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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押中国抗日军民的石家庄及华北一带集中营，有着最残酷的死亡，也有最激烈的战斗。
高墙。电网。炮楼。巡逻的哨兵走来走去。梅欧被猛搡一下，撞进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脚还没站稳，一股刺鼻的药水朝她劈头盖脸地喷过来。“躲啥躲？进这儿来，每个人都要先消毒。”她睁不开眼，只听见有人大声喝斥。消完毒，梅欧接过一个号码是907的布胸章。自此，她变成了一个代号。
这是1941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石家庄集中营。几天前，日军包围了灵寿山区的一个村庄，逮捕了正在村里养病的《晋察冀日报》记者梅欧，并将她关进这里。
天刚蒙蒙亮，集中营就被尖利的铃声惊醒。操场上凉飕飕的。一些男难友用草绳把水泥袋捆在身上御寒。低头一看，到处都是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子。太阳旗和汪伪政权的旗帜在音乐声中升起。
集体跑步结束后，管理人员抬过来一个大木箱，盛有高粱米饭和烂菜叶。有人用日军扔的罐头盒当碗，多数人没有碗筷，用木棍夹，用手抓，很快将饭菜一抢而空。
一天的劳役开始了。男难友在集中营内的工场、农园劳动，或者被日军押解到营外的衣粮厂、仓库、车站、机场、兵营等地装卸货物、挖战壕、筑碉堡、修建军事工程。梅欧等女难友则去洗衣服、做鞋子、缝补衣服。
晚饭后，难友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参加政治学习。“某某于此幸福之石门，共渡幸福生活，对友军乃至为铭感也之。”这些经常出现在《石门新报》以及《新民报》上的句子，是大家被迫学习的内容。梅欧入营的第一天，就被要求学唱《东亚进行曲》、《劳工训练所歌》等日伪歌曲。
这样的生活，每天都在石家庄集中营里周而复始地上演。
俘虏
这座占地277亩（其中200亩为农园和工场）的集中营位于石家庄市休门镇南。1938年初夏，日军在这里圈占农田建了一座兵营，称为南兵营。
第二年8月，日军第一一0师团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在南兵营里成立了名叫“俘虏收容所”的集中营，把在冀中、冀南、冀西、太行等地作战、扫荡时抓捕的抗日军民，以及军、警、宪、特逮捕审讯后的部分人员送进来，当时关押了几百人。
1941年是个转折点，当年8月，日军把俘虏收容所扩编，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并把保定劳工教习所管理人员及所剩战俘分批迁入，集中营里的战俘骤增到数千人。
促成这一变化，有两个原因。从1941年起，日军对石家庄周围的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冀中、冀南、太行、北岳四区进行反复“扫荡”、清剿，抓捕的抗日军民成倍增加。
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关东军北进战略的需要。1941年4月，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约定，把华北的俘虏作为特殊工人送往伪满，满足日军的要塞工程建设所需，同时送往日本矿山。华北日军每向伪满财阀提供一名劳工，可获得35元（后改为50元）劳工输送费。
石门劳工教习所，直属第一一０师团司令部和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所属的日特组织“北平六条公馆”领导，但具体管理和看押战俘的日军，只有3个班30多个日本兵。另外，所部办公室有三个翻译和少量医生、会计、情报人员。
日军采取的是“以华制华、以俘治俘”的策略，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进行管理。劳工教习所成立后，俘虏管理机构分设警备班、干部班。警备班专收20岁以下的八路军战士，集中训练后，协助日军在铁丝网内放哨。干部班有11个科（课），并设有调解委员会、办公室，指派了指导员、总班长、科长等干部。
干部班各科管理普通班。普通班有鞋工班、理发班、缝工班、菜园班、老头班、妇女班、病号班、炊事班等等。梅欧和其他20多个女战俘就被编在妇女班。
劳役
妇女班人少，住在单独的宿舍里，挤一挤，每个人都还能勉强躺下，而男战俘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干部班以科为单位住小房间，而普通班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狭窄的木板房里，地上铺几张席子，用砖当枕头，睡觉时，几床破棉被让大家拉来扯去。每次“大扫荡”后，集中营里的人就会猛增。木板房住不下就围一些席棚子。一个长30米的席棚内睡五六百人。不少人没有地方睡，只能坐着打盹，或者躺在在棚外。
