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金融危机,模糊了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路线图
《财经》记者 欧阳斌 钱亦楠 张翃
如果不是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12个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恐怕仍沉浸在“欧盟成员国”这一新身份的喜悦之中:国家间的边境被取消,资本源源不断地从西方邻居涌入,人员可以在27个欧盟成员国内自由流动,经济蒸蒸日上,生活质量迅速提高……好处不一而足。
但是,去年10月,乌克兰和匈牙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两个月后,曾因经济优异而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拉脱维亚,也不得不求助于IMF。人们这时才猛然意识到,中东欧地区多年来光鲜经济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病根。
如今,这三个已接受了IMF贷款的国家,正承受着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最痛苦的煎熬——其他政府都在考虑如何加大财政刺激,提振经济,它们则不得不绞尽脑汁缩减开支。它们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改善自己宏观经济成绩单上的那些恶劣指标,就得不到IMF、欧盟和世界银行的后续贷款。
依赖之过
雖然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与其他国家在2000年后总体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相反,这些中东欧国家一直“入不敷出”,不仅对外资过度依赖,而且外债极高。
匈牙利财政赤字2006年一度占到了GDP的9.2%,2007年好不容易才缩小到5.5%,但仍比国际安全线3%高出一截,外债水平2007年已达GDP的90%以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2006年到2008年的赤字率均保持在两位数。
实际上,今天的恶果,在这些中东欧国家20年前转型之初便已埋下。转型经济巨大的增长空间,平均高过西欧发达国家3个到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加上地缘、体制和文化上的“近水楼台”,西欧国家将中东欧看成是近在身边的“中国”。而另一方面,诸如匈牙利,也在转型之初选择了对国有资产“全卖光”的转型模式,对外资几乎不设防。
随资本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银行。据统计,2008年,外资银行资产将近这些中东欧国家银行系统的60%,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波罗的海三国2003年到2007年的信贷增速,普遍比GDP增速快30%以上。
于是,出现了金融市场中最“奇异”的景象:新入盟中东欧国家的居民不借本币借外币,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高通胀率和利率甚至达到两位数,而欧元利率则低得令人羡慕。精明的银行家们,开始开展外币贷款业务;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本土银行,也不愁在一体化如此深入的欧洲货币市场融不到外币。
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下,这种依赖模式为转型国家解决了资本短缺、市场封闭、发展缓慢等问题。但危机将这些经济飙升时被掩盖的发展模式弊端凸显无遗——主要出口市场西欧国家需求疲软;以往逐利而来的资本也丧失了风险偏好,躲入美国国债等“避风港”。而且,这种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得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极易受到发达国家金融动荡的感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将目前经济较为良好,与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中东欧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诸如波兰、捷克等国,都是将外债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例如,波兰的外币贷款只占所有私营部门贷款的30%,只有经济陷于崩溃的匈牙利的一半。
“只要你入不敷出,你就早晚会走向崩溃。”UBS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对《财经》记者说,“与同样是新兴市场的亚洲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最大的特点是高额外债。相形之下,即使它拥有运作良好的私营部门、较高的商业透明度,以及有效的公民社会,这些也都不重要。”
福利悖论
4月2日,经历了政府更替的拉脱维亚,又迎来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逾1万名教师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削减开支的计划。示威者高呼“骗子、骗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但这对拉脱维亚来说,几乎是个悖论:如果要稳定国内的社会局势和民意,就不得不继续维持或者增加福利;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IMF和欧盟75亿欧元的“救命钱”,就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目前尚不清楚拉脱维亚新政府会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但前车之鉴是,上一届戈德马尼斯(Ivars Godmanis)政府在把政府公务员收入减少25%,以及进行大规模政府机构裁员后,支持率也一路狂跌到10%以下。最终,戈德马尼斯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一紧缩政策。
“但是,请注意一点,从20年前转型开始时起,这些中东欧国家就是依靠高福利政策来减少转型对公民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荷兰鹿特丹大学公共政策助理教授Menno Feng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看上去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成为各国新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更重要的是,高福利在转型之初也被东欧国家看成是“路径选择”。
