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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自它诞生之日起就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坎坷，虽只是一简单的专有名词，却承受着非一般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于一门母语课程应该承担的历史文化任务是否能够达成。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母语课程需要完成的任务也发生相应的改变，“语文”这个名称的内涵正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来。本文主要以不同时代背景下母语课程应有的不同内涵与任务为参照，对现用的母语课程名称进行一个恰当的归正，以求为我国语文新课程改革的纵深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一、“语文”名称的来由
“语文”这个母语课程名称最初由叶圣陶先生提出，他在1949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建议把原来定名为“国语”和“国文”的名称合并为“语文”。口头谓之“语”，书面谓之“文”， “语文”就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这种定名方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官方语与民间语两者并存，官方语主要是在先秦时期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一直作为正统语言使用，故无太大变化；而民间语经过源远流长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十分接近白话。虽然这时候主要的文学成就戏曲、小说、话本等是建立在古白话的基础之上，但从通俗文学作者们不入流的地位和清代以来仍获得了较大发展的训诂学来看，文言文还是政府和主流文化不能抛弃的情结。近代一些受过国外思想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发觉代表陈腐文化的文言文已经不符合当时科技进步的现实时，开始倡导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引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白话文的使用被确定下来。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各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法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①由此可见，叶圣陶先生的出发点就是促使人们尽快掌握现代语与现代文这个交流沟通的工具。
二、“语文”引发的问题
（一）名称内涵的模糊
“语文”伊始，是以两个词合并为一个词形成的。虽“其名已证，但由于名有歧义，言仍然不顺。因此，不但要正名，还要正义”。②根据《“新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指导纲要》中的论述，“语文”的内涵有四种立场：
一是语言学立场。“语文就是语言”、“语文就是言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文就是语言文章”、“语言就是语言文化”、“语文就是语言表述的文化”。
二是文学的立场。“语文就是文学”。
三是语言学和文学相加的立场。“语文就是书面语”、“语文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学”、“语文就是一语四文”。
四是将语文视作教育中的一个立场，简称为语文学的立场。语文是一个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生成、掌握、运用的教学活动和过程。③
语文这门课程没有整齐划一的教学过程、完全相同的教学目标、绝对一致的教学结果。但这不意味着“语文”可以落入一个相对随意的境地，并且这种随意性会导致不同教师、学者对课程内容的不同理解、对教学重点的任意侧重、对教学目标的指向不一。假如这种不规范状态持续下去，很明显将不利于母语课程未来的良性发展。
（二）学生需要的忽略
学生是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个体，除了知识的积累外，还应该关注他们能力的发展、内心的体验、情感的需要。目前一些广泛使用的语文教材，由于入选课文长久以来没有更新，政治标准倾向太重，早已不适应新时代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虽然现在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可课程名称“语文”中所包涵的工具性倾向很容易让广大教师泛化，从而在不经意间忽略掉课程的人文价值取向。毕竟它是一个使用了几十年的名称，工具化的意识恐怕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只有先从课程名称入手，真正给教师一个警醒，才能充分发掘母语课程中“人性”的一面。
（三）评价体系的滞后
无论课程意图怎样变革，评价制度始终是最后的指向。高考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评价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每年的五六月份，电视上铺天盖地的专家分析与心理指导，家长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与畏畏缩缩，老师恨不得亲自跑到考场上耳提面命，而学生只能在各种压力的石缝里提心吊胆地生活。它的外部指向性已经让各方各界把教育本身要达到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从这些年的高考试卷中不难看出，固定机械死板的检测在我国现有的语文教育里仍然大行其道。以语文高考试卷（全国卷）为例，前四题的客观题始终不改“字”只在字中考，“词”只在词中考，“句”只在句中考，“段”只在段中考的模式。文言文基本上只考人物传记，现代文也只选以景喻人托物言志的文章，假、大、空，难以彰显个性与人性。处于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好听说读写，还要拥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独立的评价能力，生动的创造能力。而这样的评价制度，培养出来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笔者所举的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对于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最恰当的方式就是找寻当初那真正的出发点，调整当下行为的偏离之处。既然现在母语课程的目标已有所变化，在现有的语文教育又是问题多多，“虎头蛇尾”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是白费力气的情况下，就应该针对我国母语教育中最深刻的问题，重新确立适应时代的并且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课程名称。
