位置而言，它的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雅典卫城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上，这座小山海拔高度约150米，三面被悬崖包围，人们只可由西面步行上去。以前按照古典主义传统来工作的建筑师们，习惯将把公共建筑物放在平地上，并把公共建筑安排在公共广场的四周。所有周边的建筑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而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位置的动人之处在于，周围的环境成了风景画。人们仰望这个建筑时，会意识到，建筑就是空间之内的物体，而不是构成其他空间的物体。这种独立超脱的韵味因为卫城高高在上的位置，显得格外尊贵、神圣而不可侵犯。
后世建筑师在没有现成的丘陵位置时，常常将建筑的入口放在陡峭的高台或者阶梯的顶端，利用这些技法将建筑从环境中烘托出来。在文艺复兴晚期，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的别墅就常常由波浪形或者线形的台阶引向正面的敞廊，他将古典神庙的外墙应用到私人住宅上无疑具有将神的居所世俗化的含义，而增加建筑的高度也对身份感的提升起到了强化作用。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十分流行。
然而，在几百年前增加一个建筑的高度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这也归咎于其复杂的修饰。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在历史上曾因其高度和规模而闻名的宗教建筑，会感叹其建造过程的艰辛：德国乌尔姆主教座堂修了500多年；科隆大教堂修了600多年；林肯座堂修了200多年；斯特拉斯堡主教座堂修了快300年；鲁昂主教座堂陆续修建了600年；而米兰大教堂，也陆续修了400多年。这些倾注了数代人心血的建筑，几乎都寄托了世俗人群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 在每一个建筑时代里，经常会有一种建筑类型主导全部建筑，神庙主导古代希腊，教堂主导漫长的中世纪，府邸主导奔放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则是巴洛克风格最佳的载体。到了19世纪，无所顾忌、追求自由的美国人推陈出新。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建筑类型，并将对高度的追求转移到这种新的建筑载体上
摩天大楼。从前人们通过追求神圣建筑的高度来表达对神性的宣誓，到摩天大楼出现以后，人的权威和权利有了新的可施加的对象。
摩天大楼是工业文化下最野心勃勃的产物，没有技术的革新它将无法实现。1853年乘客电梯的发明和1890年钢结构的完善影响了高层建筑，使得城市中心得以集中开拓，房地产商和制造业巨头为之兴奋。从那时开始，建筑师对于高度的追求就不再像古典建筑那样低调内敛、不易察觉，而是变得非常直白。
纽约和芝加哥几乎同时加入修建高楼的竞赛，但是这两座城市的摩天大楼风格不尽相同。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和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摩天大楼通常占据较大的地块，体量粗壮，强调水平方向的视觉冲击力，给人_种“矮胖”的印象。这是因为在1893年，芝加哥规定房屋高度不能超过42米。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放宽了一倍，即便如此，早期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就高度而言还是落了下风。纽约的摩天大楼通常占据较小的地块，体量修长，具有呼啸而去的冲天之势。一百年过去了，尽管今天的我们已经对摩天大楼毫不陌生，曼哈顿的天际线还是会让初到纽约的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敬畏和钦佩。
纽约的城市发展史无疑浓缩了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尤以曼哈顿为最。那些城市之间促狭的小格子竟然催生出像针尖一样的建筑形态，它们对彼此毫不谦让，但又恪守自身位置的本分。在一个世纪内，由于摩天大楼的出现，以及地铁（1863）、电车（1884）和轻轨铁路运输（1890年）的相继问世，在欧洲已有五百年历史的有限城市的传统被完全打破了。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人在高楼大厦这种垂直空间上的秩序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身份尊贵的社会阶层常占据了较高的空间，而出身卑微的阶层则被迫处于较低的空间。
上个世纪库哈斯（Rem Koolhaas）提出的“大都会的拥挤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和高度相关的。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都能大行其道。事实上，只要稍微与我们的生活经历加以联系，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精致的餐厅、画廊和各类精品店常常被安排在摩天大楼的高层；而超市或者平价百货商店往往在摩天大楼的低层，甚至是地下
每个人都极易到达，那里是最不容易让人觉察出身份差异的场所。大众媒体上宣称的美好生活，阳光、空气、毫无阻挡的视野，所有的一切常常是设立在高过大多数人头顶的场景之中。在荧幕上，很少有完美的爱情故事在地下停车场结局，高级的社交活动也频繁出现在大厦顶层的露台上。这些视觉信息都传递出一个认知：人需要高于某处，才能高于某事。
芝加哥、纽约、东京、香港、台北、上海和迪拜…一眼下所有以天堂和地狱并称的城市都以摩天大楼作为城市的标签，并且乐此不疲。当然，今日有望冲击世界排名的高楼极少出现在西方城市，它们大都在东方。双子塔仍然雄伟地矗立在吉隆坡的风景中，一眼可辨。台北101大厦，高度超过吉隆坡双子塔57米，又一跃成为世界之最。在上海，KP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让其势。在迪拜，芝加哥的建筑师事务所SOM抛弃了本土战场，大手笔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超过800米的建筑，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在东京，森大厦株式会社和KPF联合开发的六本木新城森大厦虽然外表和高度平庸，但是它打破了传统的商场、办公室、住宅混合的摩天大楼模式，成功引入了另一个新元素
艺术博物馆。森艺术博物馆占据了大厦顶部的两层空间，是全东京最高档的空中美术馆。
在夜晚来临之后，高楼林立，上下穿行的电梯，是许多摄影师描绘城市节奏的题材，它们营造出来的光路，相对于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立交桥，更像是城市上通下达的血脉。
单单为追求世界第一的头衔而修建高楼固然有些孩子气，然而世人对极限高度的幻想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倦怠的迹象。2000年，游戏玩家们沉浸在《杀出重围》（Dells Ex）的奇幻未来世界里。游戏虚构了一个因人类膨胀而恐怖主义盛行的动荡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到处都是倒塌的废墟。而到《杀出重围3——人类革命》时，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上海横沙岛。一个被称为盘古（Pangu）的单体建筑支撑起一个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层组成的两界。盘古是中国古代神话里开天辟地的神，其寓意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城上之城。
历史上曾有先例可循。在爱丁堡旧城内曾有一条深达7层的地下街道玛丽金街，是16世纪贫民聚居区的一条地下街，后来因为黑死病爆发而被关闭。17世纪时，以这条街为地基，在其正上方建造了皇家交易所，原来街道的天窗全都消失了，但里面一直有人居住。
中国社会也似乎有可能接受这样的建筑分层。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住在北京地下狭小的出租房里。他们就像从前修建科隆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的工匠那样，蜷缩在建筑的最底层，构筑的却是城市最远大的愿景。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果真如此，那么高度就是这雄辩术中最惯用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