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非个人化”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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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非个人化”小说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先将伍尔夫的“非个人化”小说论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观念进行对比研究,接着从伍尔夫对妇女小说、美国小说和未来小说的论述中全面概括出她的“非个人化”小说论。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非个人化 性别意识 民族意识 未来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英国卓有成就的意识流小说家,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她一生中共写过三百五十余篇论文、随笔和评论。她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发表评论,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观点和理论,对未来的小说做出了大胆的设想。她在论及处于英国文学传统边缘和外围的英国妇女作家和美国作家时,提出了“非个人化”创作观。伍尔夫认为,未来的小说一定会向“非个人化”方向发展。
   “非个人化”这个观念最初是由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其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来的。在艾略特看来,要实现艺术创作的非个人化,艺术家首先要放弃自己的个性,要表现普通的情感。同时,诗人要将自己融入整个文学传统中,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后来,许多作家都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这一观点,并且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瞿世镜先生在《伍尔夫研究》的前言中,把非个人化看作是现代主义小说美学的重要原则之一。
   作为一位妇女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观念,既有认同,又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首先,艾略特认为诗人应该消灭自己的个性。他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正是在个性消灭这一点上,才可以说艺术接近了科学。”他认为,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个媒介只是一种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个性,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对诗人本身来说,这些是一些重要的印象和经验,但它们却在他的诗歌中可能没有占任何地位,而那些在他的诗歌中变得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却可能在诗人本人身上,在他的个性上,只起了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作用。
   伍尔夫认为,小说创作是一种非个人化的过程,小说应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发展,小说家的主观人格应该避免介入。伍尔夫在《现代随笔》中指出:“个性虽是文学中必不可少之物,同时却也是它最最危险的对手;你要想在文学中充分发挥你的个性,必须首先深明作文之道。千万不可是你自己而又永远是你自己。”伍尔夫在这里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创作既要超出个人的小圈子,写的东西要有普遍意义,又要贯穿自己的个性。
   第二,艾略特提出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的。他将个人情感和艺术情感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指出“诗人在任何程度上的卓越或有趣,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感情,不在于那些被他生活中某些特殊事件所唤起的感情。他的个人感情可能很简单、粗糙、或者乏味。他诗歌中的感情却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它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些在生活中具有非常复杂或异常感情的人们所具有的感情复杂性”。
   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伍尔夫也认为,艺术家为了作品的完整性,应该把自己的个人情感隐藏起来。伍尔夫认为作品的完整性至关重要。艺术家的心灵,为了尽力把其中构思的作品完完整整地释放出来,必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像莎士比亚的心灵那样。艺术家的心灵必须了无牵挂,一尘不染。他必须把他的厌恶、憎恶、反感全都对我们隐藏起来。
   第三,艾略特认为传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东西。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实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要对古往今来的欧洲文学有所了解,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伍尔夫持有不同的观点。她发现,对处于英国文化边缘和外围的英国妇女作家和美国作家来说,他们都无法融入英国的文学传统。他们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意,识迫使他们对这种异质的文学传统采取让步或反抗的态度。
   伍尔夫指出,这两种态度都延缓或阻碍了妇女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迁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适合自己的,新的文学传统和新的艺术形式。
  
