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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2014年6月29日下午。
新宿电车站南口，一个中等身材、稍显瘦弱的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爬上天桥，席地而坐，开始演讲，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
连日来对此种抗议见怪不怪的行人没有注意到他身边放着两瓶液体。突然，火光冲天而起——自焚。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种极端抗议的方式在日本并不常见。
自焚事件以及日本国内高昂的抗议声，仍未阻遏住安倍政府为集体自卫权松绑。
其正式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日子——7月1日——是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而7月7日，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
从2006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以来，过去8年来，安倍晋三为这一刻下足了功夫。
2012年12月再次上任后，安倍晋三不断渲染日本受到所谓“威胁”，多次在国会声称：“日本领海接连受到侵犯。”
据《东京新闻》报道，安倍晋三甚至在国会举例说：“或许装扮成渔民的武装集团会登上我国的离岛，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种‘灰色事态’的应对措施。”
7月1日至2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电话民调结果表明，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7.8%，不支持率为40.6%。是什么让一个民选政府置民意于不顾，甚至甘愿赌上自己的前程，定将“解禁”进行到底？
日本作家雨宫处凛说：“（安倍政权）好战的本性已经暴露无余，（他）正试图从根基上急速改变日本。”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2014年，将近70年时间，日本一直声称奉行“和平主义”原则，不在国外拥有军事基地，军队没参加过战争。集体自卫权解禁，意味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发生了质的转变——架空宪法中对日本发动战争的限制，也为将来可能的修宪埋下了伏笔。
傲慢与幼稚
《日本会发动战争吗？集体自卫权与自卫队》一书的作者半田滋认为，安倍晋三在战争问题上的一贯作风是“傲慢与幼稚”。
他认为，安倍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傲慢，如同此前《保密法》的审议与通过那样，采用的手法都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7月1日早晨7点半，日本国会议事堂后面的第二议员会馆会议室，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员在讨论“集体自卫权”问题。
25分钟后，会议室大门打开。
“合议了！”从5月中旬开始，两党就此开过11次会议，达成一致。
满脸皱纹，鼓起的眼泡和黑眼圈，主管此事的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显得相当疲惫。要让民意同意日本军队出国作战，特别是主动发起对其他国家的战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安倍军国主义”的傲慢，正在于不是通过民众讨论的方式通过，而是仅仅由20来个内阁大臣闭门讨论，就让日本政府具有了这个“权力”。
八年“心结”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12年12月22日首相指名前夕，安倍晋三在老家山口县长门市的亡父、前外相安倍晋太郎墓前祭拜。
回忆起2007年9月的突然辞职，安倍说：“当时被整个日本烙下了‘你不行’的烙印，几乎葬送了政治生命，像进了地狱般痛苦。”
安倍晋三在2006年上任伊始便曾谈及集体自卫权，当时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一方面他年轻气盛，另外一方面也显露出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据共同社报道，在父亲墓前，安倍晋三发誓“这次将认真完成首相的重任直到任期结束”。
为集体自卫权 “松绑”，一直是安倍晋三的政治心结。
何谓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干预和阻止的权力。简言之，即一个联盟所有成员在其中一个成员遭受攻击时相互武装援助。
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这一条款成为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法律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于1946年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根据宪法第9条的政府解释，日本行使自卫权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遭到紧急不当的武力侵犯、没有其他合适手段可以排除侵犯、武力行使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
由于集体自卫权不属于“日本遭到紧急不当武力侵犯”的范畴，这一政府解释实际上排除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
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选择，也是其“专守防卫”基本国策的一个要素。然而长期以来，日本执政势力一直寻求突破“集体自卫权”行使的禁区，试图通过三种形式突破“专守防卫”界限 ：
一是通过修改宪法“废掉第9条”，名正言顺地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绕过费时费力的修宪程序，以改变“政府宪法解释”方式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三是在制造政策实践先例，用既成事实否定“集体自卫权”禁区。
解禁集体自卫权以“脱离战后体制”为终极目标。
“‘脱离战后体制’包含了一种情感，即由于1945年的战败，日本被强加上战后的体制，若不从中脱离，就无法回到‘美丽的日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西原春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煽动危机感的“催眠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小泽一郎、小泉纯一郎等多届内阁一直在上述三种方式间“游荡”，企图为“解禁”添砖加瓦。
2006年，接力棒交到安倍晋三手中。第一次出任首相的他公开宣称“修宪是本届内阁的目标”。在他看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赋予日本威慑力，防止他国攻击日本。
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安倍加快了解禁的步伐。他不断提及“威胁论”——“日本领海接连受到侵犯”、“围绕我国的安全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在安全保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有必要继续讨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札幌市市长上田文雄曾批评说：“这种煽动危机感的做法，就是不让国民作出冷静判断，酷似施加催眠术。”
