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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一个小镇上，鲁吉·夏尔马（Ruchir Sharma）随外公外婆度过了童年的夏天。北方邦是印度最贫困、也是人口最多的邦之一。尽管那个小镇距离首都新德里（New Delhi）仅有四个小时车程，但那里与夏尔马后来的城市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消遣，他就把夏日时光用来研究成年人——看他们“对着电视骂出最露骨的脏话”。那是人们在参与印度最受关注的活动：政治。
这是幼年夏尔马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政体的最初认识。
夏尔马现在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师，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印度的看法越来越完善。他经常回到印度旅行，与一个由印度作家和编辑组成的旅行团一起考察至少一个邦或者全国大选的情况。
他在最新的回忆录《民主在路上：印度二十五年之旅》（Democracy on the Road： A 25-year Journey Through India）中描述了自己游历印度29个邦中15个邦的见闻，包括他与印度政客在家中的私密会面，以及在小镇政治集会上与投票人交谈。这些夹杂在超大城市之间、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往往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4月2日，印度基准股指标准普尔BSE Sensex指数达到39056.65点的历史高位（编者注：5月31日，该指数收于39714.20点）。股市大涨的部分原因，是投资者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亲商业执政联盟在4月11日开始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连任感到乐观（编者注：5月23日，莫迪所在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赢得大选）。而在此之前一个月，印度还是今年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印度选举季将于五月底结束。夏尔马将在五月再次出发前往印度，赶在大选结束之前一窥究竟。他在最近一次接受《巴伦》采访时谈到了影响印度大选的因素。夏尔马认为，即便莫迪在大选中击败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之孙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投资者也应降低对印度股市的预期。他还认为，投资者应该停止将印度和中国进行比较。
《巴伦》：在书中你讨论了 “莫菲西尔”（mofussils）如何对印度大选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莫菲西尔”是殖民时期的一个词，现在印度人用它来形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没有去过这些地区的人会错过什么呢？
夏尔马：人们会不知道那里的思维方式有多么不同。比如说，印度的全国性媒体关注的是德里（Delhi）的污染和空气质量。不过在德里之外的地区，就算雾霾问题同样严重，也没人谈论这件事。对于住在村子里的人来说，眼前的生活过得去才是更重要的。另一件事是，人们不知道种姓制度在印度有多么根深蒂固，尤其是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所居住的农村地区。莫迪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在北部地区以外的地方引起的共鸣要小得多，人们低估了印度的多样性。印度更像是由29个小国家组成的大陆，而不是一个国家。
《巴伦》：所以地区问题要高于全国性问题。下个月你回到印度希望看到什么呢？
夏尔马：莫迪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他的个人声望轉化为印度人民党的选票，以及反对派联盟的合作程度如何。任何时候只要反对派联合起来，都将构成威胁。
《巴伦》：是什么让反对派组成了联盟？
夏尔马：一般来说是希望推翻原有领导人。印度人一向对在任政府抱有民粹主义情绪。印度三分之二的在任政府都没能在大选中获得连任。而美国80%的现任政府会再次当选。但现在我注意到，“反对在任政府”的趋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去年，全世界仅有40%的在任政府获得连任，这和十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巴伦》：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平等加剧吗？
夏尔马：在印度，人们认为国家是有问题的，她无法兑现承诺，所以印度人总是对在任政府感到愤怒。但如今，全世界都对当权派能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交媒体鼓动的，社交媒体使得推翻政客变得容易。
《巴伦》：那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夏尔马：这会带来更多的波动性。
《巴伦》：如果印度人总是站在弱势这一边，这对莫迪来说不会是个好消息。
夏尔马：这是莫迪所面临的风险。印度商界现在普遍无精打采。他们并没有从政府得到想要的东西，但又害怕变化。这些人天生就喜欢稳定性。
《巴伦》：去年12月，莫迪政府第二任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由于与政府关系紧张辞职。印度卢比大跌。我们在其他新兴市场，比如土耳其，看到了更加威权化的趋势。如果莫迪获得连任，印度会发生类似情况吗？
夏尔马：这是其中一个风险。但即使莫迪获得连任，他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算是2014年大选，他也才赢得了31%的选票。这是印度民主制度好的一面。由于国家的多样性，印度的权力制衡比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要强很多。
《巴伦》：这种多样性也使得经济改革很难推行。过去的20年里，你曾与甘地家族成员、莫迪以及其他领导人对话，而你降低了自己对改革的预期。这是为什么？