1995年,在苏东转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建议捷克总统克劳斯学习“亚洲虎”的经验。克劳斯对此答道,高税收、高福利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民众应该认识到,一些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耶鲁大学教授Ivan Szelenyi对《财经》记者说,“在这些中东欧国家中,经济改革与现代化大部分已经完成,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亟需改革。但在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政府要触及福利体系的改革,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不负责任的反对派政党煽动民粹主义情绪的情况之下。”
政治败局
对这些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经济危机”这样的描述已远远不准确了。经济危机就像一只手,揭开了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这些国家也因此遭遇着自20年前“苏东剧变”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拉脱维亚。2月13日,近万人走上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立即辞职并举行大选。这是自1991年拉脱维亚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集会。
一个多月后,匈牙利与捷克也步其后尘。3月21日,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宣布辞职。他说:“处理危机和深化变革,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有人说我阻碍了国家变革,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来保证稳定的政府治理。如果是这样,那我现在就扫除障碍。”
三天后,漩涡中心向捷克转移。3月24日,捷克众议院以101票对96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领导的中右翼政府辞职,这是捷克自1993年与斯洛伐克分别独立以来,议会首次通过不信任案而让政府下台。
“现在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其实是民怨积累的一次爆发。”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强对《财经》记者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权贵独享,转型几乎成了权贵分肥的工具。这都导致了民怨升高。”
早在199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一些中东欧国家工厂的管理者,通过贸易、合并甚至是直接售卖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在他们自己获利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仇恨。
然而,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中东欧国家20年的转型进程之中。
一个贴切的例子是,今年3月27日,就在捷克庆祝自己加入北约十周年之际,捷克军方爆出一起涉及51人的腐败案,共有18名国防部官员被指控在总额达1300万美元的建设项目中,与商人互相勾结,“监守自盗”。
去年11月,欧盟更是以“政府腐败和资金可能被犯罪组织侵吞”为由,取消了对保加利亚的一笔2.2亿欧元援助。这也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取消对成员国的援助。
此前,欧盟曾发布一份报告,对保加利亚这个最贫穷成员国的腐败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报告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对于高级别的腐败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毫无结果,腐败和诈骗已影响到欧盟的金融救助。
“以前我们都有一个错觉,认为外资的引进和社会的开放,必然会有助于这个社会的廉洁。”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接受《財经》记者采访时说,“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外资和对外开放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但它们并不必然带来一个社会的进步。”
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在捷克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中,43%承认它们通过“回扣”方式行贿政府官员以获得项目;在波兰,这一比例是32%,乌克兰是33%,罗马尼亚是39%。
至少在危机深重的拉脱维亚,讨论已经触及宪政层面,是否赋予公民投票解散议会的权利,是否应在议会中为无党派人士提供席位。反对党领导人施托肯贝格斯(Aigars Stokenbergs)更是痛批政治体制痼疾。
他说,好几年来一直是同一批保守政党把持着政府,很多人都相信它们只服务于在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转型中暴富起来的特权阶级。
东西“铁幕”
经济危机,也使风风火火的欧洲一体化陷于尴尬。
对于陷于窘境的中东欧国家,欧盟和欧洲人主导的IMF自然是手边的救命稻草。但是“老欧洲”对于中东欧的处境,心境复杂。
一方面,“老欧洲”无法回避中东欧滚雪球般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据统计,在中东欧国家中,西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60%至90%之间。其中,奥地利银行对东欧国家的风险敞口相当于其GDP总量的70%至80%,排名其后的,分别是比利时和瑞典,其风险敞口达20%至25%。从这一角度看,东西欧已经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对《财经》记者说:“现在欧洲人其实并不担心东欧的经济,而是担心欧元区的经济。他们担心如果东欧经济崩溃,就会波及到欧元区,引至欧元区崩溃,这是很大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正在经济衰退线上苦苦挣扎的西欧国家而言,救济中东欧不免在此刻有些捉襟见肘。
