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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节刚过，浙江、江苏、北京、安徽、吉林等地便先后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一方面，返城之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放弃了原来的工作，重新开始求职；另一方面，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雇主却因招不到合适的职工或雇员而犯难。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招工难”已经成为春节之后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此同时，“选择性就业”和“旅游式就业”正逐渐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式。那么，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个群体的就业会如此之不稳定呢？
新生代农民工之新
當时间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的时候，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我国可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人数及其在我国外出农民工中的比重都将持续上升。
与扛着编织袋进城打工的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拉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他们的就业形式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雇用制成为主要的用工形式，从而使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和就业岗位。
其次，与老一代农民工为改善家庭生存条件而外出打工不同，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更加看重工资待遇，更加看重自身技能的提升和权利的实现，从而也更加在意就业岗位与实现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再次，从年龄上看，他们大多20岁出头，思维和心智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会随着打工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使他们对职业和就业岗位的选择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倾向非常强烈，更加渴望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和福利。因此，如果融入城市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就业岗位之间流动，而不是直接回到农村。
对城市的不适应
城市适应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的是城市新移民通过交往、适应和融合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从而与城市社会建立和谐关系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为基本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赋予了我国城市新移民新的制度身份—农民工。因此，国外城市新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我国就变成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般而言，城市适应能力越强，对城市就越有归属感，从而也越倾向于稳定就业，反之则否。从城市适应方面来看，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从而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过客”心理较为浓重，从而难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
是否认同城市市民的身份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这一群体的制度身份仍然是农民，因此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而人力资本上的劣势是导致这一群体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由于文化技能较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单位只能担任低层次的职务，因此上升通道非常狭窄，而上升通道的缺乏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跳槽”的重要原因。从居住条件来看，目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简易宿舍或者工棚中，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即便是在城市租房，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采取多人合租的方式居住。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房价依然高位运行，与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薄弱的承受能力之间严重背离，从而使他们在城市安家的愿望几乎成为空想。
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城市的政府、社区、企业和市民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仍然基本上把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城市非户籍人口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难以获得表现为利益诉求、信息获取、权益维护等形式的组织型社会资本，而且也难以获得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制度型社会资本。目前，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友和老乡仍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
与熟人关系为表征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此，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提高社会互动的频度、广度和深度，从而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然而，由于我国至今仍然存在着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身份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一道制度性的屏障，阻碍了二者之间的正常社会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无法参加城市的社区选举和社区日常管理，与老乡和来自别的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社会交往成为他们在城市主要的社会参与。
对城市的诸多不适应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因此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升这一群体的城市适应性，从而使其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应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纳入专项经费保障范围。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中央的政策，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本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其享受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待遇。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招工难”已经成为春节之后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此同时，“选择性就业”和“旅游式就业”正逐渐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式。那么，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个群体的就业会如此之不稳定呢？
新生代农民工之新
當时间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的时候，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我国可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人数及其在我国外出农民工中的比重都将持续上升。
与扛着编织袋进城打工的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拉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他们的就业形式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雇用制成为主要的用工形式，从而使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和就业岗位。
其次，与老一代农民工为改善家庭生存条件而外出打工不同，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更加看重工资待遇，更加看重自身技能的提升和权利的实现，从而也更加在意就业岗位与实现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再次，从年龄上看，他们大多20岁出头，思维和心智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会随着打工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使他们对职业和就业岗位的选择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倾向非常强烈，更加渴望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和福利。因此，如果融入城市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就业岗位之间流动，而不是直接回到农村。
对城市的不适应
城市适应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的是城市新移民通过交往、适应和融合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从而与城市社会建立和谐关系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为基本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赋予了我国城市新移民新的制度身份—农民工。因此，国外城市新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我国就变成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般而言，城市适应能力越强，对城市就越有归属感，从而也越倾向于稳定就业，反之则否。从城市适应方面来看，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从而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过客”心理较为浓重，从而难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
是否认同城市市民的身份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这一群体的制度身份仍然是农民，因此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而人力资本上的劣势是导致这一群体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由于文化技能较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单位只能担任低层次的职务，因此上升通道非常狭窄，而上升通道的缺乏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跳槽”的重要原因。从居住条件来看，目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简易宿舍或者工棚中，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即便是在城市租房，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采取多人合租的方式居住。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房价依然高位运行，与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薄弱的承受能力之间严重背离，从而使他们在城市安家的愿望几乎成为空想。
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城市的政府、社区、企业和市民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仍然基本上把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城市非户籍人口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难以获得表现为利益诉求、信息获取、权益维护等形式的组织型社会资本，而且也难以获得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制度型社会资本。目前，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友和老乡仍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
与熟人关系为表征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此，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提高社会互动的频度、广度和深度，从而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然而，由于我国至今仍然存在着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身份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一道制度性的屏障，阻碍了二者之间的正常社会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无法参加城市的社区选举和社区日常管理，与老乡和来自别的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社会交往成为他们在城市主要的社会参与。
对城市的诸多不适应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因此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升这一群体的城市适应性，从而使其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应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纳入专项经费保障范围。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中央的政策，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本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其享受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