韩国《朝鲜日报》一篇文章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安倍政权力图摆脱维持近70年的“放弃战争权”的束缚，此举可能对东北亚安全诱发的后果令人担忧。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安倍晋三甚至向执政盟友、标榜“和平政党”的公明党施压，宣称即便放弃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内阁支持率下降，也一定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此前被和平人士寄予厚望的公明党，最终对安倍政府采取妥协立场。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日前公开发表言论，认可“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安倍晋三长达8年的努力开了“绿灯”。
日本政府通过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后，在首相官邸前示威抗议的人数从上午的2000多人逐渐增加到上万人。“不要安倍”、“不要战争”的呼声此起彼伏。
《朝日新闻》报道，31岁的外山爱抱着刚刚4个月的孩子参加了反战游行。她质问说，一个国家在参加战争这个大问题上，不是通过民众同意，不是通过议会的表决，而是由20来个内阁成员说定就定了，这是否符合民主原则？“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日本政治正在全面加速右倾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说，“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日本宪法、抛弃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以此为目标，日本正加速政治和政策上的自我松绑。”
“安倍再次执政一年多来，日本的新安保框架已经确立，其安全防护政策已经完成了一次大的蜕变，我们怀疑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会由此转向。”李薇说。
为何会在安倍手中解禁
自今年7月1日起，被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成为历史。
安倍政府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
早前在其设立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构筑恳谈会”的一次讨论中，安倍解释说：“并不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要实际参加战斗，只是讨论能否搬运医药品和弹药。所说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制约适用于全体自卫队。”
为何安倍能成为“解禁”的“集大成者”？这跟“站在他身后的人”有莫大关系。
“名为‘日本会议’的政治集团对安倍思想体系的确立起到了培养、帮助和指导的作用。”西原春夫说，“正是这帮人，为安倍树立了‘脱离战后体制’的终极目标。”
安倍内阁成立之初，首先迎合全民的意愿进行复兴经济的努力，随后其“工作重心”转移。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国民投票权的法定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等，都以修宪为目的。
“去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与此不无关系。”西元说。
除了战略思想上的武装，安倍晋三还抓住了两个战术“机遇期”：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
首先，他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制造假想敌，为“解禁”创造舆论环境。其次，美国的纵容助推“松绑”最终实现。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先前对“解禁”一事相对低调，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国防部长、驻日大使均称这是日本“国内事务”，不过多干涉。但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总统奥巴马均直接公开支持日本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考虑。
美国的支持不仅出于从深化美日同盟的考虑，更着眼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研究员袁杨认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实际上是制衡中国的发展；同时，美国不愿冲在第一线，希望利用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拖累中国。这是美国很重要的战略利益。
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的趋势为“解禁”提供了空间和土壤。近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反映在政府层面就是不断美化侵略历史、首相和阁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这种“右转”的趋势，最大限度地为安倍政府整合了各个层面的资源，使其有一定的资本“冒选民之大不韪”。
“松绑”后会怎样
目前日本有25万军人，军人与国民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等“好战媒体”声称日本武器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似乎不但随时可以一战，而且战无不胜。日本国内也有声音认为，财政实力会制约军事预算，如日本军事评论家冈部伊作不这样认为，日本目前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1000万亿日元，是国家税收的20多倍，“继续增加军事预算的可能性不高”。
不过，尽管过程非常艰难，但安倍政府在2013年仍然增加了一些军费。
袁杨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日本战后军事力量的发展有跨时代意义，意味着日本能够以“关系密切”、“友好”的国家遭受攻击为名义，主动参与一些超越本土防卫、非作战行动之外的军事行动。
比如，以前是美国能帮日本，而日本不能帮美国。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可以帮美国“反击”第三方的“进攻”。相比以前的“专守防卫”，这一点变化非常大。
袁杨举例说，以前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主要承担建设和平任务，往往是在后方，而且是停战、停火之后。按照日方的说法，不能参加维和行动主体业务，只能参加一些附属性质的业务。而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能以武装力量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维和行动中。
此外，解禁集体自卫权可以使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摆脱诸多限制。袁杨说，以前自卫队武器装备发展受限，比如不能有进攻性武器，导弹射程被限于较短距离。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军事力量会有所发展”。
