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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分析需要侧重于供给方面的因素，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然而在我们国家，决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并不只是局限于制度环境所包含的相关众多因素本身，而且还包括其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2
一、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路径
在中国，由于是先有政治权力，后有经济结构，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制度经济环境变迁又决定着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定的创新，这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变迁。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主体是国家及政府，因此国家和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提供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戴维·菲尼也说“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的农村政治制度从封建社会王权下的宗族和乡绅治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集中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体制的发展则经历了由自然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伴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以及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也将随之变迁。不同时期，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路径基本可以概括为：社区宗族组织及私人供给为主到政府或集体包办下的农民合作供给再到政府主导下的农民直接负担再到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式的供给。
这样的变迁不仅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供给因素在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处于重要因素，因此，应当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并按照制度环境到制度安排再到制度绩效的逻辑顺序，以其作为制度变迁分析模式的起点。戴维斯和诺斯所说：“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以及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制度环境内涵非常丰富，按照戴维·菲尼的分析框架，包括宪法秩序、规范性行为准则、制度变迁成本以及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净利益等，在我国，决定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其实际路径并不是这些因素本身，而是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
二、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初次制度变迁
在传统农业社会，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里面，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但农业提供的经济剩余是非常有限的，集中到统治者手里的财力，除了服务于统治阶层需要和维持国家稳定以外，很少能满足广大的、分散的农村地区对农村基本基础设施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在“仁政”以及“盛世”时期，封建国家能提供一部分数量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外，绝大多数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供给基本依赖于农户在乡村宗族以及社区组织下的合作供给或者是私人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确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后，随着国家不断的发展工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巩固国家政权的迫切需求下，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便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现实条件，向广大农村汲取社会资源，补充工业化建设以及发展所需缺口的制度安排便成为了全面服务工业化战略的现实选择。发动合作化运动再到形成人民公社制度，由此便完成了在二元分割下的对农村资源的集中和控制，再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这一流通体系制度架构，又顺利完成了用价格的“剪刀差”实现了农村以及农业资源向城市以及工业的转移。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使得彻底的发生了去原子化和去分散化下的农户一则很少有自由资金的积累，二则在高度的合作组织的捆绑下，农户没有了清晰的产权，这就造成了农户既无能力也无激励，仅靠自身负担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则必然高度依赖于国家以及集体。那么这一时期的政府和集体包办的供给制度，实际上则是一种隐蔽性的农民间接负担。
三、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二次制度变迁
基于长期施行这种工业优先，持续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国家战略，则带来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大面积的萧条和衰落。1978年以后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源于对改善农村经济的被动调整。此后，虽然人民公社制度逐步的瓦解，但逐渐上升的农业税收费用以及政府垄断控制下的粮食购买和销售体系，依然承担着由农村以及农业向城市以及工业输送资源的基本任务。因此，二元分割的城乡格局以及向工业化倾斜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有所变化的是，伴随人民公社的逐步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施行后，后期对粮食流通领域的部分改革在对农户在政治以及经济控制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在赋予农民部分权利，繁荣以及发展农村经济同时，使得农户在自由资金和资产积累上有了较大飞跃。这意味着在国家发展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却由于农村经济的繁荣带來了农户资金的充裕，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上选择了逐步的退出后，仅仅作为一种主导力量出现。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基本由集体实施，农民直接负担。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乡村层面的“三提和五统”以及形式多样的集资、摊派、投工投劳。
四、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第三次制度变迁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逐步升级，引发农民的不满，造成许多社会矛盾尖锐化，同一时期，在工业化及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推进为众多农民提供了选择用脚去投票的机会，在机会成本不断高企情况下，众多青壮年的劳力离开土地，外出打工。直到2003年前后，这一时期不仅“三农”问题处于矛盾多发和斗争激烈的漩涡之中，还逐渐催生出另一重要问题，粮食产量不断下滑。据相关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3年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不断下滑，导致粮食库存储备大幅下降，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333公斤，只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针对农民负担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自2003年开始的全面推进农业税费改革成为最初的改革突破口，此举措不仅取消了政府对农民的“三提五统”和各种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还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精简了部分相关管理机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但又由于农民群体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上全面退出，在新的供给模式和供给制度尚未形成前，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进入制度的真空时期，几乎陷入全面停滞的状态，粮食安全仍然无法有效的进行保障。2005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调研组对我国东中西部6个市、县500余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由此，摆在天平一端是农民负担加重导致的社会矛盾(2003年后全面缓解)和粮食产量不断连续下降，而另一端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46%，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率则由1993年的28%迅速上升至40.5%。
这条不断拉大的矛盾鸿沟则是促使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指导下，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于农村地区，逐步改变长期城乡二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任务。自此，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分担式的供给制度基本形成。
此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则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包括饮水安全、农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电力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资比重；在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卫生、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力度空前。需指出，由于“一事一议”制度存在难以持续有效组织、协调各方利益的问题，实际则上是一种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都非常高的制度安排，其在资金筹措方面作用非常有限，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分担式的供给制度则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共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1]莫连光,谢征.湖南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路径[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01).
[2]刘生龙,周绍杰.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静态和动态非平衡面板的回归结果[J].中国农村经济,2011(01).