三、汉语文课程名称的归正
怎样才能对语文课程的名称作一个正确的归正呢？我认为，有必要对别国的母语课程名称的设定作一个了解。
英国的母语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叫做“英语”，非义务教育阶段后分为“英国文学”和“英语”两门课程。西班牙的母语课程是以西班牙的母语自身作为名称。日本的国语课程——日语更是站在语言教育的立场，培养学生丰富的语言感觉和尊重对方的立场、思想进行语言交流的能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母语课程也应该以母语——汉语来命名。
首先，“汉语”本身是对母语的一种自觉的体认。汉语，是堂堂一国之语，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尤其对于目前我国青少年一代国家意识、民族感情淡薄的现象而言，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以“汉语”命名我国的母语课程，能有助于我们恰当理解这一名称所包含的意义。它是以我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独特语言文字为载体，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恰当、合理地运用汉语的基本规则，提高学生母语的语用能力为主要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掌握一定量的汉语语法、修辞等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熟练、准确地运用本国语言；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熏陶，学生会形成对我国母语的一种丰富语感和民族自豪感，能够最终继承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并使其发扬光大。
再者，“语文”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它既可以指原生态的我国母语作品，也可以指用我国母语翻译过来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无法突显出我国母语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不能够解决我国母语课程中现存的一系列深刻问题。
“汉语”是笔者所设想的课程名称，具体到课程的设置方面，还应进一步的划分才更妥当。我国曾在1951年进行过语言、文学分科的设想，并于1955年付诸于实践。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改革的过程中，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求全责备本就是不应当的态度。而且其失败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当时政治倾向较为严重所导致。客观地说，分科教学的实验符合了广大师生的需要，它将两科的教学任务明确地划分开来，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方法明确，教学评价明确，使得语文课程再也不是“个人随意发挥”的课程。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对于改变我国语文教育目前较为混沌的状态，仍然有其借鉴意义。但过去的这种分类属于横向层面的划分，而笔者认为，纵向层面的划分好像更生动也更妥善些。
所谓“纵向层面”的划分，就是将“中小学分设基础汉语和高级汉语两门课程，分别指向汉语基础语用能力和汉语高级语用能力，高校统一设置大学汉语作为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按照上述课程名称、学习目标和学习对象而设计相应的课程内容（其中“汉语言文学鉴赏模块”即可融合与“高级汉语”和“大学汉语”，也可单独另设）”。④这样既兼顾到汉语的语用功能，又没有偏废其他蕴含人文性的文学教育。给这一切都冠上“汉语”之名，还能从意识里给学生一个准确的上层目标定位，增强我国现存“语文”课程里每个人成为现代公民和具有爱国荣誉感的意识，最主要的是可以根据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成长需要灵活安排母语课程内容。举个例子，对于小学生来说，汉字的基本书写以及简单汉语使用的规范这些语法常识是其主要完成的任务。而7~9年级的学生，除了更进一步的语用能力培养外，针对其进入青春期的年龄特征，还需要对学生进行一些如何培养正确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这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文学教育。高中与大学的学生也是同理视之，根据学生当时所处的年龄特征和成长环境来确定课程的内容。这种“以学生发展为侧重”的课程方式很符合学生从小到大不同的发展需要，也可以解决人成长中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很好地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两者的矛盾。埃里克森的研究指明：“发展并未在儿童期结束，而是跨越了生命的整个过程。发展分为八阶段，前五个阶段跨越了婴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后三个阶段处于成人期。每个阶段都包含一个冲突。”⑤所以，对于奠定人生基础的母语教育来说，从小接触有针对性的恰当的语言教育和情感教育，必然有利于个人特定阶段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及未来幸福生活的追求。
曾经有人提议用“文学”来作为我国母语课程的名称，“文学”这一个词包括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言语作品。文学教育是读者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与编者对话、与自己对话，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本质上还是一种审美教育，而且全世界兼可通用，肯定不能取代我国母语课程中必然要有的民族荣誉感和民族独特性，更不具备以培养学生汉语的语用能力为主要任务的特征。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用“华语”作为我国母语课程的名称。这个名称显示了我国母语的民族性，具备一个广义上的概念。但是，“华语”这个词语好像更偏重的是一种大局观念，放在我国国内，主指中小学母语课程的名称，范围又有点太大，指代不明。
综上所述，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还是“汉语”较为合适些，可以以语用能力为主，也可以以文学教育为主。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这样也解决了关于语文教学应该偏重工具性还是人文性的问题。希望将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归正为“汉语”，这样可以解决我国目前语文教育界存在的一些紧迫性问题。
注释：