刘卫东认为，实际上，日本今后行使集体自卫权，依然是给美国当“配角”。
新宿电车站南口，一个中等身材、稍显瘦弱的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爬上天桥，席地而坐，开始演讲，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
连日来对此种抗议见怪不怪的行人没有注意到他身边放着两瓶液体。突然，火光冲天而起——自焚。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种极端抗议的方式在日本并不常见。
自焚事件以及日本国内高昂的抗议声，仍未阻遏住安倍政府为集体自卫权松绑。
其正式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日子——7月1日——是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而7月7日，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
从2006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以来，过去8年来，安倍晋三为这一刻下足了功夫。
2012年12月再次上任后，安倍晋三不断渲染日本受到所谓“威胁”，多次在国会声称：“日本领海接连受到侵犯。”
据《东京新闻》报道，安倍晋三甚至在国会举例说：“或许装扮成渔民的武装集团会登上我国的离岛，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种‘灰色事态’的应对措施。”
7月1日至2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电话民调结果表明，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7.8%，不支持率为40.6%。是什么让一个民选政府置民意于不顾，甚至甘愿赌上自己的前程，定将“解禁”进行到底？
日本作家雨宫处凛说：“（安倍政权）好战的本性已经暴露无余，（他）正试图从根基上急速改变日本。”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2014年，将近70年时间，日本一直声称奉行“和平主义”原则，不在国外拥有军事基地，军队没参加过战争。集体自卫权解禁，意味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发生了质的转变——架空宪法中对日本发动战争的限制，也为将来可能的修宪埋下了伏笔。
傲慢与幼稚
《日本会发动战争吗？集体自卫权与自卫队》一书的作者半田滋认为，安倍晋三在战争问题上的一贯作风是“傲慢与幼稚”。
他认为，安倍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傲慢，如同此前《保密法》的审议与通过那样，采用的手法都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7月1日早晨7点半，日本国会议事堂后面的第二议员会馆会议室，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员在讨论“集体自卫权”问题。
25分钟后，会议室大门打开。
“合议了！”从5月中旬开始，两党就此开过11次会议，达成一致。
满脸皱纹，鼓起的眼泡和黑眼圈，主管此事的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显得相当疲惫。要让民意同意日本军队出国作战，特别是主动发起对其他国家的战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安倍军国主义”的傲慢，正在于不是通过民众讨论的方式通过，而是仅仅由20来个内阁大臣闭门讨论，就让日本政府具有了这个“权力”。
八年“心结”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12年12月22日首相指名前夕，安倍晋三在老家山口县长门市的亡父、前外相安倍晋太郎墓前祭拜。
回忆起2007年9月的突然辞职，安倍说：“当时被整个日本烙下了‘你不行’的烙印，几乎葬送了政治生命，像进了地狱般痛苦。”
安倍晋三在2006年上任伊始便曾谈及集体自卫权，当时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一方面他年轻气盛，另外一方面也显露出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据共同社报道，在父亲墓前，安倍晋三发誓“这次将认真完成首相的重任直到任期结束”。
为集体自卫权 “松绑”，一直是安倍晋三的政治心结。
何谓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干预和阻止的权力。简言之，即一个联盟所有成员在其中一个成员遭受攻击时相互武装援助。
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这一条款成为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法律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于1946年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根据宪法第9条的政府解释，日本行使自卫权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遭到紧急不当的武力侵犯、没有其他合适手段可以排除侵犯、武力行使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
由于集体自卫权不属于“日本遭到紧急不当武力侵犯”的范畴，这一政府解释实际上排除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
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选择，也是其“专守防卫”基本国策的一个要素。然而长期以来，日本执政势力一直寻求突破“集体自卫权”行使的禁区，试图通过三种形式突破“专守防卫”界限 ：
一是通过修改宪法“废掉第9条”，名正言顺地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绕过费时费力的修宪程序，以改变“政府宪法解释”方式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三是在制造政策实践先例，用既成事实否定“集体自卫权”禁区。
解禁集体自卫权以“脱离战后体制”为终极目标。
“‘脱离战后体制’包含了一种情感，即由于1945年的战败，日本被强加上战后的体制，若不从中脱离，就无法回到‘美丽的日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西原春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煽动危机感的“催眠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小泽一郎、小泉纯一郎等多届内阁一直在上述三种方式间“游荡”，企图为“解禁”添砖加瓦。
2006年，接力棒交到安倍晋三手中。第一次出任首相的他公开宣称“修宪是本届内阁的目标”。在他看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赋予日本威慑力，防止他国攻击日本。
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安倍加快了解禁的步伐。他不断提及“威胁论”——“日本领海接连受到侵犯”、“围绕我国的安全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在安全保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有必要继续讨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札幌市市长上田文雄曾批评说：“这种煽动危机感的做法，就是不让国民作出冷静判断，酷似施加催眠术。”