在3月1日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在会上建议,欧盟富国应设立1900亿欧元的统一基金,以帮助东欧国家重振金融市场信心。不过,这一建议在随后召开的欧盟特别峰会上被否决。欧元汇价则应声下跌,连续两天走低,跌幅一度超过1%。
“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久尔恰尼说,“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统一,眼下却面临另一个挑战,即我们能否从金融和经济角度统一欧洲。”
在这次峰会召开前三个小时,九个东欧成员国领导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了一场小型峰会,主要议题是反对西欧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孤立主义。欧洲媒体称之为是“东欧向西欧发出的一种警告”。
20天后,经过反复权衡,欧盟最终决定把对中东欧地区国家的援助资金增加1倍,由250亿欧元提高到500亿欧元,同时向IMF提供750亿欧元的借贷资金。但这些“迟来”的援助与中东欧国的大窟窿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东欧邻居欠了西欧银行大约1.3万亿欧元,几乎相当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主要银行的全部资产。
一些中东欧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重拾上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词汇,对外国资本和“世界主义”进行批判。匈牙利反对党青年民主联盟领导人Viktor Orban以匈牙利80%的金融系统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作为武器,对政治对手进行抨击。
而在今年年初的“俄乌斗气”中,原本与总统尤先科一样是亲西方的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也已经开始尝试从俄罗斯那里寻求新的政治支持。
“老欧洲”也对后来者表现出不信任。
今年3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政府未能通过国内信任投票。当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官员对媒体说,如果捷克搞砸了,刚刚卸任主席国的法国也许会重新出山,比如通过召开不包括捷克在内的16国会议。
这一幕与20年前中东欧国家刚刚走出“铁幕”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都有着强烈的融合愿望。
匈牙利之所以采取极端的“全卖光”政策,从地缘政治上讲,是为了满足西欧的要求,迅速融入欧洲,以免除对俄罗斯的恐惧;而从经济上看,则是坚信“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当时的“老欧洲”则告诫这些东欧国家,没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道路可走,惟一出路就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与欧洲的一体化。
现在看来,对中东欧转型国家而言,一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让“华盛顿共识”成为过去,也使得原本清晰的路线图开始变得模糊。■
《财经》记者 欧阳斌 钱亦楠 张翃
如果不是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12个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恐怕仍沉浸在“欧盟成员国”这一新身份的喜悦之中:国家间的边境被取消,资本源源不断地从西方邻居涌入,人员可以在27个欧盟成员国内自由流动,经济蒸蒸日上,生活质量迅速提高……好处不一而足。
但是,去年10月,乌克兰和匈牙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两个月后,曾因经济优异而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拉脱维亚,也不得不求助于IMF。人们这时才猛然意识到,中东欧地区多年来光鲜经济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病根。
如今,这三个已接受了IMF贷款的国家,正承受着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最痛苦的煎熬——其他政府都在考虑如何加大财政刺激,提振经济,它们则不得不绞尽脑汁缩减开支。它们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改善自己宏观经济成绩单上的那些恶劣指标,就得不到IMF、欧盟和世界银行的后续贷款。
依赖之过
雖然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与其他国家在2000年后总体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相反,这些中东欧国家一直“入不敷出”,不仅对外资过度依赖,而且外债极高。
匈牙利财政赤字2006年一度占到了GDP的9.2%,2007年好不容易才缩小到5.5%,但仍比国际安全线3%高出一截,外债水平2007年已达GDP的90%以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2006年到2008年的赤字率均保持在两位数。
实际上,今天的恶果,在这些中东欧国家20年前转型之初便已埋下。转型经济巨大的增长空间,平均高过西欧发达国家3个到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加上地缘、体制和文化上的“近水楼台”,西欧国家将中东欧看成是近在身边的“中国”。而另一方面,诸如匈牙利,也在转型之初选择了对国有资产“全卖光”的转型模式,对外资几乎不设防。
随资本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银行。据统计,2008年,外资银行资产将近这些中东欧国家银行系统的60%,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波罗的海三国2003年到2007年的信贷增速,普遍比GDP增速快30%以上。
于是,出现了金融市场中最“奇异”的景象:新入盟中东欧国家的居民不借本币借外币,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高通胀率和利率甚至达到两位数,而欧元利率则低得令人羡慕。精明的银行家们,开始开展外币贷款业务;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本土银行,也不愁在一体化如此深入的欧洲货币市场融不到外币。