夏尔马：我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了，我意识到印度会以自己的节奏进行变革。在印度，你没办法跑过去告诉他们要像里根（Ronald Reagan）或者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一样。这么做根本不管用。所有印度领导人都有中央集权倾向，他们过于相信国家的力量。无论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或者是要把重心放到发展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地方政府应该起到更大作用。在印度很难发生自上而下的改革。
《巴伦》：上一次莫迪赢得选举，投资者曾对经济改革和消除官僚主义感到兴奋。市场最近也由于类似的乐观情绪而上涨。投资者是否需要降低预期呢？
夏尔马：降低预期是好的。（莫迪所带来的）改革和变化与人们所预期的不同。他想要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那不是自由市场改革或经济自由化。或者，比如说，那不是巴西总统保尔森纳罗（Jair Bolsonaro）正在进行的那种改革。
《巴伦》：对于印度，投资者最应了解的是哪一点？
夏尔马：不要再拿印度和中国比较了。除了人口众多，这两个亚洲大国没有任何共同点，一点都没有。与中国相关的每件事，其反面在印度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中国的同质化程度很高，印度却一直是一个非常异质化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与印度领导人截然不同。
人们总是把中国看成是一种威权式的政府主导模式，但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渐大幅度降低。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承担了一些巨大的预期风险，这些改革通常是由新一届领导人进行的。
中国实施改革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某种危机，这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危机通常成为改革的催化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中国有7000万国企员工下岗再就业。但也正是这一改革保证了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过去这几年，中国显示出一些回退迹象，但这并不影响大的趋势。相比于印度，中国倒给了她的人民多得多的经济自由。
《巴伦》：你可以说出一个印度在这方面失败的例子吗？
夏尔马：比如“废钞令”（莫迪政府2016年11月下令一夜之间废除全国85%的货币）。印度这么做是希望进入无现金社会，中国却在私人部门更快地进入了无现金社会。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中产阶级基本不用现金。这种变化是随着技术变革和支付手段发展而自然发生的，并不是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或者通过“废钞令”这种严酷措施实现的。印度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翻译：柏柏；《巴伦》2019年4月7日报道）
这是幼年夏尔马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政体的最初认识。
夏尔马现在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师，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印度的看法越来越完善。他经常回到印度旅行，与一个由印度作家和编辑组成的旅行团一起考察至少一个邦或者全国大选的情况。
他在最新的回忆录《民主在路上：印度二十五年之旅》（Democracy on the Road： A 25-year Journey Through India）中描述了自己游历印度29个邦中15个邦的见闻，包括他与印度政客在家中的私密会面，以及在小镇政治集会上与投票人交谈。这些夹杂在超大城市之间、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往往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4月2日，印度基准股指标准普尔BSE Sensex指数达到39056.65点的历史高位（编者注：5月31日，该指数收于39714.20点）。股市大涨的部分原因，是投资者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亲商业执政联盟在4月11日开始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连任感到乐观（编者注：5月23日，莫迪所在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赢得大选）。而在此之前一个月，印度还是今年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印度选举季将于五月底结束。夏尔马将在五月再次出发前往印度，赶在大选结束之前一窥究竟。他在最近一次接受《巴伦》采访时谈到了影响印度大选的因素。夏尔马认为，即便莫迪在大选中击败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之孙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投资者也应降低对印度股市的预期。他还认为，投资者应该停止将印度和中国进行比较。
不确定性带来更大波动
《巴伦》：在书中你讨论了 “莫菲西尔”（mofussils）如何对印度大选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莫菲西尔”是殖民时期的一个词，现在印度人用它来形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没有去过这些地区的人会错过什么呢？