韩国《朝鲜日报》一篇文章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安倍政权力图摆脱维持近70年的“放弃战争权”的束缚，此举可能对东北亚安全诱发的后果令人担忧。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安倍晋三甚至向执政盟友、标榜“和平政党”的公明党施压，宣称即便放弃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内阁支持率下降，也一定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此前被和平人士寄予厚望的公明党，最终对安倍政府采取妥协立场。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日前公开发表言论，认可“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安倍晋三长达8年的努力开了“绿灯”。
日本政府通过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后，在首相官邸前示威抗议的人数从上午的2000多人逐渐增加到上万人。“不要安倍”、“不要战争”的呼声此起彼伏。
《朝日新闻》报道，31岁的外山爱抱着刚刚4个月的孩子参加了反战游行。她质问说，一个国家在参加战争这个大问题上，不是通过民众同意，不是通过议会的表决，而是由20来个内阁成员说定就定了，这是否符合民主原则？“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日本政治正在全面加速右倾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说，“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日本宪法、抛弃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以此为目标，日本正加速政治和政策上的自我松绑。”
“安倍再次执政一年多来，日本的新安保框架已经确立，其安全防护政策已经完成了一次大的蜕变，我们怀疑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会由此转向。”李薇说。
为何会在安倍手中解禁
自今年7月1日起，被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成为历史。
安倍政府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
早前在其设立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构筑恳谈会”的一次讨论中，安倍解释说：“并不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要实际参加战斗，只是讨论能否搬运医药品和弹药。所说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制约适用于全体自卫队。”
为何安倍能成为“解禁”的“集大成者”？这跟“站在他身后的人”有莫大关系。
“名为‘日本会议’的政治集团对安倍思想体系的确立起到了培养、帮助和指导的作用。”西原春夫说，“正是这帮人，为安倍树立了‘脱离战后体制’的终极目标。”
安倍内阁成立之初，首先迎合全民的意愿进行复兴经济的努力，随后其“工作重心”转移。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国民投票权的法定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等，都以修宪为目的。
“去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与此不无关系。”西元说。
除了战略思想上的武装，安倍晋三还抓住了两个战术“机遇期”：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
首先，他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制造假想敌，为“解禁”创造舆论环境。其次，美国的纵容助推“松绑”最终实现。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先前对“解禁”一事相对低调，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国防部长、驻日大使均称这是日本“国内事务”，不过多干涉。但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总统奥巴马均直接公开支持日本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考虑。
美国的支持不仅出于从深化美日同盟的考虑，更着眼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研究员袁杨认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实际上是制衡中国的发展；同时，美国不愿冲在第一线，希望利用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拖累中国。这是美国很重要的战略利益。
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的趋势为“解禁”提供了空间和土壤。近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反映在政府层面就是不断美化侵略历史、首相和阁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这种“右转”的趋势，最大限度地为安倍政府整合了各个层面的资源，使其有一定的资本“冒选民之大不韪”。
“松绑”后会怎样
目前日本有25万军人，军人与国民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等“好战媒体”声称日本武器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似乎不但随时可以一战，而且战无不胜。日本国内也有声音认为，财政实力会制约军事预算，如日本军事评论家冈部伊作不这样认为，日本目前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1000万亿日元，是国家税收的20多倍，“继续增加军事预算的可能性不高”。
不过，尽管过程非常艰难，但安倍政府在2013年仍然增加了一些军费。
袁杨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日本战后军事力量的发展有跨时代意义，意味着日本能够以“关系密切”、“友好”的国家遭受攻击为名义，主动参与一些超越本土防卫、非作战行动之外的军事行动。
比如，以前是美国能帮日本，而日本不能帮美国。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可以帮美国“反击”第三方的“进攻”。相比以前的“专守防卫”，这一点变化非常大。
袁杨举例说，以前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主要承担建设和平任务，往往是在后方，而且是停战、停火之后。按照日方的说法，不能参加维和行动主体业务，只能参加一些附属性质的业务。而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能以武装力量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维和行动中。
此外，解禁集体自卫权可以使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摆脱诸多限制。袁杨说，以前自卫队武器装备发展受限，比如不能有进攻性武器，导弹射程被限于较短距离。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军事力量会有所发展”。
刘卫东认为，实际上，日本今后行使集体自卫权，依然是给美国当“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