①《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②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李政涛、吴玉如《“新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指导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④潘涌《语文课程名称亟待归正》，《语文建设》2009年第7期，第21~22页。
⑤【美】盖伊·莱弗姆索瓦兹著，佐斌等译《教学的艺术》，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一、“语文”名称的来由
“语文”这个母语课程名称最初由叶圣陶先生提出，他在1949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建议把原来定名为“国语”和“国文”的名称合并为“语文”。口头谓之“语”，书面谓之“文”， “语文”就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这种定名方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官方语与民间语两者并存，官方语主要是在先秦时期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一直作为正统语言使用，故无太大变化；而民间语经过源远流长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十分接近白话。虽然这时候主要的文学成就戏曲、小说、话本等是建立在古白话的基础之上，但从通俗文学作者们不入流的地位和清代以来仍获得了较大发展的训诂学来看，文言文还是政府和主流文化不能抛弃的情结。近代一些受过国外思想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发觉代表陈腐文化的文言文已经不符合当时科技进步的现实时，开始倡导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引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白话文的使用被确定下来。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各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法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①由此可见，叶圣陶先生的出发点就是促使人们尽快掌握现代语与现代文这个交流沟通的工具。
二、“语文”引发的问题
（一）名称内涵的模糊
“语文”伊始，是以两个词合并为一个词形成的。虽“其名已证，但由于名有歧义，言仍然不顺。因此，不但要正名，还要正义”。②根据《“新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指导纲要》中的论述，“语文”的内涵有四种立场：
一是语言学立场。“语文就是语言”、“语文就是言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文就是语言文章”、“语言就是语言文化”、“语文就是语言表述的文化”。
二是文学的立场。“语文就是文学”。
三是语言学和文学相加的立场。“语文就是书面语”、“语文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学”、“语文就是一语四文”。
四是将语文视作教育中的一个立场，简称为语文学的立场。语文是一个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生成、掌握、运用的教学活动和过程。③
语文这门课程没有整齐划一的教学过程、完全相同的教学目标、绝对一致的教学结果。但这不意味着“语文”可以落入一个相对随意的境地，并且这种随意性会导致不同教师、学者对课程内容的不同理解、对教学重点的任意侧重、对教学目标的指向不一。假如这种不规范状态持续下去，很明显将不利于母语课程未来的良性发展。
（二）学生需要的忽略
学生是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个体，除了知识的积累外，还应该关注他们能力的发展、内心的体验、情感的需要。目前一些广泛使用的语文教材，由于入选课文长久以来没有更新，政治标准倾向太重，早已不适应新时代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虽然现在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可课程名称“语文”中所包涵的工具性倾向很容易让广大教师泛化，从而在不经意间忽略掉课程的人文价值取向。毕竟它是一个使用了几十年的名称，工具化的意识恐怕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只有先从课程名称入手，真正给教师一个警醒，才能充分发掘母语课程中“人性”的一面。
（三）评价体系的滞后
无论课程意图怎样变革，评价制度始终是最后的指向。高考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评价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每年的五六月份，电视上铺天盖地的专家分析与心理指导，家长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与畏畏缩缩，老师恨不得亲自跑到考场上耳提面命，而学生只能在各种压力的石缝里提心吊胆地生活。它的外部指向性已经让各方各界把教育本身要达到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从这些年的高考试卷中不难看出，固定机械死板的检测在我国现有的语文教育里仍然大行其道。以语文高考试卷（全国卷）为例，前四题的客观题始终不改“字”只在字中考，“词”只在词中考，“句”只在句中考，“段”只在段中考的模式。文言文基本上只考人物传记，现代文也只选以景喻人托物言志的文章，假、大、空，难以彰显个性与人性。处于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好听说读写，还要拥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独立的评价能力，生动的创造能力。而这样的评价制度，培养出来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笔者所举的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对于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最恰当的方式就是找寻当初那真正的出发点，调整当下行为的偏离之处。既然现在母语课程的目标已有所变化，在现有的语文教育又是问题多多，“虎头蛇尾”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是白费力气的情况下，就应该针对我国母语教育中最深刻的问题，重新确立适应时代的并且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课程名称。
三、汉语文课程名称的归正
怎样才能对语文课程的名称作一个正确的归正呢？我认为，有必要对别国的母语课程名称的设定作一个了解。
英国的母语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叫做“英语”，非义务教育阶段后分为“英国文学”和“英语”两门课程。西班牙的母语课程是以西班牙的母语自身作为名称。日本的国语课程——日语更是站在语言教育的立场，培养学生丰富的语言感觉和尊重对方的立场、思想进行语言交流的能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母语课程也应该以母语——汉语来命名。