由于吃不饱饭，体质差，不少人带着伤病参加劳动，稍微干得慢点，就要遭到监工的训斥和毒打。有的人干着干着就昏倒在地上，醒过来还得接着干。
集中营的战俘劳工在石家庄到底干了多少活，从一串数据或能窥见一斑。从1937年到1945年，日军在石家庄修建了5大兵营、2个飞机场、几十处军事工程、数千个碉堡和几十公里长的封锁沟，而这些工程几乎都是驱逐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的。
酷刑
除了繁重的劳役，日军对他们认为不忠诚的战俘，常常施以酷刑。
三九0六部队小监狱，一四一七部队监狱、石门宪兵队监狱和石门警察署监狱驻地军、警、宪、特设立的小监狱，是同集中营相联系的，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发现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转到小监狱审讯。
梅欧入营，以农村妇女的身份登记，可没过多久就暴露身份。她被按倒在凳子上，四肢与四条凳子腿捆在一起，头仰着垂下，打手们提着水壶往她口鼻里灌。憋不住想用鼻子吸气时，一股冷水灌进去，疼痛顿时从鼻腔烧到胸部。
灌凉水，吊打，棒打，坐老虎凳，压杠子，过直流电，用烙铁烙，用军犬咬，关地牢……这些酷刑，战俘们已经司空见惯。更有残忍的日军，把烧红的煤球往战俘劳工嘴里放，用烙铁将男战俘的生殖器烙坏。
栾城县县长李凤鸣被捕后，被关进小监狱的冰笼里，敌人要他写《告栾城县人民书》，劝老百姓归顺日军。他坚持不写，被敌人严刑拷打了24次，折磨得皮包骨头。后来，他用刮脸刀破腹自杀，以示抗议，幸好被难友及时发现抢救，才活了下来。
而有时候日军连理由也不用找，就任意残害战俘。有幸存者回忆说，一次，日军队长得到一把新刀，为了试其锋利，就拉出一个战俘，一刀劈下去，这位中国人便身首两处。
最残忍的是用注射石炭酸水来残害抗日军民。1944年3月，邯郸日军宪兵队送来100名所谓的犯人，其中有30多人是共产党打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虽经严刑拷打却毫不屈服，日军叫军医给他们注射石炭酸水，几十个人当场死亡。
梅欧算是幸运的。她入营一个月后，就被新民会的地下共产党员以要女工的名义要了出去，脱离了苦海。
死亡
狭窄的空间挤着几百人，虱子、跳蚤、臭虫成团。在这样的环境里，疾病和瘟疫威胁着每一个人。
1942年，石家庄集中营设立了病栋。所谓的病栋，就是木板通铺，地面铺着厚厚的石灰，患了痢疾、伤寒、霍乱之猩红热的病人被隔离在这里。集中营内的病房有三栋，体质好的病人放在一二等病栋，传染病和老弱病重者放在三等病栋加速其死亡。
病栋的西头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木房，是集中营的停尸房，每天死的人都抬到这里，由休门镇的拉尸队往外拉。每天傍晚，拉尸队进集中营，经过集中营日本医兵验尸，门岗验证，把尸体拉到休门义地的“万人坑”里掩埋。
赵菊就是当年的拉尸队员。据他说，最初用棺材往外装死人，反复使用，后来棺材不够用了，就用席子卷。再后来，席子不够用，就把尸体象码秫秸垛一样，码在大车上拉出去。
1944年，洛阳战役结束之后，日军短期内往石家庄集中营送来一万多名国民党战俘，因人满为患，条件恶劣，伤病增重，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死了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就用汽车往外拉。
战斗
梅欧后来逃离集中营，跟一个叫王铭三的指导员的帮助有关。
王铭三，八路军除奸队员，被俘时年仅16岁，被关押在石家庄一一零师团的留置场。
1941年6月，日军准备把南兵营的俘虏收容所建成劳工教习所，到各监狱物色管理人员。王铭三等人急于逃出小监狱，就答应到劳工教习所当指导员，成了日军第一批物色的战俘劳工管理人员。
这些战俘干部，除个别人外，并不真心为日军做事。反而私下里互相鼓励和告诫，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发现军队和地方领导被俘入营，而又没有暴露身份的，战俘干部就想方设法为其改口供，编假身份，给予保护和照顾。
有的战俘干部还通过活动，把一些干部按老残人员处理，取保释放。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就是在处理科傅充闾和邱伟等的保护下，没有暴露身份，并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后提前出营逃回根据地的。
而普通战俘，也时时刻刻都想着与日军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方式不同。
