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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台北近郊山区的家中，蔡明亮导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导演的寓所建于一片废弃的小楼间，被“废墟”所包围，也为青山所环抱。他穿着黑色T恤，留着光头，目光明亮，笑声爽朗，像一个乐天自在的隐士。
关于电影，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经营影像，用光线在作画，画面缓慢，似动似静；意义飘渺，似有似无。“我不会说故事，只会拍电影。”蔡明亮说。
把电影搬进美术馆
《无无眠——蔡明亮大展》日前在台北北师美术馆展出，三部短片《无无眠》《西游》《秋日》在不同展厅循环播放，观众可以任意时间进场，可以在任意位置坐着看，也可以躺着看，空旷的美术馆里为观众堆放着许多枕头。
对蔡明亮来说，美术馆是一个更加自由的观看空间，走进美术馆的观众是好奇的、开放的、愿意冒险的，有不同的观看期待。“相比之下，电影院是制式化的消费场所，是一个卖场，卖什么先说得很清楚，不需要观众多思考”。
几部展出的短片里，蔡明亮在精心选取的空间中，用长镜头拍人物走路（慢动作）、洗澡、睡觉等日常生活动作，试图把动作从传统电影负载信息的媒介形态中解放出来，让观众换一种眼光去看那些熟悉的动作，找回“看”的耐心。
改变眼光，需要自由的状态和足够的时间，而这些都能在美术馆中找到。
“虽然走进美术馆，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影像艺术家，依旧是依赖胶片的电影导演。”他认为，这种电影和美术馆的跨界合作，为双方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将是他以后的常规放映方式。
回想起以前和影院的合作经历，蔡明亮坦承：“对这种模式厌倦了，影院太注重时效。”2003年，他拿着 23分钟的短片《天桥不见了》，一家一家问影院谁愿意放映。最后，一家新开的影院接受了。为了让老板安心，他自己走上街头、走进学校，去卖电影票，卖出了三千多张。从那时起，每次有作品上映，他都会开着车，带上主演，到处去卖票。十多年来，进影院看他电影的人，几乎都是他亲自“拉”进去的。
2009年，蔡明亮受法国卢浮宫邀请拍摄典藏电影《脸》，这成为他和美术馆合作的起点。2012年，短片《无色》拍完后，他决定放起来，不参加任何电影节，不作任何放映。他自信地说：“好的电影和好的美术作品一样，可以在未来等我们，等我们接受和理解。”
《青少年哪咤》近日在北京电影资料馆上映，获得好评；去年这部旧作又在美国发行。时隔20多年，蔡明亮确实等来了“新观众”。
追寻自己的影像美学
2013年底，李康生凭《郊游》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典礼上，他举着奖杯，停了半晌，然后说：“这不是电视坏掉了，这是蔡导拍片的风格。”直观地说，蔡导的电影风格就是“慢”：叙事慢（情节少、对白少），人物动作慢，剪接节奏慢。
其实，蔡明亮也是慢慢地才找到自己的影像美学之路。刚出道时，他从事编剧，写过儿童节目，还写过收视率很高的30集连续剧，后来自己也拍过剧集。在这个过程中，各样常规的要求以及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厌恶”。
“我是学戏剧的，当然知道拍电影要有剧本、剧情、人物，要分析角色，弄清动机、心理，关系等。但是，剧情永远是相似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电影不能困在剧情里。”蔡明亮说，那么，除了戏，电影还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那就是影像本身和作者的真实感受”。
当蔡明亮20多岁看到法国导演特吕弗的《四百击》时很震惊，也让他思考：“这个导演没有拍故事，而是拍了一种心情，一个西方导演20年前拍的人物怎么会和我的感受这么接近？”
为了让电影贴近这种“真实”，蔡明亮在摸索中一路丢弃：“我的拍电影方法就是，能丢就丢，不断地丢弃，即使把习惯、教化丢弃很难。”
他把剧本、表演、剪辑等传统电影要素都“丢”了，唯独把空间看得很重。无论拍电影、做展览还是表演，他都要先看空间，思考这个空间，从空间出发决定让演员做什么。