夏尔马：人们会不知道那里的思维方式有多么不同。比如说，印度的全国性媒体关注的是德里（Delhi）的污染和空气质量。不过在德里之外的地区，就算雾霾问题同样严重，也没人谈论这件事。对于住在村子里的人来说，眼前的生活过得去才是更重要的。另一件事是，人们不知道种姓制度在印度有多么根深蒂固，尤其是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所居住的农村地区。莫迪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在北部地区以外的地方引起的共鸣要小得多，人们低估了印度的多样性。印度更像是由29个小国家组成的大陆，而不是一个国家。
《巴伦》：所以地区问题要高于全国性问题。下个月你回到印度希望看到什么呢？
夏尔马：莫迪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他的个人声望轉化为印度人民党的选票，以及反对派联盟的合作程度如何。任何时候只要反对派联合起来，都将构成威胁。
《巴伦》：是什么让反对派组成了联盟？
夏尔马：一般来说是希望推翻原有领导人。印度人一向对在任政府抱有民粹主义情绪。印度三分之二的在任政府都没能在大选中获得连任。而美国80%的现任政府会再次当选。但现在我注意到，“反对在任政府”的趋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去年，全世界仅有40%的在任政府获得连任，这和十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巴伦》：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平等加剧吗？
夏尔马：在印度，人们认为国家是有问题的，她无法兑现承诺，所以印度人总是对在任政府感到愤怒。但如今，全世界都对当权派能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交媒体鼓动的，社交媒体使得推翻政客变得容易。
《巴伦》：那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夏尔马：这会带来更多的波动性。
《巴伦》：如果印度人总是站在弱势这一边，这对莫迪来说不会是个好消息。
夏尔马：这是莫迪所面临的风险。印度商界现在普遍无精打采。他们并没有从政府得到想要的东西，但又害怕变化。这些人天生就喜欢稳定性。
自上而下的改革难推进
《巴伦》：去年12月，莫迪政府第二任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由于与政府关系紧张辞职。印度卢比大跌。我们在其他新兴市场，比如土耳其，看到了更加威权化的趋势。如果莫迪获得连任，印度会发生类似情况吗？
夏尔马：这是其中一个风险。但即使莫迪获得连任，他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算是2014年大选，他也才赢得了31%的选票。这是印度民主制度好的一面。由于国家的多样性，印度的权力制衡比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要强很多。
《巴伦》：这种多样性也使得经济改革很难推行。过去的20年里，你曾与甘地家族成员、莫迪以及其他领导人对话，而你降低了自己对改革的预期。这是为什么？
夏尔马：我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了，我意识到印度会以自己的节奏进行变革。在印度，你没办法跑过去告诉他们要像里根（Ronald Reagan）或者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一样。这么做根本不管用。所有印度领导人都有中央集权倾向，他们过于相信国家的力量。无论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或者是要把重心放到发展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地方政府应该起到更大作用。在印度很难发生自上而下的改革。
《巴伦》：上一次莫迪赢得选举，投资者曾对经济改革和消除官僚主义感到兴奋。市场最近也由于类似的乐观情绪而上涨。投资者是否需要降低预期呢？
夏尔马：降低预期是好的。（莫迪所带来的）改革和变化与人们所预期的不同。他想要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那不是自由市场改革或经济自由化。或者，比如说，那不是巴西总统保尔森纳罗（Jair Bolsonaro）正在进行的那种改革。
除了人口众多，中印没有共同点
《巴伦》：对于印度，投资者最应了解的是哪一点？
夏尔马：不要再拿印度和中国比较了。除了人口众多，这两个亚洲大国没有任何共同点，一点都没有。与中国相关的每件事，其反面在印度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中国的同质化程度很高，印度却一直是一个非常异质化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与印度领导人截然不同。
人们总是把中国看成是一种威权式的政府主导模式，但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渐大幅度降低。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承担了一些巨大的预期风险，这些改革通常是由新一届领导人进行的。
中国实施改革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某种危机，这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危机通常成为改革的催化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中国有7000万国企员工下岗再就业。但也正是这一改革保证了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过去这几年，中国显示出一些回退迹象，但这并不影响大的趋势。相比于印度，中国倒给了她的人民多得多的经济自由。
《巴伦》：你可以说出一个印度在这方面失败的例子吗？
夏尔马：比如“废钞令”（莫迪政府2016年11月下令一夜之间废除全国85%的货币）。印度这么做是希望进入无现金社会，中国却在私人部门更快地进入了无现金社会。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中产阶级基本不用现金。这种变化是随着技术变革和支付手段发展而自然发生的，并不是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或者通过“废钞令”这种严酷措施实现的。印度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翻译：柏柏；《巴伦》2019年4月7日报道）