每天点名，敌人强迫战俘劳工喊口号，有的坚决不喊，有的只张嘴不发音，有的只举拳不张嘴。外出劳动，能拖就拖，有意识地把工具弄坏，制造小事故，拖延施工进度，降低施工质量。在衣粮厂和军用仓库干活的，故意把箱包弄破，把东西摔坏。有的还把仓库的衣服和食品带出来送给难友.尽管有人被发现，惨遭毒打致死，但破坏和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
逃跑
1943年以前，集中营曾发生过数次零星逃跑事件。更多的战俘，则是趁外出做工，或是在外送劳工的途中逃跑的。王铭三后来暴露了身份，被送到井陉煤矿当劳工，不久后他便逃离矿山，回到冀中军区。
战俘劳工们不甘心忍受日军的摧残和欺凌，不愿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除了单个外逃外，还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
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0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此后不再去东北而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集中营接连发生了几起有组织的暴动外逃事件。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块。其中张喜来等人就秘密策划暴动。
他们用木杠子和砖头作武器，趁夜半天黑，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突然向门外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已冲出二三十人，七八个人当场被打死，几个被枪弹打伤没逃走的，日军将他们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
此后，日军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又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
1944年5月，原伪军辛集剿共旅李佩玉部500人，失去日军信任，被送到集中营编入劳工队。他们也秘密商议暴动。
发起者是河北高阳的王秋长。他们商定破电网、垫壕沟、打门卫，以咳嗽为号。第一天因警戒太严没有暴动，第二天却因走漏风声，王秋长等三人被抓。三个人的头被日军割下挂起来示众。
这一年12月，由于天寒地冻，饥寒交迫，集中营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时达200多人，战俘们看到在集中营是死，到日本也是死，于是又酝酿暴动。
一天晚上，第一训练部预备班400名待编劳工带头，其他劳工紧随，趁日伪人员吃饭时，砸坏门窗做武器，拿着木棍砖头向大门冲去。守卫在大门口的日军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围墙也被岗楼用枪弹封锁，又调来华北特别警备队包围了集中营。
据当事人回忆，当晚被打死电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第二天，又清查出50余人，经过审讯查出骨干分子20多人，被日军杀害在集中营内。
暴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此次暴动后，日军警卫人员扩充到100多人，使集体暴动更加困难。
解放
1945年春节前后，盟军先后出动飞机48架（次），对石家庄日军进行了轰炸。
每次飞机从集中营上空飞过，战俘劳工都跑出宿舍欢呼，而日军则非常紧张，命令他们回宿舍。
春天到了，油菜花又开始吐着芬芳。集中营的人发现，日军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凶神恶煞，甚至改善了伙食，时不时提供一些馒头。
日军投降后，因国民党阻挠，共产党军队未能接收石家庄，石家庄集中营被国民党先遣军接收，绝大部分战俘劳工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从1938年到1945年，石家庄集中营所有的死人，都埋在休门镇公共坟地。看坟人李小可夫妇，1951年曾对来访者讲：“鬼子杀我们的人海（多）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天不死几十口。那年冬天下大雪，活活冻死好些人，平常都是太阳落了往地里拉，这回太阳老高就拉了，一车装30个，四个人拉，拉了三趟，咕咚咕咚地扔在一个坑里。后来没地方埋，就把原来埋的地方再刨刨填进去。我们看坟二年多，估摸着最少埋了两万人。”H