在蔡明亮看来，每个作者都是内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的人。
对于很多观众抱怨“看不懂”，蔡明亮回应说：“我没有按照现成的程式来做电影，因为我照着本性，照着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对自己在做什么的思考来做。”有人问他：做一个导演什么最重要？他说：“自己的美学最重要。”
电影是时间的流动
为了宣传电影，蔡明亮常常举办讲座吸引观众。最近他走进新北市的学生当中，畅谈自己的创作经验。
“我们在看什么？看时间的流逝。在他看来，电影的核心不是剧情，而是影像本身的作用。多数电影都努力制造统一的感觉，什么时候大家都该哭，什么时候都该笑，所以依赖虚构的剧情，“但这真的很荒谬，我觉得很无聊”。
蔡明亮的长镜头不是刻意拉长时间，而是还原时间。他说，他拍一个8分钟的走路镜头，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感受到这8分钟本身”。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像和时间，让观众重新找回“看”的耐心和能力。真正的“看”需要时间，就像情感的流露和感知需要时间。
1991年以来，蔡明亮的电影主角一直是李康生，他的脸构成了电影的核心。谈到和李康生的关系，蔡明亮说：“这是一种捆绑，但我甘之如饴，也让我获得更大的自由。这种捆绑比被偶像、被类型捆绑好多了。这种捆绑让我去真实地面对生命的有限，我会一直拍到他老去，这是对有限生命的注视和赞美。”
蔡明亮的电影也可以组成一部大电影，如果有个题目，他愿意称之为：《小康的生命》。
2014年，李康生在布鲁塞尔带病演出《玄奘》，时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偶尔会跌倒，蔡明亮说跌倒就跌倒，不用控制。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一场演出，因为身体原因，2小时的表演演成了3个半小时，很多观众没有坚持到最后，蔡明亮却觉得那是“最好的演出”。
过去一年半，李康生的身体还未痊愈，主要由蔡明亮照顾。蔡明亮说：“我们必须面对身体的问题，生活形态也会改变，这也会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对于未来，我没有计划，没有梦想。我只是珍惜当下的时间。”
关于电影，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经营影像，用光线在作画，画面缓慢，似动似静；意义飘渺，似有似无。“我不会说故事，只会拍电影。”蔡明亮说。
把电影搬进美术馆
《无无眠——蔡明亮大展》日前在台北北师美术馆展出，三部短片《无无眠》《西游》《秋日》在不同展厅循环播放，观众可以任意时间进场，可以在任意位置坐着看，也可以躺着看，空旷的美术馆里为观众堆放着许多枕头。
对蔡明亮来说，美术馆是一个更加自由的观看空间，走进美术馆的观众是好奇的、开放的、愿意冒险的，有不同的观看期待。“相比之下，电影院是制式化的消费场所，是一个卖场，卖什么先说得很清楚，不需要观众多思考”。
几部展出的短片里，蔡明亮在精心选取的空间中，用长镜头拍人物走路（慢动作）、洗澡、睡觉等日常生活动作，试图把动作从传统电影负载信息的媒介形态中解放出来，让观众换一种眼光去看那些熟悉的动作，找回“看”的耐心。
改变眼光，需要自由的状态和足够的时间，而这些都能在美术馆中找到。
“虽然走进美术馆，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影像艺术家，依旧是依赖胶片的电影导演。”他认为，这种电影和美术馆的跨界合作，为双方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将是他以后的常规放映方式。
回想起以前和影院的合作经历，蔡明亮坦承：“对这种模式厌倦了，影院太注重时效。”2003年，他拿着 23分钟的短片《天桥不见了》，一家一家问影院谁愿意放映。最后，一家新开的影院接受了。为了让老板安心，他自己走上街头、走进学校，去卖电影票，卖出了三千多张。从那时起，每次有作品上映，他都会开着车，带上主演，到处去卖票。十多年来，进影院看他电影的人，几乎都是他亲自“拉”进去的。
2009年，蔡明亮受法国卢浮宫邀请拍摄典藏电影《脸》，这成为他和美术馆合作的起点。2012年，短片《无色》拍完后，他决定放起来，不参加任何电影节，不作任何放映。他自信地说：“好的电影和好的美术作品一样，可以在未来等我们，等我们接受和理解。”
