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王昕朋的中篇小说《北京户口》，心里难以平静。新鲜题材、精彩情节和人物性格命运，令人震撼。
　　中国是农业大国，任何一次社会转型，都会使它产生巨大的变化，它的巨大变化又反过来推进着社会的转型。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大量农民来到城市打工。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现有农民工2000多万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做着特殊的贡献。敏感的文学艺术，早就对农民工的生活有了数量可观形式多样角度不同的艺术反映，更有农民工自己写的诗歌、散文、小说、歌曲等，真情实感地倾吐了这个特别的弱势群体的酸甜苦辣和美好向往。王昕朋则把他的目光投到了农民工的第二代身上，把笔伸向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处境和未来命运，写作发表了《北京户口》。这是对农民工题材的深层开掘，仿佛深挖的泉水，给人清冽新鲜的感觉。
　　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处境和未来命运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受到平等公正的教育。这也是农民工心中的一件大事。千千万万农民离开熟悉的农村，走进陌生的城市，关注的无非是工作、工资、住房、伤病保险、子女上学等，而其中子女上学又是许多人放在第一位的。对不少人来说，进城打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女和城里孩子一样受到比农村更好的教育。小说着意选取农民工女儿刘京生中考这一情节，敏锐地拨动了时代的也是人心的琴弦。刘京生生于北京，在北京上幼儿园、小学、初中，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连续三年在市外语大赛中获奖，临近中考时还夺得全市“成长杯”外语大赛一等奖。然而按照政策规定，她因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必须回原籍去中考、上高中。这当然是她的父亲刘文革、母亲大胖所不愿意的。于是他们瞒着女儿，为弄到“北京户口”奔忙求告。
　　小说围绕着“北京户口”设置细节，层层铺展，细腻描写。刘文革和大胖都是年轻时进城打工的普通农民，通过多年苦干，男的开了一个小装修公司，还当了区政协委员，女的在官园租了一个档口，在众多农民工里，算是打拼得相当不错的。像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能上好的中学大学，有个美好的未来。可女儿面临的中考，竟成了横在他们眼前的一道难关。
　　他们无权无势，靠自己的苦干也不可能改变政策规定。怎样才能弄到北京户口，保证女儿在北京参加中考呢?他们求班主任马老师、教导主任、校长、区政协熟悉的领导，都无济于事，真是求告无门。正在这个时候，当与大胖一起的农民工孙姐找到陈开阳的男友“刘处长”，听说花三十万可以买到北京户口时，刘文革毫不犹豫地低价卖掉刚开两年的面包车，大胖也忍痛转让了官园的档口，宁愿再去给别人打工。好不容易凑够三十万交给“刘处长”。可是，派出所抓住了骗子“刘处长”，他们才如梦方醒，知道买的是假北京户口，不仅上当受骗，钱也追不回来，可谓哭诉无门。最后，在求告无门哭诉无门之时，刘文革便用新近装修得到的一笔钱，把刘京生送到国外去读书。
　　在这整个过程中，刘文革大胖夫妇情切、无奈，为女儿不惜一切的心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形象鲜明生动感人。他们的无知以及被骗，也让人久久回味思考。
　　除刘京生之外，小说还写了一对亲姐妹。她们也因父母进城打工生于城市，在北京长大，并上到初中。姐姐陈开阳初中毕业时誓死不回农村中考甚至服安眠药自杀，被孙姐救后，先是跟着打工，又甩掉了原来喜欢的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公务员进了一家公司的男友，和骗子“刘处长”混在一起，孙姐就是通过她认识了骗子“刘处长”并介绍给刘京生父母的。妹妹陈北阳也面临中考，她怕回老家没人照顾，考不上高中，心灰意冷，写了一篇《我想死》的博客，发泄心中的伤感、牢骚和不满。她以后的路怎么走，难以预料。
　　可以说，陈氏姐妹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代表。父母虽想把他们留在城里上学，又无力支付昂贵的“赞助费”，更无钱送他们到国外去读书。其出路，要么回到农村去，要么留下来打工，这样都不利于他们的正常教育和健康成长；还有就是像陈开阳那样，在城里混日子，这不但是对青年个人的危害，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不论哪种情况，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