（何天义先生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高墙。电网。炮楼。巡逻的哨兵走来走去。梅欧被猛搡一下，撞进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脚还没站稳，一股刺鼻的药水朝她劈头盖脸地喷过来。“躲啥躲？进这儿来，每个人都要先消毒。”她睁不开眼，只听见有人大声喝斥。消完毒，梅欧接过一个号码是907的布胸章。自此，她变成了一个代号。
这是1941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石家庄集中营。几天前，日军包围了灵寿山区的一个村庄，逮捕了正在村里养病的《晋察冀日报》记者梅欧，并将她关进这里。
天刚蒙蒙亮，集中营就被尖利的铃声惊醒。操场上凉飕飕的。一些男难友用草绳把水泥袋捆在身上御寒。低头一看，到处都是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子。太阳旗和汪伪政权的旗帜在音乐声中升起。
集体跑步结束后，管理人员抬过来一个大木箱，盛有高粱米饭和烂菜叶。有人用日军扔的罐头盒当碗，多数人没有碗筷，用木棍夹，用手抓，很快将饭菜一抢而空。
一天的劳役开始了。男难友在集中营内的工场、农园劳动，或者被日军押解到营外的衣粮厂、仓库、车站、机场、兵营等地装卸货物、挖战壕、筑碉堡、修建军事工程。梅欧等女难友则去洗衣服、做鞋子、缝补衣服。
晚饭后，难友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参加政治学习。“某某于此幸福之石门，共渡幸福生活，对友军乃至为铭感也之。”这些经常出现在《石门新报》以及《新民报》上的句子，是大家被迫学习的内容。梅欧入营的第一天，就被要求学唱《东亚进行曲》、《劳工训练所歌》等日伪歌曲。
这样的生活，每天都在石家庄集中营里周而复始地上演。
俘虏
这座占地277亩（其中200亩为农园和工场）的集中营位于石家庄市休门镇南。1938年初夏，日军在这里圈占农田建了一座兵营，称为南兵营。
第二年8月，日军第一一0师团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在南兵营里成立了名叫“俘虏收容所”的集中营，把在冀中、冀南、冀西、太行等地作战、扫荡时抓捕的抗日军民，以及军、警、宪、特逮捕审讯后的部分人员送进来，当时关押了几百人。
1941年是个转折点，当年8月，日军把俘虏收容所扩编，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并把保定劳工教习所管理人员及所剩战俘分批迁入，集中营里的战俘骤增到数千人。
促成这一变化，有两个原因。从1941年起，日军对石家庄周围的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冀中、冀南、太行、北岳四区进行反复“扫荡”、清剿，抓捕的抗日军民成倍增加。
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关东军北进战略的需要。1941年4月，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约定，把华北的俘虏作为特殊工人送往伪满，满足日军的要塞工程建设所需，同时送往日本矿山。华北日军每向伪满财阀提供一名劳工，可获得35元（后改为50元）劳工输送费。
石门劳工教习所，直属第一一０师团司令部和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所属的日特组织“北平六条公馆”领导，但具体管理和看押战俘的日军，只有3个班30多个日本兵。另外，所部办公室有三个翻译和少量医生、会计、情报人员。
日军采取的是“以华制华、以俘治俘”的策略，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进行管理。劳工教习所成立后，俘虏管理机构分设警备班、干部班。警备班专收20岁以下的八路军战士，集中训练后，协助日军在铁丝网内放哨。干部班有11个科（课），并设有调解委员会、办公室，指派了指导员、总班长、科长等干部。
干部班各科管理普通班。普通班有鞋工班、理发班、缝工班、菜园班、老头班、妇女班、病号班、炊事班等等。梅欧和其他20多个女战俘就被编在妇女班。
劳役
妇女班人少，住在单独的宿舍里，挤一挤，每个人都还能勉强躺下，而男战俘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干部班以科为单位住小房间，而普通班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狭窄的木板房里，地上铺几张席子，用砖当枕头，睡觉时，几床破棉被让大家拉来扯去。每次“大扫荡”后，集中营里的人就会猛增。木板房住不下就围一些席棚子。一个长30米的席棚内睡五六百人。不少人没有地方睡，只能坐着打盹，或者躺在在棚外。