[3]项英辉,薛飞,李荣彬.农村基础设施不同融资模式适用性的比较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4]朱金鹤,崔登峰.新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5]孙继军.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1(03).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2
一、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路径
在中国，由于是先有政治权力，后有经济结构，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制度经济环境变迁又决定着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定的创新，这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变迁。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主体是国家及政府，因此国家和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提供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戴维·菲尼也说“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的农村政治制度从封建社会王权下的宗族和乡绅治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集中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体制的发展则经历了由自然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伴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以及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也将随之变迁。不同时期，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路径基本可以概括为：社区宗族组织及私人供给为主到政府或集体包办下的农民合作供给再到政府主导下的农民直接负担再到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式的供给。
这样的变迁不仅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供给因素在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处于重要因素，因此，应当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并按照制度环境到制度安排再到制度绩效的逻辑顺序，以其作为制度变迁分析模式的起点。戴维斯和诺斯所说：“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以及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制度环境内涵非常丰富，按照戴维·菲尼的分析框架，包括宪法秩序、规范性行为准则、制度变迁成本以及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净利益等，在我国，决定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其实际路径并不是这些因素本身，而是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
二、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初次制度变迁
在传统农业社会，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里面，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但农业提供的经济剩余是非常有限的，集中到统治者手里的财力，除了服务于统治阶层需要和维持国家稳定以外，很少能满足广大的、分散的农村地区对农村基本基础设施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在“仁政”以及“盛世”时期，封建国家能提供一部分数量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外，绝大多数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供给基本依赖于农户在乡村宗族以及社区组织下的合作供给或者是私人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确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后，随着国家不断的发展工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巩固国家政权的迫切需求下，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便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现实条件，向广大农村汲取社会资源，补充工业化建设以及发展所需缺口的制度安排便成为了全面服务工业化战略的现实选择。发动合作化运动再到形成人民公社制度，由此便完成了在二元分割下的对农村资源的集中和控制，再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这一流通体系制度架构，又顺利完成了用价格的“剪刀差”实现了农村以及农业资源向城市以及工业的转移。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使得彻底的发生了去原子化和去分散化下的农户一则很少有自由资金的积累，二则在高度的合作组织的捆绑下，农户没有了清晰的产权，这就造成了农户既无能力也无激励，仅靠自身负担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则必然高度依赖于国家以及集体。那么这一时期的政府和集体包办的供给制度，实际上则是一种隐蔽性的农民间接负担。
三、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二次制度变迁
基于长期施行这种工业优先，持续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国家战略，则带来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大面积的萧条和衰落。1978年以后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源于对改善农村经济的被动调整。此后，虽然人民公社制度逐步的瓦解，但逐渐上升的农业税收费用以及政府垄断控制下的粮食购买和销售体系，依然承担着由农村以及农业向城市以及工业输送资源的基本任务。因此，二元分割的城乡格局以及向工业化倾斜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有所变化的是，伴随人民公社的逐步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施行后，后期对粮食流通领域的部分改革在对农户在政治以及经济控制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在赋予农民部分权利，繁荣以及发展农村经济同时，使得农户在自由资金和资产积累上有了较大飞跃。这意味着在国家发展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却由于农村经济的繁荣带來了农户资金的充裕，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上选择了逐步的退出后，仅仅作为一种主导力量出现。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基本由集体实施，农民直接负担。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乡村层面的“三提和五统”以及形式多样的集资、摊派、投工投劳。
四、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第三次制度变迁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逐步升级，引发农民的不满，造成许多社会矛盾尖锐化，同一时期，在工业化及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推进为众多农民提供了选择用脚去投票的机会，在机会成本不断高企情况下，众多青壮年的劳力离开土地，外出打工。直到2003年前后，这一时期不仅“三农”问题处于矛盾多发和斗争激烈的漩涡之中，还逐渐催生出另一重要问题，粮食产量不断下滑。据相关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3年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不断下滑，导致粮食库存储备大幅下降，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333公斤，只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针对农民负担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自2003年开始的全面推进农业税费改革成为最初的改革突破口，此举措不仅取消了政府对农民的“三提五统”和各种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还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精简了部分相关管理机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但又由于农民群体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上全面退出，在新的供给模式和供给制度尚未形成前，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进入制度的真空时期，几乎陷入全面停滞的状态，粮食安全仍然无法有效的进行保障。2005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调研组对我国东中西部6个市、县500余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由此，摆在天平一端是农民负担加重导致的社会矛盾(2003年后全面缓解)和粮食产量不断连续下降，而另一端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46%，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率则由1993年的28%迅速上升至40.5%。
这条不断拉大的矛盾鸿沟则是促使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指导下，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于农村地区，逐步改变长期城乡二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任务。自此，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分担式的供给制度基本形成。
此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则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包括饮水安全、农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电力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资比重；在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卫生、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力度空前。需指出，由于“一事一议”制度存在难以持续有效组织、协调各方利益的问题，实际则上是一种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都非常高的制度安排，其在资金筹措方面作用非常有限，国家公共财政为主要力量加“一事一议”下的农户参与分担式的供给制度则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共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1]莫连光,谢征.湖南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路径[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01).
[2]刘生龙,周绍杰.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静态和动态非平衡面板的回归结果[J].中国农村经济,2011(01).
[3]项英辉,薛飞,李荣彬.农村基础设施不同融资模式适用性的比较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4]朱金鹤,崔登峰.新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5]孙继军.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