首先，“汉语”本身是对母语的一种自觉的体认。汉语，是堂堂一国之语，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尤其对于目前我国青少年一代国家意识、民族感情淡薄的现象而言，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以“汉语”命名我国的母语课程，能有助于我们恰当理解这一名称所包含的意义。它是以我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独特语言文字为载体，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恰当、合理地运用汉语的基本规则，提高学生母语的语用能力为主要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掌握一定量的汉语语法、修辞等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熟练、准确地运用本国语言；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熏陶，学生会形成对我国母语的一种丰富语感和民族自豪感，能够最终继承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并使其发扬光大。
再者，“语文”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它既可以指原生态的我国母语作品，也可以指用我国母语翻译过来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无法突显出我国母语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不能够解决我国母语课程中现存的一系列深刻问题。
“汉语”是笔者所设想的课程名称，具体到课程的设置方面，还应进一步的划分才更妥当。我国曾在1951年进行过语言、文学分科的设想，并于1955年付诸于实践。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改革的过程中，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求全责备本就是不应当的态度。而且其失败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当时政治倾向较为严重所导致。客观地说，分科教学的实验符合了广大师生的需要，它将两科的教学任务明确地划分开来，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方法明确，教学评价明确，使得语文课程再也不是“个人随意发挥”的课程。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对于改变我国语文教育目前较为混沌的状态，仍然有其借鉴意义。但过去的这种分类属于横向层面的划分，而笔者认为，纵向层面的划分好像更生动也更妥善些。
所谓“纵向层面”的划分，就是将“中小学分设基础汉语和高级汉语两门课程，分别指向汉语基础语用能力和汉语高级语用能力，高校统一设置大学汉语作为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按照上述课程名称、学习目标和学习对象而设计相应的课程内容（其中“汉语言文学鉴赏模块”即可融合与“高级汉语”和“大学汉语”，也可单独另设）”。④这样既兼顾到汉语的语用功能，又没有偏废其他蕴含人文性的文学教育。给这一切都冠上“汉语”之名，还能从意识里给学生一个准确的上层目标定位，增强我国现存“语文”课程里每个人成为现代公民和具有爱国荣誉感的意识，最主要的是可以根据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成长需要灵活安排母语课程内容。举个例子，对于小学生来说，汉字的基本书写以及简单汉语使用的规范这些语法常识是其主要完成的任务。而7~9年级的学生，除了更进一步的语用能力培养外，针对其进入青春期的年龄特征，还需要对学生进行一些如何培养正确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这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文学教育。高中与大学的学生也是同理视之，根据学生当时所处的年龄特征和成长环境来确定课程的内容。这种“以学生发展为侧重”的课程方式很符合学生从小到大不同的发展需要，也可以解决人成长中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很好地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两者的矛盾。埃里克森的研究指明：“发展并未在儿童期结束，而是跨越了生命的整个过程。发展分为八阶段，前五个阶段跨越了婴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后三个阶段处于成人期。每个阶段都包含一个冲突。”⑤所以，对于奠定人生基础的母语教育来说，从小接触有针对性的恰当的语言教育和情感教育，必然有利于个人特定阶段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及未来幸福生活的追求。
曾经有人提议用“文学”来作为我国母语课程的名称，“文学”这一个词包括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言语作品。文学教育是读者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与编者对话、与自己对话，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本质上还是一种审美教育，而且全世界兼可通用，肯定不能取代我国母语课程中必然要有的民族荣誉感和民族独特性，更不具备以培养学生汉语的语用能力为主要任务的特征。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用“华语”作为我国母语课程的名称。这个名称显示了我国母语的民族性，具备一个广义上的概念。但是，“华语”这个词语好像更偏重的是一种大局观念，放在我国国内，主指中小学母语课程的名称，范围又有点太大，指代不明。
综上所述，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还是“汉语”较为合适些，可以以语用能力为主，也可以以文学教育为主。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这样也解决了关于语文教学应该偏重工具性还是人文性的问题。希望将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归正为“汉语”，这样可以解决我国目前语文教育界存在的一些紧迫性问题。
注释：
①《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②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李政涛、吴玉如《“新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指导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④潘涌《语文课程名称亟待归正》，《语文建设》2009年第7期，第21~22页。
⑤【美】盖伊·莱弗姆索瓦兹著，佐斌等译《教学的艺术》，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