由于吃不饱饭，体质差，不少人带着伤病参加劳动，稍微干得慢点，就要遭到监工的训斥和毒打。有的人干着干着就昏倒在地上，醒过来还得接着干。
集中营的战俘劳工在石家庄到底干了多少活，从一串数据或能窥见一斑。从1937年到1945年，日军在石家庄修建了5大兵营、2个飞机场、几十处军事工程、数千个碉堡和几十公里长的封锁沟，而这些工程几乎都是驱逐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的。
酷刑
除了繁重的劳役，日军对他们认为不忠诚的战俘，常常施以酷刑。
三九0六部队小监狱，一四一七部队监狱、石门宪兵队监狱和石门警察署监狱驻地军、警、宪、特设立的小监狱，是同集中营相联系的，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发现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转到小监狱审讯。
梅欧入营，以农村妇女的身份登记，可没过多久就暴露身份。她被按倒在凳子上，四肢与四条凳子腿捆在一起，头仰着垂下，打手们提着水壶往她口鼻里灌。憋不住想用鼻子吸气时，一股冷水灌进去，疼痛顿时从鼻腔烧到胸部。
灌凉水，吊打，棒打，坐老虎凳，压杠子，过直流电，用烙铁烙，用军犬咬，关地牢……这些酷刑，战俘们已经司空见惯。更有残忍的日军，把烧红的煤球往战俘劳工嘴里放，用烙铁将男战俘的生殖器烙坏。
栾城县县长李凤鸣被捕后，被关进小监狱的冰笼里，敌人要他写《告栾城县人民书》，劝老百姓归顺日军。他坚持不写，被敌人严刑拷打了24次，折磨得皮包骨头。后来，他用刮脸刀破腹自杀，以示抗议，幸好被难友及时发现抢救，才活了下来。
而有时候日军连理由也不用找，就任意残害战俘。有幸存者回忆说，一次，日军队长得到一把新刀，为了试其锋利，就拉出一个战俘，一刀劈下去，这位中国人便身首两处。
最残忍的是用注射石炭酸水来残害抗日军民。1944年3月，邯郸日军宪兵队送来100名所谓的犯人，其中有30多人是共产党打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虽经严刑拷打却毫不屈服，日军叫军医给他们注射石炭酸水，几十个人当场死亡。
梅欧算是幸运的。她入营一个月后，就被新民会的地下共产党员以要女工的名义要了出去，脱离了苦海。
死亡
狭窄的空间挤着几百人，虱子、跳蚤、臭虫成团。在这样的环境里，疾病和瘟疫威胁着每一个人。
1942年，石家庄集中营设立了病栋。所谓的病栋，就是木板通铺，地面铺着厚厚的石灰，患了痢疾、伤寒、霍乱之猩红热的病人被隔离在这里。集中营内的病房有三栋，体质好的病人放在一二等病栋，传染病和老弱病重者放在三等病栋加速其死亡。
病栋的西头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木房，是集中营的停尸房，每天死的人都抬到这里，由休门镇的拉尸队往外拉。每天傍晚，拉尸队进集中营，经过集中营日本医兵验尸，门岗验证，把尸体拉到休门义地的“万人坑”里掩埋。
赵菊就是当年的拉尸队员。据他说，最初用棺材往外装死人，反复使用，后来棺材不够用了，就用席子卷。再后来，席子不够用，就把尸体象码秫秸垛一样，码在大车上拉出去。
1944年，洛阳战役结束之后，日军短期内往石家庄集中营送来一万多名国民党战俘，因人满为患，条件恶劣，伤病增重，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死了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就用汽车往外拉。
战斗
梅欧后来逃离集中营，跟一个叫王铭三的指导员的帮助有关。
王铭三，八路军除奸队员，被俘时年仅16岁，被关押在石家庄一一零师团的留置场。
1941年6月，日军准备把南兵营的俘虏收容所建成劳工教习所，到各监狱物色管理人员。王铭三等人急于逃出小监狱，就答应到劳工教习所当指导员，成了日军第一批物色的战俘劳工管理人员。
这些战俘干部，除个别人外，并不真心为日军做事。反而私下里互相鼓励和告诫，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发现军队和地方领导被俘入营，而又没有暴露身份的，战俘干部就想方设法为其改口供，编假身份，给予保护和照顾。
有的战俘干部还通过活动，把一些干部按老残人员处理，取保释放。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就是在处理科傅充闾和邱伟等的保护下，没有暴露身份，并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后提前出营逃回根据地的。
而普通战俘，也时时刻刻都想着与日军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方式不同。