   一 消除性别意识,突出性别特征
  
   伍尔夫把小说家的完整性看作是小说家的脊梁骨。她认为正是性别意识影响了小说家的完整性。这里的性别意识指的是,在英国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由于性别的不同,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地位和待遇截然不同,这不可避免地在他们各自的心理上产生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深刻的认识。
   长久以来,英国的妇女作家所遭遇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待遇,使她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因为“这个世界对男女作家的态度很不一样。它对男人们说:你们想写就写,这与我没关系。它对女人却大声嘲笑:写作?你写作有何用处?”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妇女作家的艺术想象,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了,它丧失了艺术的完整性,与此同时,它丧失了作为一件艺术品最为基本的要素。
   19世纪的妇女所写的小说中显示出的可能因为作家性别而产生的另一个特征是,妇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它引起了对现实的歪曲,并且往往导致某种缺陷。那种为了个人的原因而发出的呼吁,或者使一个书中人物成为某种个人的不满或牢骚之传声筒的愿望,总是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似乎使读者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在突然之间由单一变为双重。”
   伍尔夫指出,妇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消除个人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她们的性别特征。相反,她认为作家应该突出和强调他们的性别特征。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如果妇女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或者长得也像男人,那也是令人万分遗憾的,因为两性都不十分完美,考虑到世界的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性别,如何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应该突出和加强两性的区别,而不是突出其相似之处吗?”
   伍尔夫作为一个妇女小说家,她的小说理论更多地是针对妇女作家的创作情况提出的,但是也不仅仅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不仅分析了女性作家因为性别的影响所面临的困境,也敏锐地注意到妇女参政对男性作家的影响。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既针对妇女作家,也针对男性作家。由此可见,伍尔夫的文学评论和小说理论本身就具有非个人化的特色。
   伍尔夫认为,她那个时代的男作家过分夸大了自己的性别特征,表现出强烈的男子气概,而缺乏中和的女子气息。伍尔夫把男性作家作品中过分夸张的性别意识,归咎为当时妇女参政运动所带来的刺激。“这毫无疑问要归咎于妇女参政运动。女子参政,必定激起了男人们特别强烈的自我肯定欲望;它必定使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性别激起各种特征,如果不是受到挑战,他们是不会费心去考虑这些事情的。”这个观点是否合情合理,还有待商榷,但是在这里,伍尔夫想要强调的是这种过分突出的性别意识,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伍尔夫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无性别”和“双性同体”的创作理想。她先是在1924年发表的论文《轻率》中提到了“无性别”,不过并没有对其做出详尽的解释。伍尔夫指出,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直接地、正常地发挥着本性别的影响。然而有一类作家,“当他们写作之时,他们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诉之于灵魂中那一大片无性别的界域”。不管是从生理角度来说,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无性别”都是不可能的。
   也许正因为这样,伍尔夫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又继柯勒律治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创作理想。“双性同体”最直接的意义,在生理上是指同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则是从心理的角度上,认为作家只有把心灵中的两性因素结为一体,才能达到最佳的创作状态。她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只有当两性因素融为一体之时,心灵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功能。我想,或许一个纯粹男性的心灵无法创作,正如一个纯粹女性的心灵无法创作。”
   对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英美及法国女性主义者们提出了不少批评和修正。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认为,“双性同体”只是一个伍尔夫用来逃避自己痛苦的女性经验的神话,令她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抱负;在很大意义上,伍尔夫都在表达一种带阶级倾向和布卢姆伯利集团倾向的理想,就是将政治与艺术分离,追求双性倾向。这种批评应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伍尔夫只是将“双性同体”作为一种创作的理想状态提出来,它有可能是乌托邦式的,但是她并没有鼓励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生活。我们知道,她的主要小说都涉及战争给人类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并没有脱离现实。
  