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下,这种依赖模式为转型国家解决了资本短缺、市场封闭、发展缓慢等问题。但危机将这些经济飙升时被掩盖的发展模式弊端凸显无遗——主要出口市场西欧国家需求疲软;以往逐利而来的资本也丧失了风险偏好,躲入美国国债等“避风港”。而且,这种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得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极易受到发达国家金融动荡的感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将目前经济较为良好,与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中东欧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诸如波兰、捷克等国,都是将外债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例如,波兰的外币贷款只占所有私营部门贷款的30%,只有经济陷于崩溃的匈牙利的一半。
“只要你入不敷出,你就早晚会走向崩溃。”UBS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对《财经》记者说,“与同样是新兴市场的亚洲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最大的特点是高额外债。相形之下,即使它拥有运作良好的私营部门、较高的商业透明度,以及有效的公民社会,这些也都不重要。”
福利悖论
4月2日,经历了政府更替的拉脱维亚,又迎来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逾1万名教师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削减开支的计划。示威者高呼“骗子、骗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但这对拉脱维亚来说,几乎是个悖论:如果要稳定国内的社会局势和民意,就不得不继续维持或者增加福利;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IMF和欧盟75亿欧元的“救命钱”,就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目前尚不清楚拉脱维亚新政府会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但前车之鉴是,上一届戈德马尼斯(Ivars Godmanis)政府在把政府公务员收入减少25%,以及进行大规模政府机构裁员后,支持率也一路狂跌到10%以下。最终,戈德马尼斯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一紧缩政策。
“但是,请注意一点,从20年前转型开始时起,这些中东欧国家就是依靠高福利政策来减少转型对公民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荷兰鹿特丹大学公共政策助理教授Menno Feng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看上去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成为各国新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更重要的是,高福利在转型之初也被东欧国家看成是“路径选择”。
1995年,在苏东转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建议捷克总统克劳斯学习“亚洲虎”的经验。克劳斯对此答道,高税收、高福利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民众应该认识到,一些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耶鲁大学教授Ivan Szelenyi对《财经》记者说,“在这些中东欧国家中,经济改革与现代化大部分已经完成,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亟需改革。但在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政府要触及福利体系的改革,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不负责任的反对派政党煽动民粹主义情绪的情况之下。”
政治败局
对这些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经济危机”这样的描述已远远不准确了。经济危机就像一只手,揭开了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这些国家也因此遭遇着自20年前“苏东剧变”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拉脱维亚。2月13日,近万人走上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立即辞职并举行大选。这是自1991年拉脱维亚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集会。
一个多月后,匈牙利与捷克也步其后尘。3月21日,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宣布辞职。他说:“处理危机和深化变革,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有人说我阻碍了国家变革,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来保证稳定的政府治理。如果是这样,那我现在就扫除障碍。”
三天后,漩涡中心向捷克转移。3月24日,捷克众议院以101票对96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领导的中右翼政府辞职,这是捷克自1993年与斯洛伐克分别独立以来,议会首次通过不信任案而让政府下台。
“现在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其实是民怨积累的一次爆发。”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强对《财经》记者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权贵独享,转型几乎成了权贵分肥的工具。这都导致了民怨升高。”
早在199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一些中东欧国家工厂的管理者,通过贸易、合并甚至是直接售卖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在他们自己获利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仇恨。
然而,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中东欧国家20年的转型进程之中。