每天点名，敌人强迫战俘劳工喊口号，有的坚决不喊，有的只张嘴不发音，有的只举拳不张嘴。外出劳动，能拖就拖，有意识地把工具弄坏，制造小事故，拖延施工进度，降低施工质量。在衣粮厂和军用仓库干活的，故意把箱包弄破，把东西摔坏。有的还把仓库的衣服和食品带出来送给难友.尽管有人被发现，惨遭毒打致死，但破坏和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
逃跑
1943年以前，集中营曾发生过数次零星逃跑事件。更多的战俘，则是趁外出做工，或是在外送劳工的途中逃跑的。王铭三后来暴露了身份，被送到井陉煤矿当劳工，不久后他便逃离矿山，回到冀中军区。
战俘劳工们不甘心忍受日军的摧残和欺凌，不愿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除了单个外逃外，还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
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0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此后不再去东北而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集中营接连发生了几起有组织的暴动外逃事件。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块。其中张喜来等人就秘密策划暴动。
他们用木杠子和砖头作武器，趁夜半天黑，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突然向门外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已冲出二三十人，七八个人当场被打死，几个被枪弹打伤没逃走的，日军将他们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
此后，日军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又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
1944年5月，原伪军辛集剿共旅李佩玉部500人，失去日军信任，被送到集中营编入劳工队。他们也秘密商议暴动。
发起者是河北高阳的王秋长。他们商定破电网、垫壕沟、打门卫，以咳嗽为号。第一天因警戒太严没有暴动，第二天却因走漏风声，王秋长等三人被抓。三个人的头被日军割下挂起来示众。
这一年12月，由于天寒地冻，饥寒交迫，集中营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时达200多人，战俘们看到在集中营是死，到日本也是死，于是又酝酿暴动。
一天晚上，第一训练部预备班400名待编劳工带头，其他劳工紧随，趁日伪人员吃饭时，砸坏门窗做武器，拿着木棍砖头向大门冲去。守卫在大门口的日军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围墙也被岗楼用枪弹封锁，又调来华北特别警备队包围了集中营。
据当事人回忆，当晚被打死电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第二天，又清查出50余人，经过审讯查出骨干分子20多人，被日军杀害在集中营内。
暴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此次暴动后，日军警卫人员扩充到100多人，使集体暴动更加困难。
解放
1945年春节前后，盟军先后出动飞机48架（次），对石家庄日军进行了轰炸。
每次飞机从集中营上空飞过，战俘劳工都跑出宿舍欢呼，而日军则非常紧张，命令他们回宿舍。
春天到了，油菜花又开始吐着芬芳。集中营的人发现，日军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凶神恶煞，甚至改善了伙食，时不时提供一些馒头。
日军投降后，因国民党阻挠，共产党军队未能接收石家庄，石家庄集中营被国民党先遣军接收，绝大部分战俘劳工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从1938年到1945年，石家庄集中营所有的死人，都埋在休门镇公共坟地。看坟人李小可夫妇，1951年曾对来访者讲：“鬼子杀我们的人海（多）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天不死几十口。那年冬天下大雪，活活冻死好些人，平常都是太阳落了往地里拉，这回太阳老高就拉了，一车装30个，四个人拉，拉了三趟，咕咚咕咚地扔在一个坑里。后来没地方埋，就把原来埋的地方再刨刨填进去。我们看坟二年多，估摸着最少埋了两万人。”H
（何天义先生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