《青少年哪咤》近日在北京电影资料馆上映，获得好评；去年这部旧作又在美国发行。时隔20多年，蔡明亮确实等来了“新观众”。
追寻自己的影像美学
2013年底，李康生凭《郊游》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典礼上，他举着奖杯，停了半晌，然后说：“这不是电视坏掉了，这是蔡导拍片的风格。”直观地说，蔡导的电影风格就是“慢”：叙事慢（情节少、对白少），人物动作慢，剪接节奏慢。
其实，蔡明亮也是慢慢地才找到自己的影像美学之路。刚出道时，他从事编剧，写过儿童节目，还写过收视率很高的30集连续剧，后来自己也拍过剧集。在这个过程中，各样常规的要求以及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厌恶”。
“我是学戏剧的，当然知道拍电影要有剧本、剧情、人物，要分析角色，弄清动机、心理，关系等。但是，剧情永远是相似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电影不能困在剧情里。”蔡明亮说，那么，除了戏，电影还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那就是影像本身和作者的真实感受”。
当蔡明亮20多岁看到法国导演特吕弗的《四百击》时很震惊，也让他思考：“这个导演没有拍故事，而是拍了一种心情，一个西方导演20年前拍的人物怎么会和我的感受这么接近？”
为了让电影贴近这种“真实”，蔡明亮在摸索中一路丢弃：“我的拍电影方法就是，能丢就丢，不断地丢弃，即使把习惯、教化丢弃很难。”
他把剧本、表演、剪辑等传统电影要素都“丢”了，唯独把空间看得很重。无论拍电影、做展览还是表演，他都要先看空间，思考这个空间，从空间出发决定让演员做什么。
在蔡明亮看来，每个作者都是内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的人。
对于很多观众抱怨“看不懂”，蔡明亮回应说：“我没有按照现成的程式来做电影，因为我照着本性，照着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对自己在做什么的思考来做。”有人问他：做一个导演什么最重要？他说：“自己的美学最重要。”
电影是时间的流动
为了宣传电影，蔡明亮常常举办讲座吸引观众。最近他走进新北市的学生当中，畅谈自己的创作经验。
“我们在看什么？看时间的流逝。在他看来，电影的核心不是剧情，而是影像本身的作用。多数电影都努力制造统一的感觉，什么时候大家都该哭，什么时候都该笑，所以依赖虚构的剧情，“但这真的很荒谬，我觉得很无聊”。
蔡明亮的长镜头不是刻意拉长时间，而是还原时间。他说，他拍一个8分钟的走路镜头，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感受到这8分钟本身”。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像和时间，让观众重新找回“看”的耐心和能力。真正的“看”需要时间，就像情感的流露和感知需要时间。
1991年以来，蔡明亮的电影主角一直是李康生，他的脸构成了电影的核心。谈到和李康生的关系，蔡明亮说：“这是一种捆绑，但我甘之如饴，也让我获得更大的自由。这种捆绑比被偶像、被类型捆绑好多了。这种捆绑让我去真实地面对生命的有限，我会一直拍到他老去，这是对有限生命的注视和赞美。”
蔡明亮的电影也可以组成一部大电影，如果有个题目，他愿意称之为：《小康的生命》。
2014年，李康生在布鲁塞尔带病演出《玄奘》，时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偶尔会跌倒，蔡明亮说跌倒就跌倒，不用控制。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一场演出，因为身体原因，2小时的表演演成了3个半小时，很多观众没有坚持到最后，蔡明亮却觉得那是“最好的演出”。
过去一年半，李康生的身体还未痊愈，主要由蔡明亮照顾。蔡明亮说：“我们必须面对身体的问题，生活形态也会改变，这也会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对于未来，我没有计划，没有梦想。我只是珍惜当下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