   二 民族意识与美国文学
  
   伍尔夫的“非个人化”创作论还涉及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即作家在坚持探索本国、本民族文化特性时,要消除自己的民族意识。她认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性别意识一样,会影响他们创作出完美的作品。因为作家在坚持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时,不可避免地会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过分突出的民族意识,对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既使得作家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创作中去,也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被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分散注意力。
   在《论美国小说》一文中,伍尔夫发现在当时的美国小说家中普遍流行着一种自我意识和辛酸感觉。他们遇到与妇女作家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即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文学缺乏一个强大的传统。对于英国文学传统,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让步,或者反抗。伍尔夫认为,不管美国作家采取的态度是让步或反抗,都是不幸的,它们都阻碍了、延缓了真正的美国文学本身的发展。“在这两种场合之下,各种各样意识——自我意识、种族意识、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它们与艺术无关,却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间,而其后果,至少在表面看来是不幸的”。
   伍尔夫选择了三位美国小说家进行对比和研究。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在对待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传统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舍伍德·安德森尽力从英国文学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作品形态模糊混沌,语言扑朔迷离。伍尔夫认为,如果安德森先生忘记了他是个美国人,他将成为一位完美得多的艺术家。相比之下,刘易斯在写作之时,也意识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存在,但是他采取的不是拒绝而是模仿。他是如此密切地仿效英国作家的模式,以至于在模仿的过程中,他牺牲了自己的美国特征。这种模仿的态度,分散了刘易斯的注意力,而且他试图在作品中压制那种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辛酸感觉。这些都造成他的作品缺乏完整性。伍尔夫认为,坚持自己民族意识的安德森先生的创作方法,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他而言,害处还比较小一点。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用新的艺术形式来塑造自己民族文学的作家而言,他所得的益处大于他所蒙受的损失。
   伍尔夫接着考察了林·拉德纳的小说。她认为,林·拉德纳在他的小说《你理解我,艾尔》中表现出的无意识,是他的作品得以成功的原因。他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他的心思全部集中在他所写的那篇短篇小说上。结果读者的注意力也被完全地吸引到那篇小说上去了。正是林·拉德纳的无意识,他才可以无拘束地赋予的他的作品以额外的力量。
   伍尔夫认为,美国文学中这种由于作家的民族意识而造成的不协调状态是暂时的。她预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文学将形成自己的传统,铸造出自己的词汇,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弱势族裔作家在创作之时,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还是应该模仿和融入当时占主流的文学创作模式,批评家们多有争论。伍尔夫关于美国作家应该消除民族意识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三 对未来小说的设想
  
   伍尔夫的“非个人化”创作论还体现在她对未来小说的功能、内容和体裁的设想上。伍尔夫为什么要提出对未来小说的设想呢?这根源于她的“时代变迁论”。她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在1910年12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人们的情绪也变得复杂起来。原本单纯的、互相之间分开的各种情绪现在奇异地混合在一起。诗歌已经承担不了表达现代人心灵中那些不一致、不协调的情绪的任务。因此,散文将要承担某些一度曾经由诗歌来履行的职责,它将要传达现代人的各种复杂的情绪。
   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和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小说之间的主要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它将从生活向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2)它将不会像传统小说那样,仅仅或主要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普通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的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未来的小说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它可以用来表达目前似乎被诗歌断然拒绝而又同样不受戏剧欢迎的那些复杂感情。
   伍尔夫在《奥罗拉·李》这篇文章中对散文小说和诗小说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诗小说具有紧凑性和省略性。有时候,小说家会抖散开分别写的十几个场景,在诗中可能被压成一个,许多页细致的描绘被融为一行,当你一页页读这样精炼的叙述时,不禁会觉得诗人胜过散文作家。诗人的书页比散文容量大一倍。诗中人物虽然有可能是漫画式的剪影,是夸大的概括,未能在冲突中徐徐展现,但却包含某种被提高了的,象征性的意义,这是采取渐进手法的散文所无法竞争。
   从《雅各之室》这部作品起,伍尔夫逐渐背离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开始尝试一种多角度的叙述技巧,通过不同人物意识屏幕来间接地表现主要人物,创造出多方面性格和内心深度的人物。伍尔夫在小说中引入诗歌的要素,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生意义的根本问题。她的小说主题博大而抽象,具有诗话和哲学化的特征。她的人物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生命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都使得伍尔夫的小说突破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界限,把诗歌、小说、戏剧的因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极富个人特色的文体。当然,她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这些因素融合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她的作品有时候确实既有散文的流畅,戏剧的逆转,又有诗歌的凝练。
  
   参考文献:
   [1] 托·斯·艾略特,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2] 弗吉尼亚·伍尔夫,刘炳善译:《书和画像》,三联书店,1994年。
  
   作者简介:项歆妮,女,1979—,江西武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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