一个贴切的例子是,今年3月27日,就在捷克庆祝自己加入北约十周年之际,捷克军方爆出一起涉及51人的腐败案,共有18名国防部官员被指控在总额达1300万美元的建设项目中,与商人互相勾结,“监守自盗”。
去年11月,欧盟更是以“政府腐败和资金可能被犯罪组织侵吞”为由,取消了对保加利亚的一笔2.2亿欧元援助。这也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取消对成员国的援助。
此前,欧盟曾发布一份报告,对保加利亚这个最贫穷成员国的腐败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报告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对于高级别的腐败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毫无结果,腐败和诈骗已影响到欧盟的金融救助。
“以前我们都有一个错觉,认为外资的引进和社会的开放,必然会有助于这个社会的廉洁。”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接受《財经》记者采访时说,“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外资和对外开放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但它们并不必然带来一个社会的进步。”
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在捷克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中,43%承认它们通过“回扣”方式行贿政府官员以获得项目;在波兰,这一比例是32%,乌克兰是33%,罗马尼亚是39%。
至少在危机深重的拉脱维亚,讨论已经触及宪政层面,是否赋予公民投票解散议会的权利,是否应在议会中为无党派人士提供席位。反对党领导人施托肯贝格斯(Aigars Stokenbergs)更是痛批政治体制痼疾。
他说,好几年来一直是同一批保守政党把持着政府,很多人都相信它们只服务于在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转型中暴富起来的特权阶级。
东西“铁幕”
经济危机,也使风风火火的欧洲一体化陷于尴尬。
对于陷于窘境的中东欧国家,欧盟和欧洲人主导的IMF自然是手边的救命稻草。但是“老欧洲”对于中东欧的处境,心境复杂。
一方面,“老欧洲”无法回避中东欧滚雪球般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据统计,在中东欧国家中,西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60%至90%之间。其中,奥地利银行对东欧国家的风险敞口相当于其GDP总量的70%至80%,排名其后的,分别是比利时和瑞典,其风险敞口达20%至25%。从这一角度看,东西欧已经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对《财经》记者说:“现在欧洲人其实并不担心东欧的经济,而是担心欧元区的经济。他们担心如果东欧经济崩溃,就会波及到欧元区,引至欧元区崩溃,这是很大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正在经济衰退线上苦苦挣扎的西欧国家而言,救济中东欧不免在此刻有些捉襟见肘。
在3月1日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在会上建议,欧盟富国应设立1900亿欧元的统一基金,以帮助东欧国家重振金融市场信心。不过,这一建议在随后召开的欧盟特别峰会上被否决。欧元汇价则应声下跌,连续两天走低,跌幅一度超过1%。
“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久尔恰尼说,“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统一,眼下却面临另一个挑战,即我们能否从金融和经济角度统一欧洲。”
在这次峰会召开前三个小时,九个东欧成员国领导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了一场小型峰会,主要议题是反对西欧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孤立主义。欧洲媒体称之为是“东欧向西欧发出的一种警告”。
20天后,经过反复权衡,欧盟最终决定把对中东欧地区国家的援助资金增加1倍,由250亿欧元提高到500亿欧元,同时向IMF提供750亿欧元的借贷资金。但这些“迟来”的援助与中东欧国的大窟窿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东欧邻居欠了西欧银行大约1.3万亿欧元,几乎相当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主要银行的全部资产。
一些中东欧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重拾上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词汇,对外国资本和“世界主义”进行批判。匈牙利反对党青年民主联盟领导人Viktor Orban以匈牙利80%的金融系统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作为武器,对政治对手进行抨击。
而在今年年初的“俄乌斗气”中,原本与总统尤先科一样是亲西方的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也已经开始尝试从俄罗斯那里寻求新的政治支持。
“老欧洲”也对后来者表现出不信任。
今年3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政府未能通过国内信任投票。当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官员对媒体说,如果捷克搞砸了,刚刚卸任主席国的法国也许会重新出山,比如通过召开不包括捷克在内的16国会议。
这一幕与20年前中东欧国家刚刚走出“铁幕”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都有着强烈的融合愿望。
匈牙利之所以采取极端的“全卖光”政策,从地缘政治上讲,是为了满足西欧的要求,迅速融入欧洲,以免除对俄罗斯的恐惧;而从经济上看,则是坚信“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当时的“老欧洲”则告诫这些东欧国家,没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道路可走,惟一出路就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与欧洲的一体化。
现在看来,对中东欧转型国家而言,一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让“华盛顿共识”成为过去,也使得原本清晰的路线图开始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